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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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有個某日報，近來曾兩次登載關于失蹤多日的丁玲女士消息，消息很離奇動人，可惜卻并不确實。那消車載明是“外埠通訊”，是不是外埠航空快訊還待考，不過凡辦報的老經驗，自然皆明白用“外埠通訊”，就可以減輕多少責任的方法。這消息若由上海的什麼小報所載消息改編，我很希望那個負責編輯，此後莫在編排這種消息。若真由外埠寄來，也深盼他們加以注意，莫再輕為登載。報紙雖為有聞必錄的性質，然事難征信，近于謠言，其他報紙不願登載的，若由什麼報添鹽着醋單獨登出，對于那個報館也就是一種損失。
兩次消息裡皆說“丁玲辦清自首手續”，（有次排的是手緒！）且說其人自首以後，生活如何自由與安适。又說人在西子湖邊，起居異常潇灑，最近且仆仆京滬道上，原來正有出洋之舉！從消息說來，俨若這個記者真在西湖或京滬車上見到丁玲的神氣，若非有意說謊，豈不是白日見鬼嗎？一個左翼作家，從目前中國情形很不妥當，若中央隻靠點特稅支持場面，各省軍人盡提打拳，念佛，讀經，胡胡塗塗因循敷衍下去，國家将不成個國家，還有什麼文化建設可言。激于熱情把他的作品安置一個希望，對政治改進社會改造有所憧憬，這件事凡是青年人稍有熱血，老年人稍有知識，皆會明白是十分合理的。某種人膽小心虛，總以為一個作家稍有熱情，就是受莫斯科的指揮，而且與江西方面軍事活動不可分開，就使這個作家忽然“失蹤”。以後弄明白了這人無罪可言，又不能輕于釋放，承認“失蹤”的責任，因此把人留下，将家中人接來同住一處，盡這個人在不生不死情形中過着日子，社會不能幫助他，法律不能幫助他，說起來是一件如何悲慘的事！如今輿論界居然還有人把這樣一個失去自由了的作家，造作種種謠言，這類人眼見自己謠言登載于報紙時，不知究發生何等感想。消息若出現于××日報，以及某種宣傳刊物，本不足為奇。因說謊者必有所利，或把這人秘密××，卻不妨宣傳說有人在日内瓦同他喝酒碰杯。或把這人變相監禁，再宣傳說其人正在青島避暑。一切宣傳如别有意義，就不必再問真僞。本人既無從置辯，旁人自然也無法代辯。但這種消息，一個具有獨立性質，或希望讀者相信其為有獨立價值的報紙，卻不至于輕為刊載，來作散播搖言的第二手，減損其報紙價值的。
社會上對于一個“失蹤”作家十分關心，一個大報的記者若得到關于這個人的消息，有污及其人格，關涉及其私事情形，來稿采用自不能不加以審慎。若來稿不足征信，其記載除可以引起讀者誤會，發生一種遊戲趣味外毫無價值，也一再把它刊載，報紙的用處就未免太少了。如今凡有編者可挨打的消息，如回教問題，應受處罰的問題，如強有力方面的行為，記者照例皆很知道小心謹慎。惟對于一個受迫害與虐待的作家，正因其為女子，在無望無助中所産生的悲劇，卻常常有人努力設法使此悲劇角色小醜化，造作一些無聊故事，糟蹋其人，以博讀者開心。事雖子虛烏有，因不必負任何責任，就任意發表，這種發稿人的心，真不知是用什麼東西作成。
假如失蹤的不是丁玲女士，卻為胡适之或張君勵先生，失蹤多日後，××已明白他隻是個學者，對于政治信仰與當局雖不相同，卻并非國家仇敵。想拘留他既無罪可以援引，想釋放他又因先前一時曾正式否認“此人失蹤與××無關，”不便釋放。于是就讓他在南京住下，監視着他的行動，使他無發表意見的機會，也使他無否認謠言的機會。于是另有一人，卻散布謠言，說他已作了南京某要人的親家，且已與某院長拜把子換帖，政府行将派他過意大利考查法西斯蒂政治。這些消息即或由專電發出，且很使讀者發生興味，某報記者想來仍然不會輕為刊載的。
挨打的不敢登，引起麻煩的不敢登，知道應負點兒責的不敢登，結果也就隻好這裡一個通訊，那裡一個通訊，篇幅若有空餘時，且不妨特辟一欄，用來全登教會學校的名人校花剪影，盡報紙成一個教會變相宣傳機關，給讀者一種新的布道方式去了。
一個記者具備“無中生有”’的才幹，對于這種才幹本來令人佩服。但一個讀者，若習慣了從這種報紙記載上找知識，尋趣味，那讀者健康的感情，便會完全被閹割了。會造作消息的人日多，想起多數讀者的命運真很可怕。
（本篇發表于1935年3月10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42期。署名編者。）
兩次消息裡皆說“丁玲辦清自首手續”，（有次排的是手緒！）且說其人自首以後，生活如何自由與安适。又說人在西子湖邊，起居異常潇灑，最近且仆仆京滬道上，原來正有出洋之舉！從消息說來，俨若這個記者真在西湖或京滬車上見到丁玲的神氣，若非有意說謊，豈不是白日見鬼嗎？一個左翼作家，從目前中國情形很不妥當，若中央隻靠點特稅支持場面，各省軍人盡提打拳，念佛，讀經，胡胡塗塗因循敷衍下去，國家将不成個國家，還有什麼文化建設可言。激于熱情把他的作品安置一個希望，對政治改進社會改造有所憧憬，這件事凡是青年人稍有熱血，老年人稍有知識，皆會明白是十分合理的。某種人膽小心虛，總以為一個作家稍有熱情，就是受莫斯科的指揮，而且與江西方面軍事活動不可分開，就使這個作家忽然“失蹤”。以後弄明白了這人無罪可言，又不能輕于釋放，承認“失蹤”的責任，因此把人留下，将家中人接來同住一處，盡這個人在不生不死情形中過着日子，社會不能幫助他，法律不能幫助他，說起來是一件如何悲慘的事！如今輿論界居然還有人把這樣一個失去自由了的作家，造作種種謠言，這類人眼見自己謠言登載于報紙時，不知究發生何等感想。消息若出現于××日報，以及某種宣傳刊物，本不足為奇。因說謊者必有所利，或把這人秘密××，卻不妨宣傳說有人在日内瓦同他喝酒碰杯。或把這人變相監禁，再宣傳說其人正在青島避暑。一切宣傳如别有意義，就不必再問真僞。本人既無從置辯，旁人自然也無法代辯。但這種消息，一個具有獨立性質，或希望讀者相信其為有獨立價值的報紙，卻不至于輕為刊載，來作散播搖言的第二手，減損其報紙價值的。
社會上對于一個“失蹤”作家十分關心，一個大報的記者若得到關于這個人的消息，有污及其人格，關涉及其私事情形，來稿采用自不能不加以審慎。若來稿不足征信，其記載除可以引起讀者誤會，發生一種遊戲趣味外毫無價值，也一再把它刊載，報紙的用處就未免太少了。如今凡有編者可挨打的消息，如回教問題，應受處罰的問題，如強有力方面的行為，記者照例皆很知道小心謹慎。惟對于一個受迫害與虐待的作家，正因其為女子，在無望無助中所産生的悲劇，卻常常有人努力設法使此悲劇角色小醜化，造作一些無聊故事，糟蹋其人，以博讀者開心。事雖子虛烏有，因不必負任何責任，就任意發表，這種發稿人的心，真不知是用什麼東西作成。
假如失蹤的不是丁玲女士，卻為胡适之或張君勵先生，失蹤多日後，××已明白他隻是個學者，對于政治信仰與當局雖不相同，卻并非國家仇敵。想拘留他既無罪可以援引，想釋放他又因先前一時曾正式否認“此人失蹤與××無關，”不便釋放。于是就讓他在南京住下，監視着他的行動，使他無發表意見的機會，也使他無否認謠言的機會。于是另有一人，卻散布謠言，說他已作了南京某要人的親家，且已與某院長拜把子換帖，政府行将派他過意大利考查法西斯蒂政治。這些消息即或由專電發出，且很使讀者發生興味，某報記者想來仍然不會輕為刊載的。
挨打的不敢登，引起麻煩的不敢登，知道應負點兒責的不敢登，結果也就隻好這裡一個通訊，那裡一個通訊，篇幅若有空餘時，且不妨特辟一欄，用來全登教會學校的名人校花剪影，盡報紙成一個教會變相宣傳機關，給讀者一種新的布道方式去了。
一個記者具備“無中生有”’的才幹，對于這種才幹本來令人佩服。但一個讀者，若習慣了從這種報紙記載上找知識，尋趣味，那讀者健康的感情，便會完全被閹割了。會造作消息的人日多，想起多數讀者的命運真很可怕。
（本篇發表于1935年3月10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42期。署名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