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論“第三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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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還在把所謂‘第三種人’當作唯一的敵手吧!” 這裡無須解答,因為事實具在:我們這裡也曾經有一點表示〔8〕,但因為和在法國兩樣,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見什幺“把所謂‘第三種人’當作唯一的敵手”的文章,不再内戰,沒有軍閥氣味了。

    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國的左翼作家,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國左翼作家一樣賢明了幺?我以為并不這樣,而且也不應該這樣的。

    如果聲音還沒有全被削除的時候,對于“第三種人”的讨論,還極有從新提起和展開的必要。

    戴先生看出了法國革命作家們的隐衷,覺得在這危急時,和“第三種人”攜手,也許是“精明的策略”。

    但我以為單靠“策略”,是沒有用的,有真切的見解,才有精明的行為,隻要看紀德的講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決不能貿貿然稱之為“第三種人”,加以歡迎,是不必别具隐衷的。

    不過在中國的所謂“第三種人”,卻還複雜得很。

     所謂“第三種人”,原意隻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鬥之外的人。

    但在實際上,是不能有的。

    人體有胖和瘦,在理論上,是該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種人的,然而事實上卻并沒有,一加比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

    文藝上的“第三種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的或無意的遮掩起來,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會分明的顯現。

    如紀德,他就顯出左向來了;别的人,也能從幾句話裡,分明的顯出。

    所以在這混雜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的也能乘機将革命中傷,軟化,曲解。

    左翼理論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務的。

     如果這就等于“軍閥”的内戰,那幺,左翼理論家就必須更加繼續這内戰,而将營壘分清,拔去了從背後射來的毒箭! 六月四日。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學》第一卷第一号。

     〔2〕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縣(今餘抗)人,詩人。

    着有詩集《望舒草》、《災難的歲月》等。

    他寫的《法國通訊——關于文藝界的反法西斯蒂運動》,載《現代》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

     〔3〕紀德(AAGide,1869—1951)法國小說家。

    着有《窄門》*《地糧》、《田園交響曲》等。

    一九三二年初發表《日記抄》,聲稱“對于現在及将來要發生的許多事件,尤其是蘇聯的狀态,抱着太深切的關心”,并表示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

    一九三六年發表《從蘇聯歸來》一書,攻擊蘇聯。

     〔4〕左拉(E·Zola,1840—1902)法國作家。

    着有長篇小說《萌芽》、《崩潰》、《娜娜》等。

    一八九四年,法國的猶太籍軍官德萊孚斯受到軍事當局誣告,以洩漏軍事機密罪被判處終身苦役。

    此事曾引起各界進步人士的不滿。

    一八九七年,左拉對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後,确信德萊孚斯的無辜,就給總統佛爾寫了一封《我控訴》的公開信,控訴法國政府、法庭和總參謀部違反法律和人權;由此他被判一年徒刑和罰金,因而逃往英國倫敦。

     〔5〕法朗士在左拉改葬時的講演在德萊孚斯事件中,法朗士曾和左拉一樣為德萊孚斯進肯辯護。

    一九○二年十月五日左拉安葬時,他發表演說,肯定左拉生前的正義行動,譴責當局對左拉的迫害。

    一九○六年七月十九日德萊孚斯案件得到平反後,他又在法國“人權同盟”組織的向左拉“表示感謝并緻敬”的群衆集會(在左拉墓前舉行)上發表第二次演說,稱左拉為“偉大的公民”,号召人們不要忘記陷害無辜者的罪人,要“沿着正義和善良的道路前進”。

    并向法國國會提出建立“左拉先賢祠”法案的要求。

    (法朗士:《社會生活三十年》)按左拉原葬于巴黎蒙瑪特公墓,後改葬于法國“先賢祠”。

     〔6〕一九三一年國民黨政府殺害了柔石等革命作家,當時國際革命作家如蘇聯法捷耶夫、法國巴比塞、美國果爾德等人都曾強烈抗議國民黨的暴行。

     〔7〕指蘇汶編的《文藝自由論辯集》。

    該書收入“第三種人”自己所寫的文章和别人批評“第三種人”的文章共二十篇,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現代書局出版。

     〔8〕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魯迅和宋慶齡、楊杏佛等,到上海德國領事館遞交《為德國法西斯壓迫民權摧殘文化的抗議書》,次日并将抗議書在《申報》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