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居士集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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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七首 縱囚論〈康定元年〉
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甯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豈近于人情？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
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複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複來，是下賊上之心也。
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緻爾。
然此必無之事也。
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耳，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幹譽。
” 本論中〈慶曆三年〉〔本論上見居士外集卷十〕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
已嘗去矣，而複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
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
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
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
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
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
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
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
及三代衰，王政阙，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
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阙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
補其阙，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
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
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
于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
故因其田獵而為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
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
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
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
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
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
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
嗚呼！何其備也。
蓋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笃。
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于人者深。
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
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
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
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
佛于此時，乘間而入。
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
井田最先廢，而兼并遊惰之奸起，其後所謂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
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
夫奸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
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
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
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将操戈而逐之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甯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豈近于人情？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
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複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複來，是下賊上之心也。
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緻爾。
然此必無之事也。
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耳，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幹譽。
” 本論中〈慶曆三年〉〔本論上見居士外集卷十〕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
已嘗去矣，而複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
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
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
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
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
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
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
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
及三代衰，王政阙，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
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阙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
補其阙，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
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
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
于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
故因其田獵而為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
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
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
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
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
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
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
嗚呼！何其備也。
蓋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笃。
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于人者深。
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
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
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
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
佛于此時，乘間而入。
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
井田最先廢，而兼并遊惰之奸起，其後所謂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
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
夫奸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
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
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
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将操戈而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