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檢察的“小學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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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幾個人在笑什麼?”說中國話很流利的這位穿西服的日本紳士,從銳利的眼光中向在草席上我那三位路遇的同伴頗嚴重地質問着,即時他的明亮的黑皮鞋踏上了木床。

     “沒——沒有什麼!我們在這兒說笑話呢。

    ”曾經當過省視學員的張先生立起來回複。

     “笑——話?”後音頗重,“什麼笑話?”可怕的眼光向張君臉上直射着。

     “我們說一個懷胎了幾年的笑話。

    ”這明明是勉強的話了。

     “不行!這個皮匣是你的麼?幾個人一同?三個,你們幹什麼?”這日本紳士漸漸不客氣了。

    一個半舊的褐色四方皮匣提過來,很熟練地打開,原來并沒加鎖。

     張君面色發紅,急着道:“這是,這是他的,我姓張!在洮南啟蒙小學——作教員,我們都是……沒有什麼!這皮匣子是零碎東西……” “啊!都是麼?你姓什麼?”他用猜疑的口氣向坐在行李包上的一位某軍中的參議問。

     “我姓宋。

    ”這位不滿三十歲的血氣方盛的少年答語是十分爽朗,不像那位視學先生的忸怩。

    “我也去洮南……”但這位先生本是視學員的堂叔,我聽說他改了姓,這其中一定有了文章。

     皮匣子打開,牙刷,肥皂,信紙等随手擺出來。

    這時視學先生神色不安地立在一邊。

    那位軍人将嘴鼓起坐着不動。

    還有他們同來的老人——因為他有胡子,實在不過四十一二歲,卻正襟危坐在遠一點的席上,冷冷的不發言。

    同艙的中國人多在立起來向這邊看,沒有笑聲,卻也不圍攏來瞧熱鬧。

     “這上面記的什麼?”薄薄的日記本在這位紳士的手中,他向軍人指着問。

     “什麼都有。

    人名,用錢,全是零事。

    ” 好在隻有一二頁有鉛筆的畫痕,往下掀去是張張的白紙。

    啪的聲丢在一邊,而有力的手指卻從皮匣中檢出兩張小硬紙。

    隔遠了看不清楚,仿佛是護照,或是奉票似的東西。

     “唉!什麼?這個?” “是免票,我的第幾軍的免票,他們的沒有……” 本來是沒有多少零碎東西的皮匣子已經全翻遍了。

    再次便将被褥卷也打開了。

    一個帆布衣箱略略的檢查,放在一邊。

    紳士很從容說句“對不起!”将皮匣放在臀下,與張君對面坐下,從袋中掏出小本子将這三位的姓名問了,記下,又将免票也記過了。

    向張君問得更詳細,學校,多少學生教員,也記下來。

    後來張君随口露出一句日本話來,他聽着有點奇異,張君頗義憤地道: “我在日本留學過,前年由此處經過,到衙門中去了一次。

    ”痛快大膽的直告,旁邊人聽了都替他捏一把汗。

     “留過學,什麼學校?……”日本紳士面色驟形緊張。

     “廣島高師。

    ” “到衙門去哪一年?” “啊我想想,十八年的冬天,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天。

    ”張君的記憶似是永久刻在心頭。

     “陰曆陽曆?” “是陰曆。

    ” 紳士點點頭,接着用日本話同張君談起,約過了五六分鐘,他才站起來。

    軍人低着頭不做聲。

    老先生似乎松了一口咽重的氣。

    我呢,初時忐忑着;雖然我那随手的皮包中沒有嫌疑品,卻有手寫的文藝小品,在報紙雜志上曾登刊過的詩文;尤其是一篇五卅之後在北平發表過的那篇《血梯》也粘在小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