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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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混亂情形中死去的作家，特别出一期專号，要我們為他們用中文寫點關于海軍學生的一切，以便翻譯成為英文。
我答應了他們這種委托，因此寫成了《記胡也頻》那篇文章。
等到文章寫成時，誰知簡報卻已不能繼續出版，那文章後來就寄給上海《時報》館發表。
這文章未着手以前，我曾寫信去告她，并向她詢問關于這種文章的意見。
且以為倘若她能寫，我就不再動手。
來信時卻說： 我目前不能寫這種文章，我希望你寫。
可以少寫些，這個人你明白的，三句話就可以說完。
還有寫時得小心一點，因為家鄉那一個，我們還不适宜于把這個人的真實消息送回去！她還以為他在俄國，寄了一張小孩子的相片來，要我轉寄過俄國！ 到了青島這文章快要寫成時，我又去信告她文章的内容與字數。
下面是她關于這本書第二個回信： ……記也頻能準我看一看嗎？我也常常想為他一生做一長傳。
然而一想到效果，便覺得太費力了。
我這人真是個不合理的人，講實利講到這樣子！不過我想我總可以寫一點出來，在我個人對于他的紀念。
但這是以後的事。
如今你能寫，我非常高興。
這個信從上海發出的日子是九月二十九。
到十一月二十九，卻來了第三個信。
《時報》上的文章我覺得你太主觀了。
尤其是關于“一幕悲劇的寫實”那一段。
當日也頻寫時原本全是臆造，我不願小氣，不同他計較。
而你又忘卻你自己，用這作材料，無乃冤枉丁玲之至！ 這本書從《時報》登載以後，拿過光華付印時，一切便是她所經手的。
當時那篇文章在某一小節中，提到幾個人在薩坡賽路搬家的故事，她覺得有了些錯誤，我以為她要改的盡管改正。
但等到她把全部分稿件看過之後，大約她已看明白這錯誤并非我的疏忽，且在那本書尾的聲明中，我又業已提出關于這本書的目的與得失。
故當這書付印時，她便盡它還是照原來的稿樣。
不曾有所加減。
但那個海軍學生較長的傳記，則大約因為她後來生活上的變動，出于她自己意料以外，就無機會再與世人相見了。
最後一次我們的見面，是在二十一年的夏天。
我過蘇州去有點事情，轉到上海，從發行《北鬥》的那個小書店管事人方面，問明白了她同住的那個翻譯某通訊社的辦事處，按時到他那地方去，就見着了那個業已與丁玲同居将近一年的××君。
穿一件白紗反領短袖襯衫，身個子不高不矮，肩膊寬寬的，手臂短而結實。
這人既衣履整潔，臉兒又白白的，一眼望去，還以為是一個洋行中的寫字生與售貨員。
從身材上與眉眼間看去，不必開口就可知道他的籍貫不出福建廣東。
我把我的名字告給了他以後，他便顯得十分高興，問了我一些青島方面的情形。
當我同他談話時，一面我就思索，我在什麼地方或者會見過他。
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麗華公司？……中國旅行社？是的，我一定記錯了人。
但無論如何，把這一個放到那些地方去做點什麼事情，實在是不怎麼不相稱的。
但這個人卻使我生了一分敬意，因為就言談風度而言，實在是無可疵議的人物。
就才具而言，這人若不在××做事，卻去×××××手下做一個幫手，說不定比某某部次長還能幹些。
可是不知為什麼原因，一見了他我就有點疑心。
仿佛這人臉就白得使人惑疑。
當我在青島聽說她快要同這個人住下時，我因為這關系來得近于奇突，寫信給她，就告她一切必得謹慎一些。
自己業已不是小孩子了，既明白各處全是陷阱，仿佛倏然而來的愛情，即或不是一種有意作成的陷講，它将如何影響到她的事業，也總以多考慮些日子較好。
然而她實在倦于拈起“愛情”這兩個字來較量，出乎幾個老朋友意外，也好像這出乎她自己意外，居然同這個男人住下了。
如今見到了這個人後，我那點疑心還依然存在。
“臉那麼白，如何能革命？”是的，我真這樣疑心那個人。
照我經驗看來，這種人是不宜于革命的。
同他離開時，我便向他約好，請他轉告丁玲，第二天過我住處去，時間最好是下午五點鐘。
到了那個時候，有人拍我的門，門開後，一個胖胖的女人，穿了一件淡藍薄洋紗的長袍，一雙黃色方頭皮鞋，在門邊向我瞅着。
如非預先約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
若這人在大街粗粗的一眼瞥過，
我答應了他們這種委托，因此寫成了《記胡也頻》那篇文章。
等到文章寫成時，誰知簡報卻已不能繼續出版，那文章後來就寄給上海《時報》館發表。
這文章未着手以前，我曾寫信去告她，并向她詢問關于這種文章的意見。
且以為倘若她能寫，我就不再動手。
來信時卻說： 我目前不能寫這種文章，我希望你寫。
可以少寫些，這個人你明白的，三句話就可以說完。
還有寫時得小心一點，因為家鄉那一個，我們還不适宜于把這個人的真實消息送回去！她還以為他在俄國，寄了一張小孩子的相片來，要我轉寄過俄國！ 到了青島這文章快要寫成時，我又去信告她文章的内容與字數。
下面是她關于這本書第二個回信： ……記也頻能準我看一看嗎？我也常常想為他一生做一長傳。
然而一想到效果，便覺得太費力了。
我這人真是個不合理的人，講實利講到這樣子！不過我想我總可以寫一點出來，在我個人對于他的紀念。
但這是以後的事。
如今你能寫，我非常高興。
這個信從上海發出的日子是九月二十九。
到十一月二十九，卻來了第三個信。
《時報》上的文章我覺得你太主觀了。
尤其是關于“一幕悲劇的寫實”那一段。
當日也頻寫時原本全是臆造，我不願小氣，不同他計較。
而你又忘卻你自己，用這作材料，無乃冤枉丁玲之至！ 這本書從《時報》登載以後，拿過光華付印時，一切便是她所經手的。
當時那篇文章在某一小節中，提到幾個人在薩坡賽路搬家的故事，她覺得有了些錯誤，我以為她要改的盡管改正。
但等到她把全部分稿件看過之後，大約她已看明白這錯誤并非我的疏忽，且在那本書尾的聲明中，我又業已提出關于這本書的目的與得失。
故當這書付印時，她便盡它還是照原來的稿樣。
不曾有所加減。
但那個海軍學生較長的傳記，則大約因為她後來生活上的變動，出于她自己意料以外，就無機會再與世人相見了。
最後一次我們的見面，是在二十一年的夏天。
我過蘇州去有點事情，轉到上海，從發行《北鬥》的那個小書店管事人方面，問明白了她同住的那個翻譯某通訊社的辦事處，按時到他那地方去，就見着了那個業已與丁玲同居将近一年的××君。
穿一件白紗反領短袖襯衫，身個子不高不矮，肩膊寬寬的，手臂短而結實。
這人既衣履整潔，臉兒又白白的，一眼望去，還以為是一個洋行中的寫字生與售貨員。
從身材上與眉眼間看去，不必開口就可知道他的籍貫不出福建廣東。
我把我的名字告給了他以後，他便顯得十分高興，問了我一些青島方面的情形。
當我同他談話時，一面我就思索，我在什麼地方或者會見過他。
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麗華公司？……中國旅行社？是的，我一定記錯了人。
但無論如何，把這一個放到那些地方去做點什麼事情，實在是不怎麼不相稱的。
但這個人卻使我生了一分敬意，因為就言談風度而言，實在是無可疵議的人物。
就才具而言，這人若不在××做事，卻去×××××手下做一個幫手，說不定比某某部次長還能幹些。
可是不知為什麼原因，一見了他我就有點疑心。
仿佛這人臉就白得使人惑疑。
當我在青島聽說她快要同這個人住下時，我因為這關系來得近于奇突，寫信給她，就告她一切必得謹慎一些。
自己業已不是小孩子了，既明白各處全是陷阱，仿佛倏然而來的愛情，即或不是一種有意作成的陷講，它将如何影響到她的事業，也總以多考慮些日子較好。
然而她實在倦于拈起“愛情”這兩個字來較量，出乎幾個老朋友意外，也好像這出乎她自己意外，居然同這個男人住下了。
如今見到了這個人後，我那點疑心還依然存在。
“臉那麼白，如何能革命？”是的，我真這樣疑心那個人。
照我經驗看來，這種人是不宜于革命的。
同他離開時，我便向他約好，請他轉告丁玲，第二天過我住處去，時間最好是下午五點鐘。
到了那個時候，有人拍我的門，門開後，一個胖胖的女人，穿了一件淡藍薄洋紗的長袍，一雙黃色方頭皮鞋，在門邊向我瞅着。
如非預先約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
若這人在大街粗粗的一眼瞥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