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女士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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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女士這個名字，應當是許多人所熟習的名字。近來得到幾個朋友來信，方知道她在上海租界上，已被幾個政府的便衣偵探，用綁票方法捕去了。捕去以後就下落不明，兇多吉少。上海地方綁票案件極多，想不到還有政治綁票！
政府對于這類事情，按之往例，便是始終一個不承認。對于捕去的人，常常不經由正當法律手續，多用秘密手段解決。如往年胡也頻君，因左翼作家運動失蹤後，至今猶無人知道他所犯何罪，且不明白他的死去，究竟如傳聞所說，用麻袋沉到黃浦江心呢？還是活埋地下？
政府對于共産黨的處置，幾年來有他一貫的政策，為黨，為國，為民族，不管用什麼名義去說明，采用非常手段去撲滅他，殘酷到任何程度，仿佛皆不足驚異。譬如在江西，我的一個朋友，就親眼見到過軍隊用一大桶石灰解決過二百餘名逃兵的事。朋友說完他那點稀有的經驗時，就告我，“這是戰争！”因為他這一句話，我便遇事裝成看得十分平常了。既要“戰争”，寫這一頁曆史，難道上好的血不用，還去用那由于哀憐而來的眼淚麼？
但我要說的是對于一個年青作家，本身同戰場距離得那麼遠，他的住處又正是司法機關極其完備的大都市，他的活動也隻限于用一支筆寫一篇兩篇小說，是不是還得政府使用處置土匪處置敵人的方法來教訓他？
丁玲女士隻是一個作家，隻為了是一個有左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綁票方法捕去，毫無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後審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續，也就不問可知了。國民黨近年來對于文藝政策是未嘗疏忽的，從這種黨治摧殘藝術的政策看來，實在未敢苟同。象這種方法行為，不過給國際間有識之士一個齒冷的機會，給國内年青人一個極壞印象，此外就是為那政策散播一片“愚蠢與不高尚”的種子于一切人記憶中而已。執柄當權的人，若賢明達識，就不會采用這種政策。縱或作了這種事情，也明白如何去補救。為政府計，既偷偷悄悄的把人提到了，若這人實在有罪，就應當羅列罪款，該死的，置諸典刑，人無間言；罪不至于死的，斟酌輕重，坐牢罰款。不問有罪無罪，先決問題，政府既以法繩人，自己一切行為，就應當從法律入手，有罪無罪，事情應由法庭處置，且應給堂下人一個在法庭上辯白的機會。
如今丁玲女士究竟押在何處，無人明白，所犯何罪，也不明白。且據傳說，則其人又有業已為某方害死的消息。這傳說我希望它不是事實，但政府也應當用别的方法證明，這是個不實謠言，且應當即刻公開審訊。人若當真已死去，活埋也好，缢殺也好，仿照别一處處治盜匪方法套石灰袋也好，政府既隻知道提倡對于本國有知識青年的殘殺，所用方法，即如何新奇，我也絕不至于因其十分新奇，另外提出抗議。因為每個國家使用對知識階級的虐殺手段時，行為的後面，就包含得全個的愚蠢。這種愚蠢隻是自促滅亡，毫無其它結果。
在極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強不息，知對現狀有所不滿，敢為未來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無蹤，生存的，則隻剩下一群庸鄙自熹之徒，當全個民族非振作無以自存的時節，還各裝模作樣，以高雅自居，或寫點都市文明浮面的光色，或填小詞造謠言以寄托其下流感情。陽充清流，以文學作消遣，于政府官辦各刊物中，各看手腕之修短，從所謂黨的文藝政策下會計手中攫取稿費若幹，無事可作便聚處一堂，惟高談希臘、羅馬以送長日。即由此二三上海小有産者與小遊民興味與觀念，支配國内年青人興味與觀念。政府于積極方面既殺盡有希望的作家，于消極方面，則由政府支出國庫一部分金錢，培養這種閑漢遊民，國家前途，有何可言！
五月二十五日
（本篇發表于1933年6月4日《獨立評論》第52、53期合刊。署名沈從文。——編者）
政府對于這類事情，按之往例，便是始終一個不承認。對于捕去的人，常常不經由正當法律手續，多用秘密手段解決。如往年胡也頻君，因左翼作家運動失蹤後，至今猶無人知道他所犯何罪，且不明白他的死去，究竟如傳聞所說，用麻袋沉到黃浦江心呢？還是活埋地下？
政府對于共産黨的處置，幾年來有他一貫的政策，為黨，為國，為民族，不管用什麼名義去說明，采用非常手段去撲滅他，殘酷到任何程度，仿佛皆不足驚異。譬如在江西，我的一個朋友，就親眼見到過軍隊用一大桶石灰解決過二百餘名逃兵的事。朋友說完他那點稀有的經驗時，就告我，“這是戰争！”因為他這一句話，我便遇事裝成看得十分平常了。既要“戰争”，寫這一頁曆史，難道上好的血不用，還去用那由于哀憐而來的眼淚麼？
但我要說的是對于一個年青作家，本身同戰場距離得那麼遠，他的住處又正是司法機關極其完備的大都市，他的活動也隻限于用一支筆寫一篇兩篇小說，是不是還得政府使用處置土匪處置敵人的方法來教訓他？
丁玲女士隻是一個作家，隻為了是一個有左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綁票方法捕去，毫無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後審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續，也就不問可知了。國民黨近年來對于文藝政策是未嘗疏忽的，從這種黨治摧殘藝術的政策看來，實在未敢苟同。象這種方法行為，不過給國際間有識之士一個齒冷的機會，給國内年青人一個極壞印象，此外就是為那政策散播一片“愚蠢與不高尚”的種子于一切人記憶中而已。執柄當權的人，若賢明達識，就不會采用這種政策。縱或作了這種事情，也明白如何去補救。為政府計，既偷偷悄悄的把人提到了，若這人實在有罪，就應當羅列罪款，該死的，置諸典刑，人無間言；罪不至于死的，斟酌輕重，坐牢罰款。不問有罪無罪，先決問題，政府既以法繩人，自己一切行為，就應當從法律入手，有罪無罪，事情應由法庭處置，且應給堂下人一個在法庭上辯白的機會。
如今丁玲女士究竟押在何處，無人明白，所犯何罪，也不明白。且據傳說，則其人又有業已為某方害死的消息。這傳說我希望它不是事實，但政府也應當用别的方法證明，這是個不實謠言，且應當即刻公開審訊。人若當真已死去，活埋也好，缢殺也好，仿照别一處處治盜匪方法套石灰袋也好，政府既隻知道提倡對于本國有知識青年的殘殺，所用方法，即如何新奇，我也絕不至于因其十分新奇，另外提出抗議。因為每個國家使用對知識階級的虐殺手段時，行為的後面，就包含得全個的愚蠢。這種愚蠢隻是自促滅亡，毫無其它結果。
在極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強不息，知對現狀有所不滿，敢為未來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無蹤，生存的，則隻剩下一群庸鄙自熹之徒，當全個民族非振作無以自存的時節，還各裝模作樣，以高雅自居，或寫點都市文明浮面的光色，或填小詞造謠言以寄托其下流感情。陽充清流，以文學作消遣，于政府官辦各刊物中，各看手腕之修短，從所謂黨的文藝政策下會計手中攫取稿費若幹，無事可作便聚處一堂，惟高談希臘、羅馬以送長日。即由此二三上海小有産者與小遊民興味與觀念，支配國内年青人興味與觀念。政府于積極方面既殺盡有希望的作家，于消極方面，則由政府支出國庫一部分金錢，培養這種閑漢遊民，國家前途，有何可言！
五月二十五日
（本篇發表于1933年6月4日《獨立評論》第52、53期合刊。署名沈從文。——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