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藥監迷局裡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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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人物的能量卻不可小觑。
盧愛英的能量來自于她所在的位置，也就是注冊司化學藥品處，盧愛英的職務是處長，處長的權力是負責審批所有化學藥品的批文，所有批文必須經過盧愛英簽字之後到曹文莊那裡審核才能生效。
所以，盧愛英是中國化學藥品批文的重重關口中至關重要的“娘子關”。
在擔任注冊司化學藥品處處長之前，盧愛英擔任過藥監局的前身國家醫藥管理局科技教育司科研管理處副處長、調研員。
也就是在這個位置上，盧愛英嘗到了權力帶來的好處。
從1996年2月當上副處長開始，她的雙手就被“潛規則”拴住了。
1996年2月，盧愛英擔任國家醫藥管理局科技教育司科研管理處副處長，主要負責國家醫藥管理局“局控”管理的科研項目化學藥品立項、申報形式審查、組織專家評審、合同簽訂、計劃實施檢查，以及對國家科技攻關項目化學藥品部分的計劃制訂、立項的形式審查、組織專家評審等工作。
盧愛英負責的這些項目，都是藥品生産企業和國家醫藥管理局所屬科研單位和直屬院校申報的，盧愛英的具體職責就是負責這些“局控”項目初步的篩選和歸納，形成初步意見，報司領導審批。
也就是說，生産企業和科研單位如果想在國家醫藥管理局立項，必須經過盧愛英的審批。
而這些項目的背後，隐藏着鮮為人知的巨大利益：如果立項成功，國家則撥付相關科研經費。
而一些生産企業和科研機構如果拿不到或者拿到很少的項目，也就意味着科研人員沒事幹，全單位的人都要餓肚子。
尤其是科研單位，很多都是靠項目生存的。
盧愛英卡住的恰恰是這些單位的咽喉。
幾乎就在盧愛英被任命為副處長的同時，她收到了來自下屬單位的第一份“歲敬”。
所謂“歲敬”，是指逢年過節時下屬官員向上級官員“供奉”的禮金，這種舊時代官場的潛規則，竟然被盧愛英這些官員繼承下來，并發揚光大。
2006年2月，盧愛英的任職命令下達時已經是春節之後。
春節後剛剛履新的盧愛英接待了來自天津一家醫藥研究單位的朋友張先生。
張先生曾經與盧愛英一起共事，之後調到天津一家醫藥研究單位工作，當張先生和他的領導得知盧愛英走馬上任之後，連忙趕赴北京專程看望盧愛英。
盧愛英當然知道，包括天津這家醫藥研究單位的很多下屬單位的新藥科研項目的立項、進展都需要向她彙報，他們來看望自己是為了搞好關系，在初審他們的科研項目立項時給予關照，以及在報批藥品時能夠盡快得到審批。
對于曾經的老同事，剛剛擔任領導職務的盧愛英非常熱情又有理有節，她謹慎而又熱情地在辦公室裡接待了張先生和他的領導。
因為雙方彼此很熟悉，在聊了一些不鹹不淡的話題之後，張先生和領導起身告辭。
臨走時，張先生拿出了一個信封放在了盧愛英的辦公桌上。
盧愛英以為是什麼材料，打開信封一看，裡面是2000元現金。
在當時，2000元差不多是盧愛英兩個月的工資收入了，她雙手像捧着一個刺猬一樣，忙不疊地拉住了張先生。
但是，張先生說：“大姐，您别嫌少，我們知道您在國家機關收入低，這是我們的一份心意，貼補點家用吧。
而且這錢也不止給您一個人有，别人也都有。
” 當盧愛英聽說“别人也有”的時候，她幾乎毫不猶豫地把信封扔進了自己的抽屜。
如果說貪心是盧愛英等人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的話，那麼，心理上的失衡便是促使盧愛英走向質變的催化劑。
随着自己的權力越來越大，她所掌握的公共資源也越來越多，而盧愛英直到46歲才從一個普通幹部突然成為掌握全國化學藥品科研項目的立項和審批大權的副處長，眼看着别的部門領導比自己年齡小、資曆淺，走到哪裡卻都風光無限前呼後擁，甚至聽說還有人撈到不少好處，她的心态其實早已不平衡。
對金錢的欲望與心理不平衡互相交織，促使盧愛英見錢眼開，能收則收，能撈則撈，多多益善。
心理上的不平衡和權力的越來越大，也使盧愛英在下屬單位面前更加驕揚跋扈咄咄逼人。
盧愛英認為，自己為中國化學藥品的科研工作立下了汗馬功勞，所以有資格在工作中表現出一些唯我獨尊的驕氣和霸氣。
與此同時，她的貪婪也越來越膨脹。
比起本單位的其他官員，盧愛英默默無聞地在崗位上幹了20多年之後，這份遲到的權力才讓她真切感到，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不遺餘力地削尖腦袋往上爬了。
有權的感覺實在太美妙了！ 但是，盧愛英畢竟還是個謹慎的女人，她不像其他貪官那樣動辄數十萬上百萬地索賄受賄，她的受賄帶有女性官員和國家機關普通官員受賄的普遍特點。
因為膽小怕事，政府官員們很少因為某項具體的業務或者批文收受大筆财物，而是在日常工作中和在自己的職權内給予下屬單位一些關照，每次受賄都是在逢年過節收一點下屬單位送來的“散碎銀子”。
這些政府官員在内心深處認為，下屬單位逢年過節時向上級單位領導供奉一點“歲敬”，已經是衆所周知的“顯規則”。
而且每次收受兩三千元，即使被追究也不至于犯罪，頂多受到領導批評或者組織上的處分。
在這種心态的支配下，近年來的行賄方式大量翻新，最突出的行賄方式就是給領導送“購物卡”。
後來，盧愛英喜歡上了購物卡，也大量收受了一些購物卡。
從1996年2月開始，盧愛英通過收受“歲敬”的方式，開始了她長達10年的受賄旅程。
也就是從1996年開始，張先生和他的領導從1996年到2002年，每逢春節前後給盧愛英呈上“歲敬”2000元，而從2003年開始到2005年春節，“歲敬”增加到3000元，加上盧愛英和他的愛人住院期間，張先生兩次送給盧愛英“營養費”。
張先生在10年的時間裡行賄12次，共給盧愛英28000元。
與天津這家醫藥研究機構相同的是，2002年2月至2004年1月，盧愛英為山東一家醫藥研究機構的藥品申報獲得批準及藥品注冊提供幫助，先後3次收受該醫藥研究機構負責人張女士給予的“歲敬”共計6000元。
而這6000元竟然全部是張女士的個人獎金。
水漲船高，權越大受賄越多 主觀上的不平衡，使盧愛英越來越貪婪，而随着權力越來越大，她受賄的數額也越來越高，但是，盧愛英給自己受賄定下的最高限度也隻有5000元。
1998年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與衛生部藥政司等機構合并，成立新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鄭筱萸出任首任局長。
鄭筱萸的秘書曹文莊其後擔任藥品注冊司司長，而已經擔任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化學藥品處處長的盧愛英，順理成章地成為新成立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注冊司化學藥品處處長。
可以說，國家藥監局最要害的部門是藥品注冊司，而注冊司最要害的部門是化學藥品處，因為在鄭筱萸上任之後推行的“地标升國标”中，盧愛英負責的化學藥品處是工作最繁重也是權力最大的部門，所有化學藥品的“地标升國标”都要經過盧愛英這個“娘子關”。
此時的盧愛英被公認為“醫藥界女強人”，手中權力漸漸達到了她人生的頂峰，這些絕對權力也因此孳生了腐敗。
盧愛英走上犯罪道路，固然是因為外部環境有各種各樣的掮客和行賄者，有着各種各樣的“歲敬”和“禮金”；但是，從主觀方面分析盧愛英落馬的原因，如貪婪、心理失衡等等，都是促使盧愛英蛻變的重要因素。
還有一點是不容忽視的，那就是中央和國家部委辦局一些官員手中的權力過大，而且缺乏有效的制約監督，才使很多政府官員成為職務犯罪的一個又一個“典型”。
盡管盧愛英始終擔心自己因為受賄而出事，但她從來沒有縮回伸出去的那雙貪婪的手。
對金錢充滿巨大占有欲的盧愛英，成為一個奇特的貪官。
随着經濟的發展和手中權力越來越大，盧愛英的胃口也越來越大，但是，盧愛英的胃口也隻不過是從2000元增加到5000元，這是她受賄的底線。
盧愛英自欺欺人地以為，每次收5000元算不上什麼大事，也算不上受賄。
利用審批職權“吃、拿、卡、要”是盧愛英受賄的一大特點。
在盧愛英任職期間，盡力把自己的權力發揮到極緻。
為此，盧愛英把化學藥品的審批大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
在注冊司，盧愛英的獨斷專行使自己成為除了曹文莊之外最有審批實權的官員。
當然，随之而來的是賄金源源不斷地流進自己的腰包，國家賦予她的權力成為她随心所欲地為自己服務的工具。
正是缺乏監督和監管的權力，最終把盧愛英推入了犯罪的深淵。
根據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的指控，盧愛英為江蘇、海南、吉林等多家著名制藥企業和醫藥研究機構“在藥品的申報獲得批準及藥品注冊提供幫助”，先後收受了大量的錢物。
在向盧愛英行賄的這些人員中，竟然大多是這些著名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
這時候，盧愛英的胃口是5000元到10000元。
2002年5月，某著名制藥企業為了某藥品盡快得到審批，這家企業的殷總經理打通前期所有關節之後，批文卻卡在盧愛英手裡遲遲沒有音訊。
因為跟盧愛英不熟悉，殷總經理在盧愛英上班期間，直接來到盧愛英家找到盧愛英的丈夫，匆匆留下裝有5000元的一個信封就離開了。
之後不久，殷總經理很快拿到了批文。
有了這次未曾謀面的“交情”，殷總經理迅速與盧愛英建立起良好的關系，盧愛英專門給殷總經理打電話說：“再有藥品申報，你不用往北京跑了，直接給我打個電話，我給你辦了就行。
以後你逢年過節來北京的時候，别忘了來家坐坐啊。
” 殷總經理為此感激萬分，此後盧愛英果不食言，殷總經理所在企業的批文在盧愛英那裡幾乎是一路綠燈。
2004年春節之後，為了感謝盧愛英對報批的藥品順利放行批文，殷總經理在盧愛英住處附近，送給盧愛英1萬元，加上後來送給盧愛英的5000元，殷總經理3年共送給盧愛英2萬元，卻獲得了若幹個批号。
如果按照那些所謂的“潛規則”，盧愛英收了這麼點錢卻為别人辦了那麼大的事情，的确把權力“賤賣”了。
但是，盧愛英卻不這樣認為，她覺得自己給制藥企業上報的批文盡快審批，就是幫了制藥企業的忙，他們感謝一下自己是應該的，再說區區5000元也算不上受賄，所以她拿得心安理得。
更為可笑的是，很多企業得知盧愛英隻收三五千元的這個“嗜好”之後，僅靠小小的好處就得到了盧愛英的批文，這包括海南一家赫赫有名的制藥企業董事長。
這位董事長每次到盧愛英的辦公室，都扔下2000元“歲敬”或者“茶錢”，4次給了盧愛英8000元。
對于這種小錢，後來成為巡視員的盧愛英照樣“笑納”。
按照這個規格，多家制藥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如過江之鲫紛至沓來，幾乎每人每次都是留下幾千元的“歲敬”和“茶錢”。
包括各種媒體在報道鄭筱萸案件中多次提到的海口康力元制藥有限公司董事長湯旭東在2000年5月公司成立後，負責藥品的生産研發、新藥的注冊報批工作。
2005年7月，為了公司申報、注冊的新藥能夠盡快獲得審批，湯旭東來到盧愛英的辦公室，甩給盧愛英1萬元，卻輕易拿到了數十個批号。
每次都收小錢的盧愛英後來不但收得心安理得，而且收得神經都麻痹了，甚至忘記了“收人錢财替人消災”的古訓。
2005年9月，四川一家醫藥公司在申報的維生素B1和維生素E兩種藥品暫不采用國家标準管理的過程中，找到盧愛英幫忙。
因為如果采用國家标準，就會造成成本的浪費，公司就會遭受損失。
在申報過程中，藥品注冊司最終決定由化學藥品處負責。
這家公司的負責人在找盧愛英提交資料時，盧愛英說，這是小菜一碟，你們回去等好消息吧。
這個負責人一聽盧愛英如此爽快地答應幫助自己，他隻留下回四川的車票錢，從随身攜帶的差旅費中擠出1萬元交給盧愛英表示感謝，希望盧愛英能夠給予關照。
但是，等他回四川過了好久之後，盧愛英才打電話告知他們公司的申請沒有獲得批準。
四川的這位負責人沒有辦成事，在大罵盧愛英不仗義的同時，隻好自己掏腰包墊付了這1萬元。
他們隻能忍氣吞聲，在中國醫藥界誰惹得起盧愛英呢？ 變本加厲，官越大胃口越大 隻有一個人能惹盧愛英，而且能把盧愛英玩得團團轉，最後還把盧愛英扔進了監獄，這個人就是在藥監局“手眼通天”的劉玉輝。
從1996年收到第一份“歲敬”以來，盧愛英一直堅持“少吃多餐”的受賄方式，這也是她能夠安心地多次受賄的原因，她自以為少吃多餐撐不着自己。
但是，随着職務的提升，成為廳級巡視員的盧愛英，最後還是因為貪婪而吃了大虧。
最終把盧愛英拉下馬并供出盧愛英的是掮客劉玉輝，而把盧愛英胃口撐大的，也是劉玉輝和“拿号王”魏威。
從2004年5月到2005年10月，盧愛英先後10餘次收受劉玉輝給予的人民币105500元、美元2000元、歐元1000元、價值20000元的購物卡6張，共計折合人民币151493.6元。
劉玉輝最初找盧愛英幫忙，首先是為了白雲山制藥廠的利益。
但是，當劉玉輝發現身為廳級官員的盧愛英“胃口”并不大時，他決定把一部分賭注押在盧愛英身上。
因為曹文莊等官員的胃口太大，即使借調幫忙的馬騰幫忙編排一下文号都要送30萬元。
而盧愛英隻占小便宜，這就大大縮小了批文的投入成本。
因此，除了白雲山制藥廠的批文，劉玉輝大量接手了一些制藥企業批文的審批斡旋事宜，成為藥監系統的“第一掮客”。
2004年到2005年兩年的時間裡，劉玉輝曾經幫助多家制藥企業辦理品種增加規格的事情，多次找過盧愛英，因為所有化學藥品增加規格的審批都要經過盧愛英，最終才能呈報到曹文莊那裡。
隻要和盧愛英疏通好關系，就可以縮短審批時間，降低審批通過的難度，就等于為制藥企業創造了經濟利益。
除此以外，有時制藥企業為了能趕上藥品采購招标，就力求快速通過審批，盧愛英也可以給予關照，大筆一揮即可過關。
2004年，劉玉輝為深圳某著名藥業公司辦理多種藥品增加規格，多次找到盧愛英，盧愛英同意将深圳這家藥業公司申報的藥品，越權直接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審批。
2005年春節前後，為了感謝盧愛英的幫助，在盧愛英家的樓下，劉玉輝送給盧愛英一個水果籃，果籃内放了5萬元。
第一次收到這麼大數額的“歲敬”，讓盧愛英提心吊膽了好一陣子，甚至夜夜做噩夢。
不過，想想自己這10年來收到的各種“歲敬”也差不多有30萬元了，至今也沒出過什麼事，盧愛英的心裡稍稍有些安穩。
但是，為了穩妥起見，盧愛英還是把自己“少吃多餐才健康”的觀點傳達給劉玉輝，劉玉輝當然言聽計從。
此後，每次辦事或者不辦事的時候，隻要劉玉輝到盧愛英的辦公室或者家裡，都甩下5000元“茶錢”。
如果盧愛英出國，劉玉輝每次也都給盧愛英1000歐元或者2000美
盧愛英的能量來自于她所在的位置，也就是注冊司化學藥品處，盧愛英的職務是處長，處長的權力是負責審批所有化學藥品的批文，所有批文必須經過盧愛英簽字之後到曹文莊那裡審核才能生效。
所以，盧愛英是中國化學藥品批文的重重關口中至關重要的“娘子關”。
在擔任注冊司化學藥品處處長之前，盧愛英擔任過藥監局的前身國家醫藥管理局科技教育司科研管理處副處長、調研員。
也就是在這個位置上，盧愛英嘗到了權力帶來的好處。
從1996年2月當上副處長開始，她的雙手就被“潛規則”拴住了。
1996年2月，盧愛英擔任國家醫藥管理局科技教育司科研管理處副處長，主要負責國家醫藥管理局“局控”管理的科研項目化學藥品立項、申報形式審查、組織專家評審、合同簽訂、計劃實施檢查，以及對國家科技攻關項目化學藥品部分的計劃制訂、立項的形式審查、組織專家評審等工作。
盧愛英負責的這些項目，都是藥品生産企業和國家醫藥管理局所屬科研單位和直屬院校申報的，盧愛英的具體職責就是負責這些“局控”項目初步的篩選和歸納，形成初步意見，報司領導審批。
也就是說，生産企業和科研單位如果想在國家醫藥管理局立項，必須經過盧愛英的審批。
而這些項目的背後，隐藏着鮮為人知的巨大利益：如果立項成功，國家則撥付相關科研經費。
而一些生産企業和科研機構如果拿不到或者拿到很少的項目，也就意味着科研人員沒事幹，全單位的人都要餓肚子。
尤其是科研單位，很多都是靠項目生存的。
盧愛英卡住的恰恰是這些單位的咽喉。
幾乎就在盧愛英被任命為副處長的同時，她收到了來自下屬單位的第一份“歲敬”。
所謂“歲敬”，是指逢年過節時下屬官員向上級官員“供奉”的禮金，這種舊時代官場的潛規則，竟然被盧愛英這些官員繼承下來，并發揚光大。
2006年2月，盧愛英的任職命令下達時已經是春節之後。
春節後剛剛履新的盧愛英接待了來自天津一家醫藥研究單位的朋友張先生。
張先生曾經與盧愛英一起共事，之後調到天津一家醫藥研究單位工作，當張先生和他的領導得知盧愛英走馬上任之後，連忙趕赴北京專程看望盧愛英。
盧愛英當然知道，包括天津這家醫藥研究單位的很多下屬單位的新藥科研項目的立項、進展都需要向她彙報，他們來看望自己是為了搞好關系，在初審他們的科研項目立項時給予關照，以及在報批藥品時能夠盡快得到審批。
對于曾經的老同事，剛剛擔任領導職務的盧愛英非常熱情又有理有節，她謹慎而又熱情地在辦公室裡接待了張先生和他的領導。
因為雙方彼此很熟悉，在聊了一些不鹹不淡的話題之後，張先生和領導起身告辭。
臨走時，張先生拿出了一個信封放在了盧愛英的辦公桌上。
盧愛英以為是什麼材料，打開信封一看，裡面是2000元現金。
在當時，2000元差不多是盧愛英兩個月的工資收入了，她雙手像捧着一個刺猬一樣，忙不疊地拉住了張先生。
但是，張先生說：“大姐，您别嫌少，我們知道您在國家機關收入低，這是我們的一份心意，貼補點家用吧。
而且這錢也不止給您一個人有，别人也都有。
” 當盧愛英聽說“别人也有”的時候，她幾乎毫不猶豫地把信封扔進了自己的抽屜。
如果說貪心是盧愛英等人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的話，那麼，心理上的失衡便是促使盧愛英走向質變的催化劑。
随着自己的權力越來越大，她所掌握的公共資源也越來越多，而盧愛英直到46歲才從一個普通幹部突然成為掌握全國化學藥品科研項目的立項和審批大權的副處長，眼看着别的部門領導比自己年齡小、資曆淺，走到哪裡卻都風光無限前呼後擁，甚至聽說還有人撈到不少好處，她的心态其實早已不平衡。
對金錢的欲望與心理不平衡互相交織，促使盧愛英見錢眼開，能收則收，能撈則撈，多多益善。
心理上的不平衡和權力的越來越大，也使盧愛英在下屬單位面前更加驕揚跋扈咄咄逼人。
盧愛英認為，自己為中國化學藥品的科研工作立下了汗馬功勞，所以有資格在工作中表現出一些唯我獨尊的驕氣和霸氣。
與此同時，她的貪婪也越來越膨脹。
比起本單位的其他官員，盧愛英默默無聞地在崗位上幹了20多年之後，這份遲到的權力才讓她真切感到，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不遺餘力地削尖腦袋往上爬了。
有權的感覺實在太美妙了！ 但是，盧愛英畢竟還是個謹慎的女人，她不像其他貪官那樣動辄數十萬上百萬地索賄受賄，她的受賄帶有女性官員和國家機關普通官員受賄的普遍特點。
因為膽小怕事，政府官員們很少因為某項具體的業務或者批文收受大筆财物，而是在日常工作中和在自己的職權内給予下屬單位一些關照，每次受賄都是在逢年過節收一點下屬單位送來的“散碎銀子”。
這些政府官員在内心深處認為，下屬單位逢年過節時向上級單位領導供奉一點“歲敬”，已經是衆所周知的“顯規則”。
而且每次收受兩三千元，即使被追究也不至于犯罪，頂多受到領導批評或者組織上的處分。
在這種心态的支配下，近年來的行賄方式大量翻新，最突出的行賄方式就是給領導送“購物卡”。
後來，盧愛英喜歡上了購物卡，也大量收受了一些購物卡。
從1996年2月開始，盧愛英通過收受“歲敬”的方式，開始了她長達10年的受賄旅程。
也就是從1996年開始，張先生和他的領導從1996年到2002年，每逢春節前後給盧愛英呈上“歲敬”2000元，而從2003年開始到2005年春節，“歲敬”增加到3000元，加上盧愛英和他的愛人住院期間，張先生兩次送給盧愛英“營養費”。
張先生在10年的時間裡行賄12次，共給盧愛英28000元。
與天津這家醫藥研究機構相同的是，2002年2月至2004年1月，盧愛英為山東一家醫藥研究機構的藥品申報獲得批準及藥品注冊提供幫助，先後3次收受該醫藥研究機構負責人張女士給予的“歲敬”共計6000元。
而這6000元竟然全部是張女士的個人獎金。
水漲船高，權越大受賄越多 主觀上的不平衡，使盧愛英越來越貪婪，而随着權力越來越大，她受賄的數額也越來越高，但是，盧愛英給自己受賄定下的最高限度也隻有5000元。
1998年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與衛生部藥政司等機構合并，成立新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鄭筱萸出任首任局長。
鄭筱萸的秘書曹文莊其後擔任藥品注冊司司長，而已經擔任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化學藥品處處長的盧愛英，順理成章地成為新成立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注冊司化學藥品處處長。
可以說，國家藥監局最要害的部門是藥品注冊司，而注冊司最要害的部門是化學藥品處，因為在鄭筱萸上任之後推行的“地标升國标”中，盧愛英負責的化學藥品處是工作最繁重也是權力最大的部門，所有化學藥品的“地标升國标”都要經過盧愛英這個“娘子關”。
此時的盧愛英被公認為“醫藥界女強人”，手中權力漸漸達到了她人生的頂峰，這些絕對權力也因此孳生了腐敗。
盧愛英走上犯罪道路，固然是因為外部環境有各種各樣的掮客和行賄者，有着各種各樣的“歲敬”和“禮金”；但是，從主觀方面分析盧愛英落馬的原因，如貪婪、心理失衡等等，都是促使盧愛英蛻變的重要因素。
還有一點是不容忽視的，那就是中央和國家部委辦局一些官員手中的權力過大，而且缺乏有效的制約監督，才使很多政府官員成為職務犯罪的一個又一個“典型”。
盡管盧愛英始終擔心自己因為受賄而出事，但她從來沒有縮回伸出去的那雙貪婪的手。
對金錢充滿巨大占有欲的盧愛英，成為一個奇特的貪官。
随着經濟的發展和手中權力越來越大，盧愛英的胃口也越來越大，但是，盧愛英的胃口也隻不過是從2000元增加到5000元，這是她受賄的底線。
盧愛英自欺欺人地以為，每次收5000元算不上什麼大事，也算不上受賄。
利用審批職權“吃、拿、卡、要”是盧愛英受賄的一大特點。
在盧愛英任職期間，盡力把自己的權力發揮到極緻。
為此，盧愛英把化學藥品的審批大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
在注冊司，盧愛英的獨斷專行使自己成為除了曹文莊之外最有審批實權的官員。
當然，随之而來的是賄金源源不斷地流進自己的腰包，國家賦予她的權力成為她随心所欲地為自己服務的工具。
正是缺乏監督和監管的權力，最終把盧愛英推入了犯罪的深淵。
根據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的指控，盧愛英為江蘇、海南、吉林等多家著名制藥企業和醫藥研究機構“在藥品的申報獲得批準及藥品注冊提供幫助”，先後收受了大量的錢物。
在向盧愛英行賄的這些人員中，竟然大多是這些著名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
這時候，盧愛英的胃口是5000元到10000元。
2002年5月，某著名制藥企業為了某藥品盡快得到審批，這家企業的殷總經理打通前期所有關節之後，批文卻卡在盧愛英手裡遲遲沒有音訊。
因為跟盧愛英不熟悉，殷總經理在盧愛英上班期間，直接來到盧愛英家找到盧愛英的丈夫，匆匆留下裝有5000元的一個信封就離開了。
之後不久，殷總經理很快拿到了批文。
有了這次未曾謀面的“交情”，殷總經理迅速與盧愛英建立起良好的關系，盧愛英專門給殷總經理打電話說：“再有藥品申報，你不用往北京跑了，直接給我打個電話，我給你辦了就行。
以後你逢年過節來北京的時候，别忘了來家坐坐啊。
” 殷總經理為此感激萬分，此後盧愛英果不食言，殷總經理所在企業的批文在盧愛英那裡幾乎是一路綠燈。
2004年春節之後，為了感謝盧愛英對報批的藥品順利放行批文，殷總經理在盧愛英住處附近，送給盧愛英1萬元，加上後來送給盧愛英的5000元，殷總經理3年共送給盧愛英2萬元，卻獲得了若幹個批号。
如果按照那些所謂的“潛規則”，盧愛英收了這麼點錢卻為别人辦了那麼大的事情，的确把權力“賤賣”了。
但是，盧愛英卻不這樣認為，她覺得自己給制藥企業上報的批文盡快審批，就是幫了制藥企業的忙，他們感謝一下自己是應該的，再說區區5000元也算不上受賄，所以她拿得心安理得。
更為可笑的是，很多企業得知盧愛英隻收三五千元的這個“嗜好”之後，僅靠小小的好處就得到了盧愛英的批文，這包括海南一家赫赫有名的制藥企業董事長。
這位董事長每次到盧愛英的辦公室，都扔下2000元“歲敬”或者“茶錢”，4次給了盧愛英8000元。
對于這種小錢，後來成為巡視員的盧愛英照樣“笑納”。
按照這個規格，多家制藥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如過江之鲫紛至沓來，幾乎每人每次都是留下幾千元的“歲敬”和“茶錢”。
包括各種媒體在報道鄭筱萸案件中多次提到的海口康力元制藥有限公司董事長湯旭東在2000年5月公司成立後，負責藥品的生産研發、新藥的注冊報批工作。
2005年7月，為了公司申報、注冊的新藥能夠盡快獲得審批，湯旭東來到盧愛英的辦公室，甩給盧愛英1萬元，卻輕易拿到了數十個批号。
每次都收小錢的盧愛英後來不但收得心安理得，而且收得神經都麻痹了，甚至忘記了“收人錢财替人消災”的古訓。
2005年9月，四川一家醫藥公司在申報的維生素B1和維生素E兩種藥品暫不采用國家标準管理的過程中，找到盧愛英幫忙。
因為如果采用國家标準，就會造成成本的浪費，公司就會遭受損失。
在申報過程中，藥品注冊司最終決定由化學藥品處負責。
這家公司的負責人在找盧愛英提交資料時，盧愛英說，這是小菜一碟，你們回去等好消息吧。
這個負責人一聽盧愛英如此爽快地答應幫助自己，他隻留下回四川的車票錢，從随身攜帶的差旅費中擠出1萬元交給盧愛英表示感謝，希望盧愛英能夠給予關照。
但是，等他回四川過了好久之後，盧愛英才打電話告知他們公司的申請沒有獲得批準。
四川的這位負責人沒有辦成事，在大罵盧愛英不仗義的同時，隻好自己掏腰包墊付了這1萬元。
他們隻能忍氣吞聲，在中國醫藥界誰惹得起盧愛英呢？ 變本加厲，官越大胃口越大 隻有一個人能惹盧愛英，而且能把盧愛英玩得團團轉，最後還把盧愛英扔進了監獄，這個人就是在藥監局“手眼通天”的劉玉輝。
從1996年收到第一份“歲敬”以來，盧愛英一直堅持“少吃多餐”的受賄方式，這也是她能夠安心地多次受賄的原因，她自以為少吃多餐撐不着自己。
但是，随着職務的提升，成為廳級巡視員的盧愛英，最後還是因為貪婪而吃了大虧。
最終把盧愛英拉下馬并供出盧愛英的是掮客劉玉輝，而把盧愛英胃口撐大的，也是劉玉輝和“拿号王”魏威。
從2004年5月到2005年10月，盧愛英先後10餘次收受劉玉輝給予的人民币105500元、美元2000元、歐元1000元、價值20000元的購物卡6張，共計折合人民币151493.6元。
劉玉輝最初找盧愛英幫忙，首先是為了白雲山制藥廠的利益。
但是，當劉玉輝發現身為廳級官員的盧愛英“胃口”并不大時，他決定把一部分賭注押在盧愛英身上。
因為曹文莊等官員的胃口太大，即使借調幫忙的馬騰幫忙編排一下文号都要送30萬元。
而盧愛英隻占小便宜，這就大大縮小了批文的投入成本。
因此，除了白雲山制藥廠的批文，劉玉輝大量接手了一些制藥企業批文的審批斡旋事宜，成為藥監系統的“第一掮客”。
2004年到2005年兩年的時間裡，劉玉輝曾經幫助多家制藥企業辦理品種增加規格的事情，多次找過盧愛英，因為所有化學藥品增加規格的審批都要經過盧愛英，最終才能呈報到曹文莊那裡。
隻要和盧愛英疏通好關系，就可以縮短審批時間，降低審批通過的難度，就等于為制藥企業創造了經濟利益。
除此以外，有時制藥企業為了能趕上藥品采購招标，就力求快速通過審批，盧愛英也可以給予關照，大筆一揮即可過關。
2004年，劉玉輝為深圳某著名藥業公司辦理多種藥品增加規格，多次找到盧愛英，盧愛英同意将深圳這家藥業公司申報的藥品，越權直接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審批。
2005年春節前後，為了感謝盧愛英的幫助，在盧愛英家的樓下，劉玉輝送給盧愛英一個水果籃，果籃内放了5萬元。
第一次收到這麼大數額的“歲敬”，讓盧愛英提心吊膽了好一陣子，甚至夜夜做噩夢。
不過，想想自己這10年來收到的各種“歲敬”也差不多有30萬元了，至今也沒出過什麼事，盧愛英的心裡稍稍有些安穩。
但是，為了穩妥起見，盧愛英還是把自己“少吃多餐才健康”的觀點傳達給劉玉輝，劉玉輝當然言聽計從。
此後，每次辦事或者不辦事的時候，隻要劉玉輝到盧愛英的辦公室或者家裡，都甩下5000元“茶錢”。
如果盧愛英出國，劉玉輝每次也都給盧愛英1000歐元或者2000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