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訊問曾靜口供二十四條 四、如果皇帝隻應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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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靜供：這狂怪的話，本是說做君的畢竟是聰明天，學問蓋世。
如前供所說，聰明睿智，仁能育萬物，義能正萬事，禮能宣萬化，智能察萬類，信能孚萬邦，天下乃得而尊之親之，奉以為君之意。
蓋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君以職位言，師以道德言。
必道德極天下之至，然後職位居天下之尊。
其實君師原是一人做的，君之外，另有一種道德高出天下者為師。
所以二帝三王之世，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是深于道德之至，精于學問之極，當明天下莫得而尚之，所以為君。
春秋、戰國之局變，有孔孟之道全德備，而世莫能用。
在上周家天子，又未聞有道德高出于孔孟者，以唐虞三代極盛之例推之，卻似春秋時的大君，合該有孔子之道德，方足以當之；戰國時之大君，合該有孟子之仁義，乃足以當之；宋末時的大君合該有程朱的理學，方足以當之。
當日之意，不是謂孔、孟必要出來做君，程、朱亦有志于臨民。
乃是謂君臨天下，必有孔、孟之道德仁義，與程、朱之理學精詳耳。
蓋敬君之至，莫如孔、孟，尊君之極，莫如程、朱。
孔子事君盡禮，見于《鄉黨》一篇，後世人臣所少到，且不唯敬而已。
推事君之誠，無所不至。
為委吏則牛羊茁壯長，為乘田則會計當。
舉凡當官之職，盡到十分處，不肯一毫苟且者，皆是看得君命重大，所以職不敢曠耳。
觀孔子，則孟子、程、朱可類推矣。
其所謂會做者，謂學問造到極處，成己自可以成物。
《大學》講明德，必及新民；《中庸》緻中和，必到位育。
蓋性分中功用之全，自然貫通到此。
所以說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
禹為君、稷為相、顔子是個陋巷匹夫，如何做得君相的事，亦是一理相通，修身就可以齊家，齊家就可以治國平天下。
四書五經中，無一章不言及治天下的事。
【譯文】 曾靜供：這些狂怪的話，本來是說做君王的畢竟是睿智聰明，上天賦予了誠信的品德，學問壓倒世人。
正如前邊供詞所說的，聰明睿智之人，仁愛能培育萬種物質，義利能端正萬種事理，儀禮能傳播萬種風化，智慧能明察萬種偏頗，誠信能信服萬千邦國，天下生民于是尊重他，親近他，敬奉為君王的意思。
上天将聖賢降于百姓之中，作他們的君王，作他們的師長，君王指的是職權位分而言，師長指的是道常德性而言。
必然是道常德性達到天下之頂端，然後職權位分才能居天下之最尊貴。
其實君王師長原來都是一人做的，君王之外另有一種道德高出天下人的為師長。
所以，在二帝三王的時候，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這些君王，都是深解于道德的最高意旨，精通于學問的頂端涵義，當時天下沒有誰不崇尚他們的，因此敬奉為君王。
春秋戰國時局變化，有孔孟全備的安邦治國學說思想，而世人卻沒有誰能采用。
在上邊的周室君王們，又沒有聽說有道德高出孔孟的人。
如果用唐堯、虞舜、夏禹三代最興盛時期的事例推論，卻好像是：春秋時期的君王，應該有孔子的道德，才足以擔當；戰國時期的君王，應該有孟子的仁義，才足以擔當；宋朝末期的君王，應該有程朱的理學，才足以擔當。
當時我寫此話的意思，不是說孔孟必要出來做君王，程朱也有志于撫臨天下百姓，而是講做君王的臨幸天下，必然得對孔孟的道德仁義和程朱的理學義旨精通詳明罷了。
對君王最敬崇的，沒有人能像孔孟；對君王最尊重的，沒有人能像程朱。
孔子服事君王盡禮盡節之事，可見于《鄉黨》這篇文章中。
後世的人臣們很少能做到，并且不像他那樣敬畏罷了。
從《鄉黨》一文中可推想他服事君王的誠懇之心，已達到了無微不至。
他擔任管糧倉的乘田小官時，将财務管理得順順當當；他擔任管畜牧的委吏小官時，将牛羊牧養的肥肥壯壯。
凡是擔任各種官職，都是盡心盡責到十分之處，不肯有一絲一毫的苟且偷安，這都是因為他把君王的命令看得至高重大，所以不敢荒廢職守而已。
看看孔子，那麼孟子、程子、朱子也就可以此類推了。
那種所謂會做事的人，學問已深造到極高之處，成全了自己自然也可以成全萬物。
《大學》研究授傳完美的德性必然要普及到初生的子民，《中庸》認為達到中和的境界必然是天地歸位，萬物發育
如前供所說，聰明睿智，仁能育萬物，義能正萬事，禮能宣萬化，智能察萬類，信能孚萬邦，天下乃得而尊之親之，奉以為君之意。
蓋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君以職位言，師以道德言。
必道德極天下之至，然後職位居天下之尊。
其實君師原是一人做的，君之外，另有一種道德高出天下者為師。
所以二帝三王之世，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是深于道德之至，精于學問之極，當明天下莫得而尚之，所以為君。
春秋、戰國之局變，有孔孟之道全德備，而世莫能用。
在上周家天子，又未聞有道德高出于孔孟者，以唐虞三代極盛之例推之，卻似春秋時的大君，合該有孔子之道德，方足以當之；戰國時之大君，合該有孟子之仁義，乃足以當之；宋末時的大君合該有程朱的理學，方足以當之。
當日之意，不是謂孔、孟必要出來做君，程、朱亦有志于臨民。
乃是謂君臨天下，必有孔、孟之道德仁義，與程、朱之理學精詳耳。
蓋敬君之至，莫如孔、孟，尊君之極，莫如程、朱。
孔子事君盡禮，見于《鄉黨》一篇，後世人臣所少到，且不唯敬而已。
推事君之誠，無所不至。
為委吏則牛羊茁壯長，為乘田則會計當。
舉凡當官之職，盡到十分處，不肯一毫苟且者，皆是看得君命重大，所以職不敢曠耳。
觀孔子，則孟子、程、朱可類推矣。
其所謂會做者，謂學問造到極處，成己自可以成物。
《大學》講明德，必及新民；《中庸》緻中和，必到位育。
蓋性分中功用之全，自然貫通到此。
所以說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
禹為君、稷為相、顔子是個陋巷匹夫，如何做得君相的事，亦是一理相通，修身就可以齊家，齊家就可以治國平天下。
四書五經中，無一章不言及治天下的事。
【譯文】 曾靜供：這些狂怪的話，本來是說做君王的畢竟是睿智聰明，上天賦予了誠信的品德，學問壓倒世人。
正如前邊供詞所說的，聰明睿智之人，仁愛能培育萬種物質，義利能端正萬種事理，儀禮能傳播萬種風化，智慧能明察萬種偏頗，誠信能信服萬千邦國，天下生民于是尊重他，親近他，敬奉為君王的意思。
上天将聖賢降于百姓之中，作他們的君王，作他們的師長，君王指的是職權位分而言，師長指的是道常德性而言。
必然是道常德性達到天下之頂端，然後職權位分才能居天下之最尊貴。
其實君王師長原來都是一人做的，君王之外另有一種道德高出天下人的為師長。
所以，在二帝三王的時候，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這些君王，都是深解于道德的最高意旨，精通于學問的頂端涵義，當時天下沒有誰不崇尚他們的，因此敬奉為君王。
春秋戰國時局變化，有孔孟全備的安邦治國學說思想，而世人卻沒有誰能采用。
在上邊的周室君王們，又沒有聽說有道德高出孔孟的人。
如果用唐堯、虞舜、夏禹三代最興盛時期的事例推論，卻好像是：春秋時期的君王，應該有孔子的道德，才足以擔當；戰國時期的君王，應該有孟子的仁義，才足以擔當；宋朝末期的君王，應該有程朱的理學，才足以擔當。
當時我寫此話的意思，不是說孔孟必要出來做君王，程朱也有志于撫臨天下百姓，而是講做君王的臨幸天下，必然得對孔孟的道德仁義和程朱的理學義旨精通詳明罷了。
對君王最敬崇的，沒有人能像孔孟；對君王最尊重的，沒有人能像程朱。
孔子服事君王盡禮盡節之事，可見于《鄉黨》這篇文章中。
後世的人臣們很少能做到，并且不像他那樣敬畏罷了。
從《鄉黨》一文中可推想他服事君王的誠懇之心，已達到了無微不至。
他擔任管糧倉的乘田小官時，将财務管理得順順當當；他擔任管畜牧的委吏小官時，将牛羊牧養的肥肥壯壯。
凡是擔任各種官職，都是盡心盡責到十分之處，不肯有一絲一毫的苟且偷安，這都是因為他把君王的命令看得至高重大，所以不敢荒廢職守而已。
看看孔子，那麼孟子、程子、朱子也就可以此類推了。
那種所謂會做事的人，學問已深造到極高之處，成全了自己自然也可以成全萬物。
《大學》研究授傳完美的德性必然要普及到初生的子民，《中庸》認為達到中和的境界必然是天地歸位，萬物發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