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理念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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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這兩種情形下，題材都隻是同一個。
可是柏拉圖卻以為在任何時候隻要是能成為意見的東西，就永遠不能成為知識的材料。
知識是确實可靠的而且不會錯誤的；意見則不僅僅會錯誤而且必然是錯誤的，因為它假定了僅僅是現象的東西的實在性。
這一切都是在重複着巴門尼德所已經說過的東西。
有一個方面，柏拉圖的形而上學顯然與巴門尼德的形而上學不同。
對巴門尼德來說，隻有“一”存在；但對于柏拉圖來說，則有着許多的理念存在。
不僅僅有美、真和善；而且，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還有神所創造的天上的床、天上的人、天上的狗、天上的貓，等等，凡是挪亞方舟裡的東西無不具備。
然而這一切在《國家篇》裡似乎并不曾好好地想通過。
柏拉圖的理念或形式并不是思想，雖說它可以是思想的對象。
然而既然理念的存在是沒有時間性的，而當神決定創造的時候，除非是他思想裡已經先有了那張據說是由他所制造出來的柏拉圖式的床的本身作為對象，否則他就不能夠決定創造出一張床來；所以我們實在很難明白神是怎麼能夠創造出理念來的。
凡是沒有時間的，必然不是被創造出來的。
這裡，我們就遇到那個曾使得許多有哲學頭腦的神學家感到煩惱的困難了。
唯有這個偶然的世界，這個在時間和空間之内的世界，才能是被創造出來的；但這又正是那個被貶斥為是虛幻的而且是壞的日常世界。
因此創造主就似乎是僅隻創造了虛幻和罪惡。
某些徹底的諾斯替派就幹脆采取了這種觀點；但是在柏拉圖則這種困難還沒有浮到面上來，在《國家篇》裡他似乎從來沒有察覺到過有這個問題。
哲學家要成為一個衛國者，按照柏拉圖說，就必須回到洞穴裡面去，并且和那些從來不曾見過真理的陽光的人們生活在一起。
看來神自己如果想要改造他自己的創造物的話，似乎也必須這樣做；一個基督教的柏拉圖主義者是可以這樣解說基督的肉身降世的。
但是這仍然完全不可能解釋，何以神竟然要不滿足于理念世界。
哲學家發見洞穴存在，他就被仁慈心所驅使而回到洞穴裡去；但是人們會想，如果創造主真的創造了萬物的話，他是完全可以避免洞穴的。
也許這種困難隻是從基督教的創造主的觀念裡面産生出來的，而不能苛責于柏拉圖；柏拉圖說神并沒有創造萬物，而隻是創造了美好的事物。
按這種觀點，則感覺世界的多重性便應該在神以外另有别的根源了。
也許理念并不是被神所創造出來的，而隻是神的本質之組成部分。
這樣，顯然為理念的多重性所含有的那種多元主義也就不是最根本的了。
最根本的隻有神，或者說善，而理念則是形容神的。
無論如何，這是對柏拉圖一種可能的解釋。
柏拉圖接着便對一個将成為衛國者的青年所必需的專門教育作了一番有趣的描述。
我們已經看到，青年人之獲得這種榮譽是根據理智品質和道德品質的結合而被挑選出來的：他必須正直、儒雅而好學，有着很好的記憶力與和諧的心靈。
因具有這些優點而被挑選出來的青年人，從二十歲到三十歲要從事研究四種畢達哥拉斯派的學問：數學（平面的與立體的）、幾何學、天文學與和聲學。
這些學問絕不能以任何功利主義的精神去追求，而隻是為了準備使他的心靈能夠洞見永恒的事物。
例如在天文學上，他不能過多地關心實際的天體，而應關心于理想天體的運動的數學。
這在近代人聽來，可能是非常之荒謬的；然而說來奇怪，這在實驗天文學方面卻證明了是一種非常有用的觀點。
這種情形的出現方式是非常可怪的，值得我們深思。
行星所表現的運動，在它們還不曾被人做過深刻的分析以前，一直是顯得不規則的、複雜的，而決不會是象一個畢達哥拉斯式的創造主所選擇的那種樣子。
顯然，每個希臘人都覺得，天體是應該體現數學之美的，而行星唯有在做圓的運動時才能如此。
由于柏拉圖之強調善，所以這一點對柏拉圖是會特别明顯的。
這樣就産生了一個問題：有沒有任何一種假說能把行星運動在外表上的無秩序轉化為秩序、美和單純呢？如果有的話，那末善的理念就會證明我們之主張這種假說是正當的。
撒摩的亞裡士達克找到了這樣一種假說：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在内，都以圓形在圍繞着太陽運轉。
這種觀點兩千年來是被人否定的，一部分理由是根據亞裡士多德的權威，亞裡士多德曾把一種頗為相似的假說歸之于“畢達哥拉斯學派”（《論天》293a）。
這種學說又被哥白尼所複活了，而它的成功似乎證明了柏拉圖在天文學上的審美偏見是正當的。
然而不幸開普勒發見了行星是以橢圓形而不是以圓形在運動着的，太陽位于一個焦點而不是位于圓心；後來牛頓又發現了它們甚至于不是以嚴格的橢圓形在運動着的。
于是柏拉圖所追求的，而且顯然是被撒摩的亞裡士達克所發現的，那種幾何學的單純性就終于證明是虛妄的了。
這一段科學史就說明了一條普遍的準則：任何假說不論是多麼荒謬，都可以是有用的，假如它能使發現家以一種新的方式去思想事物的話；但是當它幸運地已經盡了這種責任之後，它就很容易成為繼續前進的一種障礙了。
把對于善的信仰當作科學地理解世界的一把鑰匙，這在一定的階段上對天文學曾經是有用的，但是在以後的每一個時期它都成為有害的了。
柏拉圖的——尤其是亞裡士多德的——倫理的與審美的偏見曾大大地扼殺了希臘的科學。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柏拉圖對于算學和幾何學賦予了極大的重要性，而且算學和幾何學對于他的哲學也有着極大的影響；但是近代的柏拉圖主義者卻幾乎毫無例外地全都不懂數學。
這就是專業化的罪過的一個例子：一個人要寫柏拉圖，就一定得把自己的青春都消磨在希臘文上面，以緻于竟完全沒有時間去弄柏拉圖所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東西了。
可是柏拉圖卻以為在任何時候隻要是能成為意見的東西，就永遠不能成為知識的材料。
知識是确實可靠的而且不會錯誤的；意見則不僅僅會錯誤而且必然是錯誤的，因為它假定了僅僅是現象的東西的實在性。
這一切都是在重複着巴門尼德所已經說過的東西。
有一個方面，柏拉圖的形而上學顯然與巴門尼德的形而上學不同。
對巴門尼德來說，隻有“一”存在；但對于柏拉圖來說，則有着許多的理念存在。
不僅僅有美、真和善；而且，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還有神所創造的天上的床、天上的人、天上的狗、天上的貓，等等，凡是挪亞方舟裡的東西無不具備。
然而這一切在《國家篇》裡似乎并不曾好好地想通過。
柏拉圖的理念或形式并不是思想，雖說它可以是思想的對象。
然而既然理念的存在是沒有時間性的，而當神決定創造的時候，除非是他思想裡已經先有了那張據說是由他所制造出來的柏拉圖式的床的本身作為對象，否則他就不能夠決定創造出一張床來；所以我們實在很難明白神是怎麼能夠創造出理念來的。
凡是沒有時間的，必然不是被創造出來的。
這裡，我們就遇到那個曾使得許多有哲學頭腦的神學家感到煩惱的困難了。
唯有這個偶然的世界，這個在時間和空間之内的世界，才能是被創造出來的；但這又正是那個被貶斥為是虛幻的而且是壞的日常世界。
因此創造主就似乎是僅隻創造了虛幻和罪惡。
某些徹底的諾斯替派就幹脆采取了這種觀點；但是在柏拉圖則這種困難還沒有浮到面上來，在《國家篇》裡他似乎從來沒有察覺到過有這個問題。
哲學家要成為一個衛國者，按照柏拉圖說，就必須回到洞穴裡面去，并且和那些從來不曾見過真理的陽光的人們生活在一起。
看來神自己如果想要改造他自己的創造物的話，似乎也必須這樣做；一個基督教的柏拉圖主義者是可以這樣解說基督的肉身降世的。
但是這仍然完全不可能解釋，何以神竟然要不滿足于理念世界。
哲學家發見洞穴存在，他就被仁慈心所驅使而回到洞穴裡去；但是人們會想，如果創造主真的創造了萬物的話，他是完全可以避免洞穴的。
也許這種困難隻是從基督教的創造主的觀念裡面産生出來的，而不能苛責于柏拉圖；柏拉圖說神并沒有創造萬物，而隻是創造了美好的事物。
按這種觀點，則感覺世界的多重性便應該在神以外另有别的根源了。
也許理念并不是被神所創造出來的，而隻是神的本質之組成部分。
這樣，顯然為理念的多重性所含有的那種多元主義也就不是最根本的了。
最根本的隻有神，或者說善，而理念則是形容神的。
無論如何，這是對柏拉圖一種可能的解釋。
柏拉圖接着便對一個将成為衛國者的青年所必需的專門教育作了一番有趣的描述。
我們已經看到，青年人之獲得這種榮譽是根據理智品質和道德品質的結合而被挑選出來的：他必須正直、儒雅而好學，有着很好的記憶力與和諧的心靈。
因具有這些優點而被挑選出來的青年人，從二十歲到三十歲要從事研究四種畢達哥拉斯派的學問：數學（平面的與立體的）、幾何學、天文學與和聲學。
這些學問絕不能以任何功利主義的精神去追求，而隻是為了準備使他的心靈能夠洞見永恒的事物。
例如在天文學上，他不能過多地關心實際的天體，而應關心于理想天體的運動的數學。
這在近代人聽來，可能是非常之荒謬的；然而說來奇怪，這在實驗天文學方面卻證明了是一種非常有用的觀點。
這種情形的出現方式是非常可怪的，值得我們深思。
行星所表現的運動，在它們還不曾被人做過深刻的分析以前，一直是顯得不規則的、複雜的，而決不會是象一個畢達哥拉斯式的創造主所選擇的那種樣子。
顯然，每個希臘人都覺得，天體是應該體現數學之美的，而行星唯有在做圓的運動時才能如此。
由于柏拉圖之強調善，所以這一點對柏拉圖是會特别明顯的。
這樣就産生了一個問題：有沒有任何一種假說能把行星運動在外表上的無秩序轉化為秩序、美和單純呢？如果有的話，那末善的理念就會證明我們之主張這種假說是正當的。
撒摩的亞裡士達克找到了這樣一種假說：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在内，都以圓形在圍繞着太陽運轉。
這種觀點兩千年來是被人否定的，一部分理由是根據亞裡士多德的權威，亞裡士多德曾把一種頗為相似的假說歸之于“畢達哥拉斯學派”（《論天》293a）。
這種學說又被哥白尼所複活了，而它的成功似乎證明了柏拉圖在天文學上的審美偏見是正當的。
然而不幸開普勒發見了行星是以橢圓形而不是以圓形在運動着的，太陽位于一個焦點而不是位于圓心；後來牛頓又發現了它們甚至于不是以嚴格的橢圓形在運動着的。
于是柏拉圖所追求的，而且顯然是被撒摩的亞裡士達克所發現的，那種幾何學的單純性就終于證明是虛妄的了。
這一段科學史就說明了一條普遍的準則：任何假說不論是多麼荒謬，都可以是有用的，假如它能使發現家以一種新的方式去思想事物的話；但是當它幸運地已經盡了這種責任之後，它就很容易成為繼續前進的一種障礙了。
把對于善的信仰當作科學地理解世界的一把鑰匙，這在一定的階段上對天文學曾經是有用的，但是在以後的每一個時期它都成為有害的了。
柏拉圖的——尤其是亞裡士多德的——倫理的與審美的偏見曾大大地扼殺了希臘的科學。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柏拉圖對于算學和幾何學賦予了極大的重要性，而且算學和幾何學對于他的哲學也有着極大的影響；但是近代的柏拉圖主義者卻幾乎毫無例外地全都不懂數學。
這就是專業化的罪過的一個例子：一個人要寫柏拉圖，就一定得把自己的青春都消磨在希臘文上面，以緻于竟完全沒有時間去弄柏拉圖所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