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選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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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小說，是開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２〕上提倡“文學革命”〔３〕的時候的。
這一種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迹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緻的，所以我想，這些确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然而我那時對于“文學革命”，其實并沒有怎樣的熱情。
見過辛亥革命〔４〕，見過二次革命〔５〕，見過袁世凱稱帝〔６〕，張勳複辟〔７〕，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在今年的一種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的，我正在疑心這批人們也并非真的民族主義文學者，變化正未可限量呢。
不過我卻又懷疑于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８〕既不是直接對于“文學革命”的熱情，又為什幺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為了對于熱情者們的同感。
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罷。
首先，就是為此。
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将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
但為達到這希望計，是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幹亮色，那就是後來結集起來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
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幺變化，并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談談。
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
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隻因為成了遊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氣卻冷得不少。
新的戰友在那裡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
于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願以後不再這模樣。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９〕不料這大口竟誇得無影無蹤。
逃出北京，躲進廈門，隻在大樓上寫了幾則《故事新編》和十篇《朝花夕拾》。
前者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後者則隻是回憶的記事罷了。
此後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強稱為創作的，在我至今隻有這五種，本可以頃刻讀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選一本集。
推測起來，恐怕因為這幺一辦，一者能夠節省讀者的費用，二則，以為由作者自選，該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罷。
對于第一層，我沒有異議；至第二層，我卻覺得也很難。
因為我向來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來的
這一種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迹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緻的，所以我想，這些确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然而我那時對于“文學革命”，其實并沒有怎樣的熱情。
見過辛亥革命〔４〕，見過二次革命〔５〕，見過袁世凱稱帝〔６〕，張勳複辟〔７〕，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在今年的一種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的，我正在疑心這批人們也并非真的民族主義文學者，變化正未可限量呢。
不過我卻又懷疑于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８〕既不是直接對于“文學革命”的熱情，又為什幺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為了對于熱情者們的同感。
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罷。
首先，就是為此。
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将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
但為達到這希望計，是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幹亮色，那就是後來結集起來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
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幺變化，并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談談。
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
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隻因為成了遊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氣卻冷得不少。
新的戰友在那裡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
于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願以後不再這模樣。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９〕不料這大口竟誇得無影無蹤。
逃出北京，躲進廈門，隻在大樓上寫了幾則《故事新編》和十篇《朝花夕拾》。
前者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後者則隻是回憶的記事罷了。
此後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強稱為創作的，在我至今隻有這五種，本可以頃刻讀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選一本集。
推測起來，恐怕因為這幺一辦，一者能夠節省讀者的費用，二則，以為由作者自選，該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罷。
對于第一層，我沒有異議；至第二層，我卻覺得也很難。
因為我向來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