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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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标準。
”同樣，在中國，一個出身儒林的士大夫則會說：“哎，如果你們基督教以你們的标準評定一切，那麼我們中國人就要擡出儒教的标準。
” 北宋時期（960-1127年）的著名詩人蘇東坡（1039-1112年，他名叫蘇轼）的弟弟蘇轍，曾經講過一個鄉愚初次進城的故事。
故事裡說，當那個鄉愚見到一匹騾子的時候，硬說他看到了一頭母牛。
城裡人說他弄錯了，并告訴他眼前的牲口是騾子而不是母牛，那個鄉愚卻反駁說；“我父親說它是一頭母牛，你們怎麼敢說它是騾子呢？”因此，如果基督教傳教士告知中國的文人學士們，道德、宗教以及文明的絕對标準是基督教标準，或者，當中國文人學士也以儒教标準作為衡量一切價值的絕對标準并将之告知傳教士們時，他們的所做所為就與那個鄉愚一樣了。
在後面的正文中，我将指出：“我們中國的文人學士，在歐洲現代物質實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力量面前無能為力，正如當年英國中産階級面對法國革命的思潮和理論時束手無策一樣。
”我還說：“要想有效地對付現代歐洲文明的破壞勢力，中國文人學士需要開放（expansion）。
”我這裡的所謂“開放”就是需要懂得：那些後來被歸納成體系的稱之基督教或儒教的理論彙編，行為規範與信條，并不是絕對真實的宗教，正如中國的文明或歐洲文明并非是真正完美無缺的文明一樣。
中國文人學士之所以束手無策，無能為力，是因為他們沒有此種認識。
現代歐洲文明無論利弊如何，其偉大的價值與力量——說到這裡，我希望能與那些認為我排外的外國朋友言歸于好——就在于法國大革命以來，現代歐洲人民已經有力地抓住了這種開放觀念，并且這種偉大的開放觀念已經傳到中國。
馬修·阿諾德談起他那個時代的英國事态時所說的情形，正與中國今日的情形相同。
阿諾德說：“我們長期在其中生活與活動的那種封閉的知識視野，現在不是正在打開嗎？種種新的光輝不是正暢通無阻地直接照耀着我們嗎？長期以來，這些光輝無由直射我們，因而我們也就無法考慮對它們采取何種行動。
那些擁有陳規陋俗并将其視為理性和上帝意志的人，他們被這些陳規陋俗束縛了手腳，無以解脫，哪裡還有力量去尋找并有希望發現那真正的理性和上帝的意志呢？但是現在，堅守社會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陳規陋俗——那種極其頑強的力量，那種頑固排斥一切新事物的力量，已經令人驚奇地讓步了。
當前的危險，不是人們頑固地拒絕一切，一味地抱住陳規陋俗不放，并将其當作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是他們太過輕易地便以某些新奇之物相取代，或者連陳規新矩一并蔑視，以為随波逐流即可，毋需麻煩自己去考慮什麼‘理性唯上帝的意志’。
” 實際上，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當前的危險，不在于人們會把馬修·阿諾德所說的陳規陋俗，即因襲已久的是非标準而認為其是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在于他們根本不相信有理性和上帝的意志這種東西存在。
倫敦《泰晤士報》說：“對于‘完美’，每人都有自己小小的看法。
”不僅如此，現在自稱為自由主義者每一個英國人，都認為他自己對于“完美”的看法或觀點即不比别人高明，起碼也和别人一樣高明。
他們根本不在乎我們所謂的正确理性和上帝的意志。
因此，現代英國人，當他來到中國時，因為打着開金礦，賣便宜肥皂，或借款給中國人修些無用的鐵路來賺錢的如意算盤，試圖将“自己對于‘完美’的小小看法”強加給中國人，所以，隻要中國人予以抵制，他就會怒火中燒，變成一個病态的悲觀主義者，或像濮蘭德先生那樣寫些心懷歹意、無中生有的下流事情來诽謗中國官員。
那些有頭腦的英國人，在讀過濮蘭德之流所寫的有關清朝官員的充滿歹意的鬼話和令人作嘔的诽謗文字後，也應該去看一看已故的戈登将軍對于中國官員
”同樣，在中國，一個出身儒林的士大夫則會說：“哎，如果你們基督教以你們的标準評定一切，那麼我們中國人就要擡出儒教的标準。
” 北宋時期（960-1127年）的著名詩人蘇東坡（1039-1112年，他名叫蘇轼）的弟弟蘇轍，曾經講過一個鄉愚初次進城的故事。
故事裡說，當那個鄉愚見到一匹騾子的時候，硬說他看到了一頭母牛。
城裡人說他弄錯了，并告訴他眼前的牲口是騾子而不是母牛，那個鄉愚卻反駁說；“我父親說它是一頭母牛，你們怎麼敢說它是騾子呢？”因此，如果基督教傳教士告知中國的文人學士們，道德、宗教以及文明的絕對标準是基督教标準，或者，當中國文人學士也以儒教标準作為衡量一切價值的絕對标準并将之告知傳教士們時，他們的所做所為就與那個鄉愚一樣了。
在後面的正文中，我将指出：“我們中國的文人學士，在歐洲現代物質實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力量面前無能為力，正如當年英國中産階級面對法國革命的思潮和理論時束手無策一樣。
”我還說：“要想有效地對付現代歐洲文明的破壞勢力，中國文人學士需要開放（expansion）。
”我這裡的所謂“開放”就是需要懂得：那些後來被歸納成體系的稱之基督教或儒教的理論彙編，行為規範與信條，并不是絕對真實的宗教，正如中國的文明或歐洲文明并非是真正完美無缺的文明一樣。
中國文人學士之所以束手無策，無能為力，是因為他們沒有此種認識。
現代歐洲文明無論利弊如何，其偉大的價值與力量——說到這裡，我希望能與那些認為我排外的外國朋友言歸于好——就在于法國大革命以來，現代歐洲人民已經有力地抓住了這種開放觀念，并且這種偉大的開放觀念已經傳到中國。
馬修·阿諾德談起他那個時代的英國事态時所說的情形，正與中國今日的情形相同。
阿諾德說：“我們長期在其中生活與活動的那種封閉的知識視野，現在不是正在打開嗎？種種新的光輝不是正暢通無阻地直接照耀着我們嗎？長期以來，這些光輝無由直射我們，因而我們也就無法考慮對它們采取何種行動。
那些擁有陳規陋俗并将其視為理性和上帝意志的人，他們被這些陳規陋俗束縛了手腳，無以解脫，哪裡還有力量去尋找并有希望發現那真正的理性和上帝的意志呢？但是現在，堅守社會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陳規陋俗——那種極其頑強的力量，那種頑固排斥一切新事物的力量，已經令人驚奇地讓步了。
當前的危險，不是人們頑固地拒絕一切，一味地抱住陳規陋俗不放，并将其當作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是他們太過輕易地便以某些新奇之物相取代，或者連陳規新矩一并蔑視，以為随波逐流即可，毋需麻煩自己去考慮什麼‘理性唯上帝的意志’。
” 實際上，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當前的危險，不在于人們會把馬修·阿諾德所說的陳規陋俗，即因襲已久的是非标準而認為其是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在于他們根本不相信有理性和上帝的意志這種東西存在。
倫敦《泰晤士報》說：“對于‘完美’，每人都有自己小小的看法。
”不僅如此，現在自稱為自由主義者每一個英國人，都認為他自己對于“完美”的看法或觀點即不比别人高明，起碼也和别人一樣高明。
他們根本不在乎我們所謂的正确理性和上帝的意志。
因此，現代英國人，當他來到中國時，因為打着開金礦，賣便宜肥皂，或借款給中國人修些無用的鐵路來賺錢的如意算盤，試圖将“自己對于‘完美’的小小看法”強加給中國人，所以，隻要中國人予以抵制，他就會怒火中燒，變成一個病态的悲觀主義者，或像濮蘭德先生那樣寫些心懷歹意、無中生有的下流事情來诽謗中國官員。
那些有頭腦的英國人，在讀過濮蘭德之流所寫的有關清朝官員的充滿歹意的鬼話和令人作嘔的诽謗文字後，也應該去看一看已故的戈登将軍對于中國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