第三章 滿洲貴族重新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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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曾國藩之後，中國儒生名義上的首領是李鴻章。
中日甲午戰争後，李鴻章倒台，中國的儒生們面臨群龍無首的困局。
這種情況導緻的直接結果是，中國的統治權——正如我所說過的，它曾經在太平天國叛亂時期從滿洲貴族手中落入漢族士大夫手裡——現在則又重新回到了滿洲貴族手中。
裕祿繼李鴻章之後做了直隸總督和北洋通商大臣，不過，這位滿人總督在義和團暴動時因兵敗而自裁于天津。
不過，他還算不上是滿洲貴族的首領。
真正的滿洲貴族首領是已故的軍機大臣榮祿，他堪稱中國的索爾茲伯裡勳爵。
已故的索爾茲伯裡勳爵不僅擁有卡萊爾極為欣賞的那種彬彬有禮的英國紳士氣派，而且在私人和社會生活中兼有馬修·阿諾德在談論詩時所提到的那種“氣魄”。
在這個工業化時代，他堪稱英格蘭貴族階層中最後一個優雅的人。
榮祿不僅具有高尚的品質和尊貴的氣質，身為滿洲最後一個“雅士”，人們常可以從這個有教養的滿洲青年身上看到那種溫文爾雅而不失宏大的氣度，或者說是一種真正的貴族特有的威嚴。
目前，我在北京見到的最為出色的滿洲貴族，甚至于現在的攝政王，也沒有索爾茲伯裡勳爵和榮祿身上的那種氣質。
當然，除了榮祿之外，近來滿洲貴族中惟一的另一位具有類似“宏大氣度”的人，則是已故皇太後陛下——她不僅是一位像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那樣的偉大貴婦或曰女主，她甚至還稱得上是一位高貴而“不同尋常”的女性。
然而，俾斯麥對于索爾茲伯裡勳爵的看法，也同樣适用于中國的榮祿——在談到身為國務活動家和政治家的索爾茲伯裡勳爵時，俾斯麥不客氣地評論道：“他隻不過是一塊看上去像鋼材的塗色石膏”。
說白了，就是說他“金玉其表，敗絮其中”。
相反，俾斯麥則與比肯斯菲爾德勳爵一樣，富有才華與政治謀略。
無論是索爾茲伯裡勳爵還是滿洲人榮祿，他們都不曾自命為“天才”。
相比之下，不管是俾斯麥還是比肯斯菲爾德勳爵，他們則都曾費盡心機要提升自我的修養，提高智識水平。
另外，索爾茲伯裡勳爵和榮祿的血液裡都隻僅有英雄主義氣概和高貴的品格——可以說，他們是人中之瑞，算是塊可造之材，但是，他們卻并未努力——也或者因他們太過執拗、高傲而不屑于去做那樣的努力，即他們不屑把将自己血液中的高貴因子經由智識修養的萃取與提煉，因此，他們未能将其自身潛力進一步發揮出來，沒有能以提高自己的施政水平而在本國政壇做出更宏偉的事業。
結果，他們兩個人，索爾茲伯裡勳爵這個品格高貴的英國大貴族，與驕傲的滿洲貴族榮祿——當他們在各自的國家處于危急的關頭，而本人又負有最高責任的時候——他們兩人都非但未能控制局勢，反而聽任局勢的擺布。
索爾茲伯裡勳爵做夢也想過要向南非的布爾人開戰，更沒想到要吞并德蘭士瓦。
但他聽憑事态自由發展，直到南非共和國總統克魯格（Kruger）送來了最後通牒之後，那個偉大而驕傲的賽希爾的熱血，才終于戰勝了國務活動家和政治家索爾茲伯裡勳爵，使他在戰争爆發前夕的那場極其動聽、令人難忘的演說中，怒火中燒，不可遏止。
這一演說，讀起來就像莎士比亞筆下科裡奧蘭納（Coriolanu）的那場演說： 你有數不清的謊話！叫我撕裂心肺 也容納不下。
呀，奴才，你這該死的奴才！ 原諒我，爵主們，這是我生平頭一次不得不罵。
這一反應的結果是布爾戰争的爆發和南非持續兩年多的禍亂，說得更深遠一些，導緻了大英帝國的衰落。
同樣，中國的榮祿——正如有一天保存在武昌總督衙門的電報會證明的——他做夢也不曾想攻打外國使館，更談不上要将所有外國人都趕出中國去。
要說正确和公正，外國人指責已故中國皇太後和榮祿處心積慮圍攻使館，要把所有外國人趕出中國，就好比指責已故維多利亞女王和索爾茲伯裡勳爵在南非戰争之前陰謀發動布爾戰争并吞并德蘭士瓦一樣。
事實恰恰相反——盡管榮祿已盡最大努力去制止那些因自尊被洋人刺痛而發瘋的滿洲貴族們，他也努力要保護在京的外國人，以維護列國間的和平，但是，當克林德男爵被董福祥軍紀渙散的部下殺死時，他心如刀絞，立刻給張之洞總督發出一封加急電報，發出了絕望的呼叫：“Toutestperduforsl’honneur——一切都完了，隻剩下自尊了。
” 實際上，像索爾茲伯裡勳爵一樣，榮祿聽憑事态自由發展，漫無節制，直到外國海軍發動猛攻，占領大沽口炮台，他身上流着的那高貴的滿洲貴族血液才占了上風。
于是，他放開羁縻之手，讓端王帶着瘋狂的拳民，讓董福祥帶着麾下漫無軍紀的甘軍為所欲為。
這一決定的結果是整個華北地區陷入一年半的騷亂中，而無辜的中國人民則不得不每年把千百萬兩白銀送入外國國庫。
這樣，索爾茲伯裡勳爵和榮祿一經考驗，便表明他們正如俾斯麥所說：“隻是一塊看上去像鋼的塗料石膏。
”孔子說：“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
”（出自《論語·陽貨第十七》）。
在議和結束，朝廷回遷京城後不久，榮祿大人便死去了。
此後，慶王繼之成為滿洲貴族的領袖——盡管中英兩國社會狀況有别，但慶王就是中國的貝爾福勳爵。
像貝爾福先生一樣，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者。
有些沒有頭腦的外國人，以及類似的中國人，将這樣一個事實——即慶王從其所栽培和庇蔭下的那些有油水可撈的下屬那裡接受錢财和禮物，說白了也就是他受賄的事實——過于看重。
其實，慶王并不像李鴻章那樣對錢财本身懷有卑鄙無恥的貪婪之心，而是他身上那種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使得他無所顧忌地從其被保護人那裡接受禮物和金錢。
正如臭名昭著的羅伯特·沃波爾爵士的犬儒主義使他在他那個時代容忍和庇護英國的“假公濟私者”一樣。
沃波爾爵士曾說：“每個人都有他的價值”。
慶王則說：“我的身後事，與我無關”。
在慶王看來，如果一個無望世界上的無望政府，連他這個奢侈慣了的老頭子及其一家老小也養活不了，而他自己又辛辛苦苦一輩子，為了挽救這個無望世界上的無望政府，耗盡了全部的房産、私人财物乃至自己的一生，在這種情況下，他這個老頭子就要依靠自己來為自己及一家撈點外快了。
假如英國的貝爾福先生生活在喬治時代而不是維多利亞時代，他的犬儒主義将使他像羅伯特·沃波爾爵士一樣，容忍和庇護“假公濟私者”。
假如他生活在中國，也會接受張伯倫先生及其伯明翰朋友的禮物和鈔票，就像慶王接受袁世凱及其來自廣東的朋友們所送的禮物一樣。
愛默生說：“我們評價一個人智能的高低，要看他抱負的大小。
”因此，我在另一本書中曾指出，一個人或一個民族抱悲觀主義，是其智能不健全或有缺陷的确切标志——現在中國的滿洲貴族，像所有國家的貴族一樣，最初都是一個軍事部族或種族，其專長在于能征善戰。
它從形成之日起，就更需要和更重視發展體力，而不是腦力或智力。
因此，該部族的後代，甚至到了晚近，社會環境改變了，但一般說來，他們仍然不愛去進行腦力或智力方面的訓練，加強這方面的修養。
然而，如果缺乏智能方面的修養，你就無法有思想，也無法了解思想。
進一步說，若沒有深厚的智能修養，你就不能有正确的思想，而沒有思想，便無法對現實作出說明。
一個沒有思想的人隻能看見事物的外表，卻無法見到事物的内涵，見到那物質客體的内在道德特質或精神價值。
對于一個沒有思想的農民來說，正如華茲華斯所言：路旁的櫻草就隻是一顆櫻草，再也沒有任何别的意義。
簡而言之，沒有思想，人們無法說明和了解現實的内涵，而沒有正确的思想，人們便無法得知現實真正的内涵——那種現實内在的道德特質或精神價值。
因此，一個國家的貴族階級，像中國的滿洲貴族和英國的上層階級，因為他們缺乏智識修養，一般說來沒有思想且無法理解思想，結果也就無法解釋和說明現實，然而，生活中的現實，就像古埃及的斯芬克斯之謎一樣，如若得不到正确的解釋和說明，她就會将其人和民族一起吞并——在太平時期，對于那些生活在古老的既成的社會和文明秩序中的人來說，不必自行理解生活中環繞自己的種種現實——那由男人和女人組成的社會，既成社會秩序和文明中的生活方式與風俗習慣。
因為這些現實已經得到了解釋，絕對毋需人們再去自行解釋。
然而，生活在革命和“開放”的時代——比如當今生活在中國和歐洲的人們——當文明與文明相遇，沖突和碰撞之時，一個民族舊有的社會秩序、生活方式與習慣，就像大地震中的陶器一樣很容易破碎——在這樣的時代，人們突然面臨新的現實，他們不得不對其作出正确的解釋和說明，否則，新的現實，就如同那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将要吞沒他們、吞沒他們的生活方式及其文明。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發現那些具有智識修養的賢者，像中國文人學士的代表張之洞，英國中産階級的代表紐曼博士和格萊斯頓，他們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這些人做出了真誠而英勇的努力，來說明解釋新時代的新現實。
但是，由于他們的智識修養膚淺，不夠深厚，因而其思想不正确，隻是虛假的不成熟的思想——他們對于新現實，也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釋說明，隻能做出虛假的總體說來錯誤的說明。
當他們發現自己錯誤的解釋和說明拯救不了自己的時候，又改變主意去搞折衷調和：以一種極端虛僞的理想主義來自行拯救。
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這類人的極端虛僞的理想主義，正如我所說明過的，使得人們在宗教和道德上成為耶稣會士，在政治上則成為馬基雅維利主義者。
另一方面，貴族階級中人，在一個革命和“開放”的新時代，由于他們缺乏智識修養，沒有思想和不能理解思想——也就完全不能解釋和說明現實。
比如像義和團運動中的端王和瘋狂的滿洲王公貴族們，他們不去設法了解和認識現代歐洲文明的新現實，而是以英雄主義作拼死一搏，去對抗新的冷酷的現實——那可怕的現代歐洲文明的物質主義殺人器械，諸如連發的來福槍和馬克沁機槍。
他們仰仗滿洲貴族的英雄氣概、勇武精神和高貴品格，去赤手空拳地與現代工業文明博鬥。
但這些新的冷酷現實，就像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一樣，以這種方式自然是無法将其戰勝和趕走的。
因此，在這樣一個革命和“開放”的時代，滿洲貴族階級的人們，當他們以自身所有的英雄氣概和高貴品格去英勇抗擊新時代的冷酷現實，而又無法将其戰勝和趕走的時候，他們隻能發現自己被可怕的新現實
中日甲午戰争後，李鴻章倒台，中國的儒生們面臨群龍無首的困局。
這種情況導緻的直接結果是，中國的統治權——正如我所說過的，它曾經在太平天國叛亂時期從滿洲貴族手中落入漢族士大夫手裡——現在則又重新回到了滿洲貴族手中。
裕祿繼李鴻章之後做了直隸總督和北洋通商大臣，不過，這位滿人總督在義和團暴動時因兵敗而自裁于天津。
不過，他還算不上是滿洲貴族的首領。
真正的滿洲貴族首領是已故的軍機大臣榮祿，他堪稱中國的索爾茲伯裡勳爵。
已故的索爾茲伯裡勳爵不僅擁有卡萊爾極為欣賞的那種彬彬有禮的英國紳士氣派，而且在私人和社會生活中兼有馬修·阿諾德在談論詩時所提到的那種“氣魄”。
在這個工業化時代，他堪稱英格蘭貴族階層中最後一個優雅的人。
榮祿不僅具有高尚的品質和尊貴的氣質，身為滿洲最後一個“雅士”，人們常可以從這個有教養的滿洲青年身上看到那種溫文爾雅而不失宏大的氣度，或者說是一種真正的貴族特有的威嚴。
目前，我在北京見到的最為出色的滿洲貴族，甚至于現在的攝政王，也沒有索爾茲伯裡勳爵和榮祿身上的那種氣質。
當然，除了榮祿之外，近來滿洲貴族中惟一的另一位具有類似“宏大氣度”的人，則是已故皇太後陛下——她不僅是一位像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那樣的偉大貴婦或曰女主，她甚至還稱得上是一位高貴而“不同尋常”的女性。
然而，俾斯麥對于索爾茲伯裡勳爵的看法，也同樣适用于中國的榮祿——在談到身為國務活動家和政治家的索爾茲伯裡勳爵時，俾斯麥不客氣地評論道：“他隻不過是一塊看上去像鋼材的塗色石膏”。
說白了，就是說他“金玉其表，敗絮其中”。
相反，俾斯麥則與比肯斯菲爾德勳爵一樣，富有才華與政治謀略。
無論是索爾茲伯裡勳爵還是滿洲人榮祿，他們都不曾自命為“天才”。
相比之下，不管是俾斯麥還是比肯斯菲爾德勳爵，他們則都曾費盡心機要提升自我的修養，提高智識水平。
另外，索爾茲伯裡勳爵和榮祿的血液裡都隻僅有英雄主義氣概和高貴的品格——可以說，他們是人中之瑞，算是塊可造之材，但是，他們卻并未努力——也或者因他們太過執拗、高傲而不屑于去做那樣的努力，即他們不屑把将自己血液中的高貴因子經由智識修養的萃取與提煉，因此，他們未能将其自身潛力進一步發揮出來，沒有能以提高自己的施政水平而在本國政壇做出更宏偉的事業。
結果，他們兩個人，索爾茲伯裡勳爵這個品格高貴的英國大貴族，與驕傲的滿洲貴族榮祿——當他們在各自的國家處于危急的關頭，而本人又負有最高責任的時候——他們兩人都非但未能控制局勢，反而聽任局勢的擺布。
索爾茲伯裡勳爵做夢也想過要向南非的布爾人開戰，更沒想到要吞并德蘭士瓦。
但他聽憑事态自由發展，直到南非共和國總統克魯格（Kruger）送來了最後通牒之後，那個偉大而驕傲的賽希爾的熱血，才終于戰勝了國務活動家和政治家索爾茲伯裡勳爵，使他在戰争爆發前夕的那場極其動聽、令人難忘的演說中，怒火中燒，不可遏止。
這一演說，讀起來就像莎士比亞筆下科裡奧蘭納（Coriolanu）的那場演說： 你有數不清的謊話！叫我撕裂心肺 也容納不下。
呀，奴才，你這該死的奴才！ 原諒我，爵主們，這是我生平頭一次不得不罵。
這一反應的結果是布爾戰争的爆發和南非持續兩年多的禍亂，說得更深遠一些，導緻了大英帝國的衰落。
同樣，中國的榮祿——正如有一天保存在武昌總督衙門的電報會證明的——他做夢也不曾想攻打外國使館，更談不上要将所有外國人都趕出中國去。
要說正确和公正，外國人指責已故中國皇太後和榮祿處心積慮圍攻使館，要把所有外國人趕出中國，就好比指責已故維多利亞女王和索爾茲伯裡勳爵在南非戰争之前陰謀發動布爾戰争并吞并德蘭士瓦一樣。
事實恰恰相反——盡管榮祿已盡最大努力去制止那些因自尊被洋人刺痛而發瘋的滿洲貴族們，他也努力要保護在京的外國人，以維護列國間的和平，但是，當克林德男爵被董福祥軍紀渙散的部下殺死時，他心如刀絞，立刻給張之洞總督發出一封加急電報，發出了絕望的呼叫：“Toutestperduforsl’honneur——一切都完了，隻剩下自尊了。
” 實際上，像索爾茲伯裡勳爵一樣，榮祿聽憑事态自由發展，漫無節制，直到外國海軍發動猛攻，占領大沽口炮台，他身上流着的那高貴的滿洲貴族血液才占了上風。
于是，他放開羁縻之手，讓端王帶着瘋狂的拳民，讓董福祥帶着麾下漫無軍紀的甘軍為所欲為。
這一決定的結果是整個華北地區陷入一年半的騷亂中，而無辜的中國人民則不得不每年把千百萬兩白銀送入外國國庫。
這樣，索爾茲伯裡勳爵和榮祿一經考驗，便表明他們正如俾斯麥所說：“隻是一塊看上去像鋼的塗料石膏。
”孔子說：“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
”（出自《論語·陽貨第十七》）。
在議和結束，朝廷回遷京城後不久，榮祿大人便死去了。
此後，慶王繼之成為滿洲貴族的領袖——盡管中英兩國社會狀況有别，但慶王就是中國的貝爾福勳爵。
像貝爾福先生一樣，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者。
有些沒有頭腦的外國人，以及類似的中國人，将這樣一個事實——即慶王從其所栽培和庇蔭下的那些有油水可撈的下屬那裡接受錢财和禮物，說白了也就是他受賄的事實——過于看重。
其實，慶王并不像李鴻章那樣對錢财本身懷有卑鄙無恥的貪婪之心，而是他身上那種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使得他無所顧忌地從其被保護人那裡接受禮物和金錢。
正如臭名昭著的羅伯特·沃波爾爵士的犬儒主義使他在他那個時代容忍和庇護英國的“假公濟私者”一樣。
沃波爾爵士曾說：“每個人都有他的價值”。
慶王則說：“我的身後事，與我無關”。
在慶王看來，如果一個無望世界上的無望政府，連他這個奢侈慣了的老頭子及其一家老小也養活不了，而他自己又辛辛苦苦一輩子，為了挽救這個無望世界上的無望政府，耗盡了全部的房産、私人财物乃至自己的一生，在這種情況下，他這個老頭子就要依靠自己來為自己及一家撈點外快了。
假如英國的貝爾福先生生活在喬治時代而不是維多利亞時代，他的犬儒主義将使他像羅伯特·沃波爾爵士一樣，容忍和庇護“假公濟私者”。
假如他生活在中國，也會接受張伯倫先生及其伯明翰朋友的禮物和鈔票，就像慶王接受袁世凱及其來自廣東的朋友們所送的禮物一樣。
愛默生說：“我們評價一個人智能的高低，要看他抱負的大小。
”因此，我在另一本書中曾指出，一個人或一個民族抱悲觀主義，是其智能不健全或有缺陷的确切标志——現在中國的滿洲貴族，像所有國家的貴族一樣，最初都是一個軍事部族或種族，其專長在于能征善戰。
它從形成之日起，就更需要和更重視發展體力，而不是腦力或智力。
因此，該部族的後代，甚至到了晚近，社會環境改變了，但一般說來，他們仍然不愛去進行腦力或智力方面的訓練，加強這方面的修養。
然而，如果缺乏智能方面的修養，你就無法有思想，也無法了解思想。
進一步說，若沒有深厚的智能修養，你就不能有正确的思想，而沒有思想，便無法對現實作出說明。
一個沒有思想的人隻能看見事物的外表，卻無法見到事物的内涵，見到那物質客體的内在道德特質或精神價值。
對于一個沒有思想的農民來說，正如華茲華斯所言：路旁的櫻草就隻是一顆櫻草，再也沒有任何别的意義。
簡而言之，沒有思想，人們無法說明和了解現實的内涵，而沒有正确的思想，人們便無法得知現實真正的内涵——那種現實内在的道德特質或精神價值。
因此，一個國家的貴族階級，像中國的滿洲貴族和英國的上層階級，因為他們缺乏智識修養，一般說來沒有思想且無法理解思想，結果也就無法解釋和說明現實，然而，生活中的現實，就像古埃及的斯芬克斯之謎一樣，如若得不到正确的解釋和說明，她就會将其人和民族一起吞并——在太平時期，對于那些生活在古老的既成的社會和文明秩序中的人來說，不必自行理解生活中環繞自己的種種現實——那由男人和女人組成的社會，既成社會秩序和文明中的生活方式與風俗習慣。
因為這些現實已經得到了解釋，絕對毋需人們再去自行解釋。
然而，生活在革命和“開放”的時代——比如當今生活在中國和歐洲的人們——當文明與文明相遇，沖突和碰撞之時，一個民族舊有的社會秩序、生活方式與習慣，就像大地震中的陶器一樣很容易破碎——在這樣的時代，人們突然面臨新的現實，他們不得不對其作出正确的解釋和說明，否則，新的現實，就如同那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将要吞沒他們、吞沒他們的生活方式及其文明。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發現那些具有智識修養的賢者，像中國文人學士的代表張之洞，英國中産階級的代表紐曼博士和格萊斯頓，他們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這些人做出了真誠而英勇的努力，來說明解釋新時代的新現實。
但是，由于他們的智識修養膚淺，不夠深厚，因而其思想不正确，隻是虛假的不成熟的思想——他們對于新現實，也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釋說明，隻能做出虛假的總體說來錯誤的說明。
當他們發現自己錯誤的解釋和說明拯救不了自己的時候，又改變主意去搞折衷調和：以一種極端虛僞的理想主義來自行拯救。
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這類人的極端虛僞的理想主義，正如我所說明過的，使得人們在宗教和道德上成為耶稣會士，在政治上則成為馬基雅維利主義者。
另一方面，貴族階級中人，在一個革命和“開放”的新時代，由于他們缺乏智識修養，沒有思想和不能理解思想——也就完全不能解釋和說明現實。
比如像義和團運動中的端王和瘋狂的滿洲王公貴族們，他們不去設法了解和認識現代歐洲文明的新現實，而是以英雄主義作拼死一搏，去對抗新的冷酷的現實——那可怕的現代歐洲文明的物質主義殺人器械，諸如連發的來福槍和馬克沁機槍。
他們仰仗滿洲貴族的英雄氣概、勇武精神和高貴品格，去赤手空拳地與現代工業文明博鬥。
但這些新的冷酷現實，就像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一樣，以這種方式自然是無法将其戰勝和趕走的。
因此，在這樣一個革命和“開放”的時代，滿洲貴族階級的人們，當他們以自身所有的英雄氣概和高貴品格去英勇抗擊新時代的冷酷現實，而又無法将其戰勝和趕走的時候，他們隻能發現自己被可怕的新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