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時之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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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之世，同時登科者，謂之同年。
每一科舉，則有登科錄，詳記同年人之姓名、籍貫、年齡。
此等書萬無久傳之理，獨寶祐四年登科錄，以文天祥一人之故，自宋至今，藏書家猶鈔錄之。
觀此則人可以知所自處矣。
人早年得志，必然意氣太盛，視己身若萬能，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事。
古之愛才若命者，遇此等人，必培養之，曰将以老其才。
如樹木然，未長足時伐之，則其材小；長足後伐之，則其材大。
用一老字，實在有味。
文山二十而登科，飛揚騰達，若可預期。
乃人事相左，蹉跎十年，未展抱負。
讀文山指南錄自序，則并不以此怨尤，确認天将使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可謂能自克者矣。
文山功名不遂，歸而讀書求志。
此實大人物之作用也。
今人一在學堂畢業，即求利祿。
求之不得，亦不肯反求諸己。
蓋功利之說，中于人心者深矣。
此實非社會之福也。
明之嚴嵩，固一萬世唾罵之人，然少年登第之後，不肯就官，忍饑耐寒，在钤山（在今江西分宜縣，嚴本分宜人也）讀書十年，固未嘗無一節可取也。
設能始終如一，則與文山之志節何異焉？今人不肯尚志，病在居欲求安，食欲求飽，耐不得貧，所以豎不起志氣。
少年欲擔當天下事，須從吃苦做起。
宋朝末期的丞相文天祥，是江西廬陵人。
他家祖上世代都是忠厚長者，所以一鄉都稱他家為積善之家。
天祥出生的時候，他的祖父夢見一個小兒，駕着紫雲從天而下，所以給他取名雲孫，字天祥。
後來宋理宗閱看考試卷子的時候，看見他的名字，便說：“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
”于是他又取字瑞卿，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确實是如此；他又自号文山。
年幼時，文天祥體貌豐偉，看見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個不同尋常的孩子。
當人在少年時，能夠感發他們志氣的，主要是家庭、老師和朋友的啟導，是那些良善的書籍。
而鄉裡先賢們的遺風，也足以成為他們興起的資本。
現在各郡縣都建有孔子廟，也稱作是地方上的學校。
他們常将本地先賢的畫像，挂列在學堂的祠堂。
每年春秋二季，則準備了牲牢，召集了當地的官紳來祭拜他們，而後一起進祠觀瞻他們。
他們既羨仰鄉裡先賢的尊榮，又常因有感而生出仰慕效法的念頭，因此常有歎息而泣的人。
少年人天真爛缦，尤其容易生出這樣的觀念。
宋末時廬陵鄉賢祠裡的先賢遺像，有歐陽修（字永叔，谥文忠公）、楊邦義（谥号忠襄，守建康時為守氣節而死。
他的兒子載興，為嶽飛的部将，以忠勇著稱）、胡铨（字邦衡，又号淡庵老人，谥号忠簡。
他曾經上疏請求斬秦桧）等人。
他們的遺像，儀态如生。
文天祥十歲的時候，他家裡的人帶他去鄉賢祠觀看這些遺像，又把他們三個人的曆史講給他聽。
他十分羨慕地說道：“我死後，如果不能和這幾位先賢并祀在這個祠中，我便不是大丈夫。
” 宋朝時候，都是以考試來拔取人才。
元、明、清三朝，都遵守着這種傳統方法。
考試的時候，最光榮的當然是第一名，便是“狀元”，号為“天下第一人”。
文天祥便是寶祐四年（宋理宗二十年，民國前六百四十年）的狀元。
他考試的那篇文章，洋洋萬言，并沒有起稿，一揮而成。
當時的考官王應麟（字伯後，慶元府人。
著《玉海》《困學紀聞》等書）評價說：“這份考卷有古賢人之風儀，可為後人學習的榜樣。
其忠義之心如鐵石般堅定，可以為我朝能夠得到這樣的人才而祝賀了。
”這個時候他才二十歲。
他的弟弟文璧，也同時考中。
他弟兄二人進京考試，是他們的父親革齋陪送來的。
他當時聽得兩個兒子都考中了，心中自然是非常喜悅。
不幸他老人家已風燭殘年，朝不保暮，兩個兒子于五月二十四日中選，他自己卻于二十八日在客寓裡病死了。
宋朝時候，政府對待進士的禮數很優厚，凡是新進士遭喪，政府都會緻送費用。
文天祥弟兄二人，當天便扶柩還鄉。
不久，朝廷便任命文天祥為甯海節度判官（判官，等于現在的秘書）。
文天祥雖然隻做了個小官，但很留心時務。
範文正公（名仲淹，興縣人）作為國家太平之時的秀才，尚以天下為己任，何況文天祥是處在南宋末年，内憂外患交迫的時候呢？當時蒙古（後來建立國家，國号為元）吞并了金、夏兩國，國勢日強。
而宋朝用一個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為相，用一個賈似道（字師憲，亳州人。
他的姐姐為貴妃，受理宗寵愛，賈似道因此發迹）為将（賈似道以宰相身份出京監督軍隊），獨攬大權，坑害國家，漸被外敵侵略削守。
寶祐六年（理宗二十二年），蒙古大舉南侵，入四川，破廣西、貴州，更是派重兵直接奔赴兩淮地區及長江上、下遊，江西不保，武昌被圍，以緻宋朝全國上下震驚，朝廷内君臣相顧，不知做什麼好。
太監董宋臣，上奏請求遷都到四明（今浙江甯波），以避開敵人強勁的進攻。
但是又有一個太監叫何子舉的，他認為這樣不可，而且當時皇後也不願遷都，這個主張就此打消。
文天祥起初聽見遷都的話，以為臨安的大勢已經失去，十分憂急。
而四明這個地方是瀕海的小郡，當年高宗将都城搬遷到這裡，幾乎不能自存，前車可鑒，怎麼能夠再重蹈覆轍？于是便上書請斬建議遷都四明的太監
每一科舉，則有登科錄，詳記同年人之姓名、籍貫、年齡。
此等書萬無久傳之理，獨寶祐四年登科錄，以文天祥一人之故，自宋至今，藏書家猶鈔錄之。
觀此則人可以知所自處矣。
人早年得志，必然意氣太盛，視己身若萬能，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事。
古之愛才若命者，遇此等人，必培養之，曰将以老其才。
如樹木然，未長足時伐之，則其材小；長足後伐之，則其材大。
用一老字，實在有味。
文山二十而登科，飛揚騰達，若可預期。
乃人事相左，蹉跎十年，未展抱負。
讀文山指南錄自序，則并不以此怨尤，确認天将使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可謂能自克者矣。
文山功名不遂，歸而讀書求志。
此實大人物之作用也。
今人一在學堂畢業，即求利祿。
求之不得，亦不肯反求諸己。
蓋功利之說，中于人心者深矣。
此實非社會之福也。
明之嚴嵩，固一萬世唾罵之人，然少年登第之後，不肯就官，忍饑耐寒，在钤山（在今江西分宜縣，嚴本分宜人也）讀書十年，固未嘗無一節可取也。
設能始終如一，則與文山之志節何異焉？今人不肯尚志，病在居欲求安，食欲求飽，耐不得貧，所以豎不起志氣。
少年欲擔當天下事，須從吃苦做起。
宋朝末期的丞相文天祥，是江西廬陵人。
他家祖上世代都是忠厚長者，所以一鄉都稱他家為積善之家。
天祥出生的時候，他的祖父夢見一個小兒，駕着紫雲從天而下，所以給他取名雲孫，字天祥。
後來宋理宗閱看考試卷子的時候，看見他的名字，便說：“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
”于是他又取字瑞卿，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确實是如此；他又自号文山。
年幼時，文天祥體貌豐偉，看見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個不同尋常的孩子。
當人在少年時，能夠感發他們志氣的，主要是家庭、老師和朋友的啟導，是那些良善的書籍。
而鄉裡先賢們的遺風，也足以成為他們興起的資本。
現在各郡縣都建有孔子廟，也稱作是地方上的學校。
他們常将本地先賢的畫像，挂列在學堂的祠堂。
每年春秋二季，則準備了牲牢，召集了當地的官紳來祭拜他們，而後一起進祠觀瞻他們。
他們既羨仰鄉裡先賢的尊榮，又常因有感而生出仰慕效法的念頭，因此常有歎息而泣的人。
少年人天真爛缦，尤其容易生出這樣的觀念。
宋末時廬陵鄉賢祠裡的先賢遺像，有歐陽修（字永叔，谥文忠公）、楊邦義（谥号忠襄，守建康時為守氣節而死。
他的兒子載興，為嶽飛的部将，以忠勇著稱）、胡铨（字邦衡，又号淡庵老人，谥号忠簡。
他曾經上疏請求斬秦桧）等人。
他們的遺像，儀态如生。
文天祥十歲的時候，他家裡的人帶他去鄉賢祠觀看這些遺像，又把他們三個人的曆史講給他聽。
他十分羨慕地說道：“我死後，如果不能和這幾位先賢并祀在這個祠中，我便不是大丈夫。
” 宋朝時候，都是以考試來拔取人才。
元、明、清三朝，都遵守着這種傳統方法。
考試的時候，最光榮的當然是第一名，便是“狀元”，号為“天下第一人”。
文天祥便是寶祐四年（宋理宗二十年，民國前六百四十年）的狀元。
他考試的那篇文章，洋洋萬言，并沒有起稿，一揮而成。
當時的考官王應麟（字伯後，慶元府人。
著《玉海》《困學紀聞》等書）評價說：“這份考卷有古賢人之風儀，可為後人學習的榜樣。
其忠義之心如鐵石般堅定，可以為我朝能夠得到這樣的人才而祝賀了。
”這個時候他才二十歲。
他的弟弟文璧，也同時考中。
他弟兄二人進京考試，是他們的父親革齋陪送來的。
他當時聽得兩個兒子都考中了，心中自然是非常喜悅。
不幸他老人家已風燭殘年，朝不保暮，兩個兒子于五月二十四日中選，他自己卻于二十八日在客寓裡病死了。
宋朝時候，政府對待進士的禮數很優厚，凡是新進士遭喪，政府都會緻送費用。
文天祥弟兄二人，當天便扶柩還鄉。
不久，朝廷便任命文天祥為甯海節度判官（判官，等于現在的秘書）。
文天祥雖然隻做了個小官，但很留心時務。
範文正公（名仲淹，興縣人）作為國家太平之時的秀才，尚以天下為己任，何況文天祥是處在南宋末年，内憂外患交迫的時候呢？當時蒙古（後來建立國家，國号為元）吞并了金、夏兩國，國勢日強。
而宋朝用一個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為相，用一個賈似道（字師憲，亳州人。
他的姐姐為貴妃，受理宗寵愛，賈似道因此發迹）為将（賈似道以宰相身份出京監督軍隊），獨攬大權，坑害國家，漸被外敵侵略削守。
寶祐六年（理宗二十二年），蒙古大舉南侵，入四川，破廣西、貴州，更是派重兵直接奔赴兩淮地區及長江上、下遊，江西不保，武昌被圍，以緻宋朝全國上下震驚，朝廷内君臣相顧，不知做什麼好。
太監董宋臣，上奏請求遷都到四明（今浙江甯波），以避開敵人強勁的進攻。
但是又有一個太監叫何子舉的，他認為這樣不可，而且當時皇後也不願遷都，這個主張就此打消。
文天祥起初聽見遷都的話，以為臨安的大勢已經失去，十分憂急。
而四明這個地方是瀕海的小郡，當年高宗将都城搬遷到這裡，幾乎不能自存，前車可鑒，怎麼能夠再重蹈覆轍？于是便上書請斬建議遷都四明的太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