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女士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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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來在中國發生了一件稀奇的事情，就是作家丁玲女士失蹤的消息。這件事自從報紙傳出後，從各方面探聽，皆無這個人的下落。據外報的消息，則丁玲女士的失蹤，出于政府特務機關的誘捕，用的是綁票形式捕去，捕去之後，從此即無蹤迹。但消息傳出以後，各方抗議營救的較多，上海公安局乃申明被捕者并無丁玲其人，然事實上則人業已被捕，且非由法律手續捕去。十幾天前，她曾從另一人傳出一個口信：“我已被人誘綁，不自由。”
被“捕”被“綁”不過是詞義上的分别，她的失蹤由于政治關系，毫無可疑。一個女人被綁也許還有别的原因，或者她生來很美，或者她特别有錢，但這兩個理由，在既十分貧窮又非少女的丁玲女士，皆不能成為理由。上海綁票固已成為某種人的專業，但總想不到在政治方面，也居然有人采用這種手段，對于一個作家，使其忽然失蹤。
我們對于上海市公安局的申明無可懷疑，因為拘留所若幹年青政治犯中，當真未必有“丁玲女士”這個人的名字。這理由不出兩點，極易明白：其一，丁玲被捉，不敢承認她是丁玲。其二，被捕由特務機關執行，直屬南京某一方面，不必經公安局辦理什麼手續，公安局也難過問。兩種理由必居其一，或者兩種理由兼而有之，因被捕固非公安局正式會同租界探員逮捕，然失蹤之後，則傳聞曾一度拘留公安局也。
中國當前有兩個危機，一面是國家那麼窮，一面是國家那麼亂。一切皆似乎毫無頭緒可言。國民黨為了自己政策的推行，弄死幾個反對這種政策的人，并不算得什麼稀奇事情。
因為擁護自己的主張，犧牲一些人，在共産黨看來也一定認為十分平常。不過在共産黨看來尚以為極不合理的“暗殺政策”，若國民黨居然用來作為對付目前一個平常作家的手段，這種政策實在同愚蠢隻隔一間。這種手段對于個人犧牲固不足道，對于各方面所得的印象和影響，将成什麼結果？
照我個人看來，惡例一開，由于這種不聰明的政策所造成的局面，它的壞處恐怕将超乎我們所想象到的壞處以上。一面凡是用筆對政府表示抗議的青年人，皆有憑空失蹤的可能，另一面是學會了用同樣方法的報複。若必須到那時節再來清算過去錯誤，為時未免晚了一點。
政府應當明白，盡把一些稍有生氣的青年作家捉去秘密解決，是不成的。這種愚蠢事作了不止一次，實在不應當再作下去。政府一面正在提倡法律，一面又這樣蔑視法律。前些日子把年青人捉去時，還形式上盡些法律手續，如今對于一個無罪可坐的作家，居然用這種方法捉去，國民黨中若還有知正義明道理的人，就應當出來說幾句話。愛護國民黨的人，若明白這是政府所作的一件事，也應當站起來說幾句話。
政府應明白的是：對于作家秘密逮捕秘密解決的手段，不是一個明智的手段。作家沒有一個兵，又沒有什麼黨，他既隻是用筆構成他的罪過于前，似乎也隻能用筆寫些什麼抗議于後。但若同時大多數作者都來提倡政府的暗殺政策，提倡受迫害與被虐待者用暗殺來對付政府行為作報複時，政府得詳細估計一下那種壞習氣所産生的後果。
為這件事情抗議的作家，人已不少，其他暫時沉默的，也正在等候政府一個合理的處置。這個人不能用“失蹤”作為結論，她若因此失蹤，我的預言是，将來還會有若幹作者，相信除了告年青人“自衛”且指示出自衛方法以外，别無再好的話可說。
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
（本篇發表于1933年6月12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84期。署名沈從文。——編者)
被“捕”被“綁”不過是詞義上的分别，她的失蹤由于政治關系，毫無可疑。一個女人被綁也許還有别的原因，或者她生來很美，或者她特别有錢，但這兩個理由，在既十分貧窮又非少女的丁玲女士，皆不能成為理由。上海綁票固已成為某種人的專業，但總想不到在政治方面，也居然有人采用這種手段，對于一個作家，使其忽然失蹤。
我們對于上海市公安局的申明無可懷疑，因為拘留所若幹年青政治犯中，當真未必有“丁玲女士”這個人的名字。這理由不出兩點，極易明白：其一，丁玲被捉，不敢承認她是丁玲。其二，被捕由特務機關執行，直屬南京某一方面，不必經公安局辦理什麼手續，公安局也難過問。兩種理由必居其一，或者兩種理由兼而有之，因被捕固非公安局正式會同租界探員逮捕，然失蹤之後，則傳聞曾一度拘留公安局也。
中國當前有兩個危機，一面是國家那麼窮，一面是國家那麼亂。一切皆似乎毫無頭緒可言。國民黨為了自己政策的推行，弄死幾個反對這種政策的人，并不算得什麼稀奇事情。
因為擁護自己的主張，犧牲一些人，在共産黨看來也一定認為十分平常。不過在共産黨看來尚以為極不合理的“暗殺政策”，若國民黨居然用來作為對付目前一個平常作家的手段，這種政策實在同愚蠢隻隔一間。這種手段對于個人犧牲固不足道，對于各方面所得的印象和影響，将成什麼結果？
照我個人看來，惡例一開，由于這種不聰明的政策所造成的局面，它的壞處恐怕将超乎我們所想象到的壞處以上。一面凡是用筆對政府表示抗議的青年人，皆有憑空失蹤的可能，另一面是學會了用同樣方法的報複。若必須到那時節再來清算過去錯誤，為時未免晚了一點。
政府應當明白，盡把一些稍有生氣的青年作家捉去秘密解決，是不成的。這種愚蠢事作了不止一次，實在不應當再作下去。政府一面正在提倡法律，一面又這樣蔑視法律。前些日子把年青人捉去時，還形式上盡些法律手續，如今對于一個無罪可坐的作家，居然用這種方法捉去，國民黨中若還有知正義明道理的人，就應當出來說幾句話。愛護國民黨的人，若明白這是政府所作的一件事，也應當站起來說幾句話。
政府應明白的是：對于作家秘密逮捕秘密解決的手段，不是一個明智的手段。作家沒有一個兵，又沒有什麼黨，他既隻是用筆構成他的罪過于前，似乎也隻能用筆寫些什麼抗議于後。但若同時大多數作者都來提倡政府的暗殺政策，提倡受迫害與被虐待者用暗殺來對付政府行為作報複時，政府得詳細估計一下那種壞習氣所産生的後果。
為這件事情抗議的作家，人已不少，其他暫時沉默的，也正在等候政府一個合理的處置。這個人不能用“失蹤”作為結論，她若因此失蹤，我的預言是，将來還會有若幹作者，相信除了告年青人“自衛”且指示出自衛方法以外，别無再好的話可說。
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
（本篇發表于1933年6月12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84期。署名沈從文。——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