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四·記神清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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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重東南而輕西北，誠非帝王馭世之大公矣。
特是時移勢易，古今不同，故虞廷之所為“明試以功”，周室之所為“德進事舉”者，後世用之益以滋亂。
不若科目之法，猶可驅天下，使誦法孔子澤躬于六經，忽不自知其入于義理之域。
且其法易以防閑，統百年而計之公者猶得什九，是以不得不專用其法，豈曰經世之士盡出于能文者也。
故就文而論，則選額之不可以地均，誠如修之所雲。
以用人而論，其不得不以地均之者，亦天下之大勢有不能因噎以廢食者。
修有試進士策問取士之法，而極論其難，較之此疏，更為千古确論。
論删去九經正義中谶緯劄子暴秦焚書，六經亡轶。
漢儒掇拾遺言，各立門戶，其幸而傳至今日者，固其守先待後之功，而詐僞繁興，亦莫甚于彼時。
而于其中敢于誣天蔑聖者，則以谶緯為甚。
谶緯之書，莫知所自起，王莽笃好之，其下遂相與詐造欺蒙，以售其私。
而莽又明知其欺而樂用之，以愚黔首，而借以篡漢天下。
蓋亂臣賊子之言也，而托諸孔子。
然既托諸孔子，則雖以光武之賢，猶不能無惑焉。
唐作《九經正義》，猶引用其說。
歐陽修疏請削除，見亦偉矣，惜猶未曾抉其底裡痛掃溉之，以解後世惑也。
夫谶緯之托諸聖言者，為其“前知”也，為其“知天”也。
《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疑若似矣。
顧差若毫厘，即謬以千裡。
夫天者，理也。
叙則為典，秩則為禮，立之為三綱，行之為五常。
三綱立，五常行，則人無逆天，物極則長，而所為“生生之謂易”者行乎其間，乾坤于以不毀。
三綱頹，五常廢，則人物凋喪，漸消漸毀，以至于無而乾坤息。
故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孔子之所為知天而可以前知者，如是而已。
若夫繼周而為漢，漢帝姓劉，孔子安得知之，而又何用知之哉？孔子葬母，既封矣，雨甚而墓崩，孔子不能前知也。
而謂孔子知沙丘崩為漢元王皇後之祥乎？《國語》有之曰：“吾非瞽史，安知天道？”蓋盲者業專，其藝必精，故能以數測氣，推現至隐。
如裨竈、梓慎、京房、焦贛之流，猶古瞽史之遺，見于史氏，代不乏人。
然其為術，所為文史星曆，近于蔔祝之間者，又奚得以六經、《語》、《孟》治天下之大經大法錯處雜陳，而謂聖之所以為聖在此也哉？況夫王莽時，劉歆輩所造奸言，直是執左道以亂政，又安可令其托于孔子惑世誣民而莫之正耶？漢承七國之後，聖遠道微，言龐事雜，故如所傳斬蛇交龍等事，猶與篝火狐鳴一轍。
蕭、曹輩皆未嘗學問，不知正其前失，轉豔稱于後世。
後世惑之，王莽遂乘之以移其社稷當塗，典午更用之以滅其子孫，而輾轉相滅。
由是訛以傳訛，暴以易暴，五代十六國之交，視弑君篡國為天之所命，聖之所記，史臣津津稱道之。
嗚呼！人心若此，幾何不入于禽獸也！又如晉王嘉《拾遺記》等書，所稱黃帝金支玉葉，武王白魚流烏之類，謂自古帝王受命之符罔不如是。
夫删《書》斷自唐、虞，既有其事，周、孔必述，周孔不述，其誣可知。
王嘉輩何能從千載以後而得千載以前之事？其博洽過于周、孔如是也？其為拾漢、魏之遺，誣帝王以神怪，不待明者而決矣。
《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之所歸，是乃天之符命耳。
人者，萬物之靈也，天地之心也，五和之秀氣也。
不觀之人而觀之雲物鳥獸，何其榮末而虐本欤！亦異乎聖人之言矣。
陋儒不察，遂使谶緯之文述之學校，被之闾閻，雖婦人小子亦同然一辭，其所以為人心之害者，豈細故哉！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按史：仁宗以同祖兄濮王元讓子宗實為皇子，是為英宗。
治平元年，宰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诏須大祥後議之。
二年，乃诏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等謂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
于是中書奏：王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何稱，名與不名。
等議宜稱皇伯而不名。
中書又奏：《禮》與令：出繼之子于所繼所生皆稱父母。
又漢宣、光武，皆稱皇考。
今等議稱皇伯，于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禦史台議奏。
方議，而皇太後手诏诘責執政。
于是诏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禮官範鎮等又奏請如王等議。
禦史呂誨彈歐陽修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概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如王等議。
既而内出皇太後手诏，可令皇帝稱親，濮王稱皇，夫人并稱後。
英宗即日手诏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其以茔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奉祠。
”翌日，誨等繳敕，家居待罪，英宗命閣門以告還之，誨等力辭台職。
誨等既出，而濮議亦寝。
修此疏，當在皇太後诘責執政，而英宗手诏罷議之時也。
觀宋諸臣所見雖不同，要非若明臣張璁、桂萼谄上希旨為進用階梯。
顧核諸先王“緣人情以制禮，本天性以立則”之旨，歐陽之議自是至當，而當日英宗處置盡善，亦可為無遺憾矣。
乃後世猶焉，謂稱皇伯之是者，蓋以司馬溫公諸賢并與王同議也。
夫君子亦不能無過，有過不害為君子。
然君子之過，亦不可從，一以理為斷而已。
世傳朱子亦以歐陽為非，謂其疑于兩父，其說曰：“辟若仁宗與濮王俱在世，則為英宗者，可皆稱為父子乎？”顧未知朱子實有是說邪，抑門弟子附會之詞也？不可考矣。
夫所為伯、仲、叔、季者，行第之稱。
古人伯則曰伯父，叔則曰叔父，無去父而止稱伯、叔者。
《曲禮》雲“五官之長，天子同姓，謂之伯父。
九州之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者是也。
又如《魯頌》曰“王曰叔父”，《小雅》曰“既有肥牡，以速諸父”，經籍所載，不可備舉，何得謂為二父乎？伯父、叔父、諸父，本生父同義也，獨于所繼，止謂之父，則亦足以昭重宗之義，合降期之意矣。
乃必諱其父之稱而稱皇伯，何其無稽也！人之生父生之，此天也，非人也，其名可以意為改者哉？或曰：若然，則不得為人後矣，為人後者人為之，豈天為之邪？曰：固天為之也。
自身而上有父，天也；自父而上有祖，亦天也。
由父視之，則有己子與兄弟之子之分；由祖視之，則均之為孫矣。
均之為孫，則天也，非人矣。
宋時諸臣，固亦于此有未能脫然者，又哀仁宗大賢而無子，必欲泯濮王之迹以消其餘憾，而朝堂之上紛呶不已。
英宗不欲明其是非，而兩置之，遂成千秋疑案。
有宋君臣是者固無非矣，其非者猶是君子之過也。
然而延及明嘉靖帝，諸臣遂執宋臣之議，以死争哭于阙下。
帝剛愎少恩，盡收付廷尉，而賢材為之一空。
于是佞人虱其間，熒惑張，盡變明代祖宗成憲與賢士大夫風尚，而明亦浸衰而浸亡矣。
於戲！士君子持論，揆諸天理民彜之衷，少有偏倚，則其毒流于後世。
如此，可不慎哉！ 祭尹師魯文尹師魯，名洙，少以儒學知名，舉進士。
宋世古文，洙與穆修實始振起其衰。
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練習邊事，深曉兵法，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領泾原路經略公事。
會鄭戬為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
洙以為城砦多則兵勢分，是以前此屢困于賊，今何可又益城？奏罷之時，戬已解四路，而滬等督役如故。
洙召之，不至；代之，不受。
乃使狄青械滬、士廉下吏。
戬論奏不已，卒城水洛。
士廉詣阙上書訟洙，诏遣禦史劉就鞫，不得他罪。
文緻之，貶洙監均州酒稅，感疾而卒。
修祭文所謂“辨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者也。
嘗謂明刑所以弼教，而察獄所以平冤。
漢承秦弊，古義蕩然，雖相如蕭何，将如周勃，亦辄付系。
延至末代，獄吏成風，惟希意指之所向，不揆其情辭而麗以法，轉以法就其情辭，意見既立，雖孔、孟不得為完人，而蘇、張無所措其舌。
矜名節者，恚極而不得辨；達生死者，休焉而不與辨；暗且弱者，呐呐然辨而不能辨；強且明者，喋喋然辨而不聽其辨。
所以古人畫地為牢誓不入，刻木為吏義不對也。
以此承君上之意指，則一獄成而萬事必有受其害者矣；以此承權臣之意指，則萬事隳而宗社亦且受其害矣。
賢如宋仁宗，尚使尹洙被文緻于獄吏以稱于後世也，可不懼哉！ 祭蘇子美文仁宗逐蘇舜欽輩，不使朝士以誇誕标榜相尚，所以維風端習，未為失也。
特宜正王直柔侮慢聖賢之罪，而蘇舜欽輩醉飽之過，則教而不怒。
斯才士不至沉淪，而憸壬一網打盡之策，亦自不堕其術中矣。
泷岡阡表朱子謂韓愈《祭十二郎文》後數百年，而本朝複有歐陽文忠公《泷岡阡表》，其為朱子所心折如此。
然以兩文較之，其情緻悱恻，能達所不能達之隐，所謂喜往複善自道者，則果相伯仲。
若夫垂諸萬世，使酷吏讀之亦不覺泫然流涕者，歐作固專其美，而韓遜不如。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衣，必見其敝”，蓋言有其實斯有其文也。
愈固不得無之而空言之，歐之勝者實也。
如此文者，所當自朝廷至于裡巷，莫不讴吟諷誦者欤！夫是之謂羽翼六經。
羽翼六經雲者，固不在句訓字诂之徒也。
太子太師緻仕杜祁公墓志銘修與杜衍子書自謂：“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于久遠，恐難滿孝子意。
”又言：“範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
”又言：“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别作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嘗異，修豈負知己者！範、尹二家，亦可為鑒。
”别一書雲：“所記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
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
于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
”觀修言，作志亦大難矣。
凡墓志、神道，皆國史所據以示後世者也。
文如韓、歐其人者不世出，而史則不可以或阙。
不可或阙，而又無可信之碑志以為據依，則信史不更大難乎！觀修為杜衍作志，其斤斤自明如此，蓋以時俗不能曉信今傳後之義，徒欲跻其父祖與聖哲比肩，必銘功悉太公、頌德皆仲尼而後快，不知空言無實之名非所榮也。
徒使平昔一言一行之善猶可勵俗而興行者，轉因繁言浮詞緻晦昧湮亡而莫可問。
迨史氏稽集于數十百年之後，濟濟皆太公、仲尼，而考其實，茫然無所得。
既總無可信，則必以意為軒轾，黨其所親而毀其所怒，甚至苞苴請谒行焉。
而古今是非之公，不獨泯于當時，而且泯于萬世矣。
修之慎重不苟然者，豈為一己之私哉！
特是時移勢易，古今不同，故虞廷之所為“明試以功”，周室之所為“德進事舉”者，後世用之益以滋亂。
不若科目之法，猶可驅天下，使誦法孔子澤躬于六經，忽不自知其入于義理之域。
且其法易以防閑，統百年而計之公者猶得什九，是以不得不專用其法，豈曰經世之士盡出于能文者也。
故就文而論，則選額之不可以地均，誠如修之所雲。
以用人而論，其不得不以地均之者，亦天下之大勢有不能因噎以廢食者。
修有試進士策問取士之法，而極論其難，較之此疏，更為千古确論。
論删去九經正義中谶緯劄子暴秦焚書，六經亡轶。
漢儒掇拾遺言，各立門戶，其幸而傳至今日者，固其守先待後之功，而詐僞繁興，亦莫甚于彼時。
而于其中敢于誣天蔑聖者，則以谶緯為甚。
谶緯之書，莫知所自起，王莽笃好之，其下遂相與詐造欺蒙，以售其私。
而莽又明知其欺而樂用之，以愚黔首，而借以篡漢天下。
蓋亂臣賊子之言也，而托諸孔子。
然既托諸孔子，則雖以光武之賢，猶不能無惑焉。
唐作《九經正義》，猶引用其說。
歐陽修疏請削除，見亦偉矣，惜猶未曾抉其底裡痛掃溉之，以解後世惑也。
夫谶緯之托諸聖言者，為其“前知”也，為其“知天”也。
《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疑若似矣。
顧差若毫厘，即謬以千裡。
夫天者，理也。
叙則為典，秩則為禮，立之為三綱，行之為五常。
三綱立，五常行，則人無逆天，物極則長，而所為“生生之謂易”者行乎其間，乾坤于以不毀。
三綱頹，五常廢，則人物凋喪，漸消漸毀，以至于無而乾坤息。
故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孔子之所為知天而可以前知者，如是而已。
若夫繼周而為漢，漢帝姓劉，孔子安得知之，而又何用知之哉？孔子葬母，既封矣，雨甚而墓崩，孔子不能前知也。
而謂孔子知沙丘崩為漢元王皇後之祥乎？《國語》有之曰：“吾非瞽史，安知天道？”蓋盲者業專，其藝必精，故能以數測氣，推現至隐。
如裨竈、梓慎、京房、焦贛之流，猶古瞽史之遺，見于史氏，代不乏人。
然其為術，所為文史星曆，近于蔔祝之間者，又奚得以六經、《語》、《孟》治天下之大經大法錯處雜陳，而謂聖之所以為聖在此也哉？況夫王莽時，劉歆輩所造奸言，直是執左道以亂政，又安可令其托于孔子惑世誣民而莫之正耶？漢承七國之後，聖遠道微，言龐事雜，故如所傳斬蛇交龍等事，猶與篝火狐鳴一轍。
蕭、曹輩皆未嘗學問，不知正其前失，轉豔稱于後世。
後世惑之，王莽遂乘之以移其社稷當塗，典午更用之以滅其子孫，而輾轉相滅。
由是訛以傳訛，暴以易暴，五代十六國之交，視弑君篡國為天之所命，聖之所記，史臣津津稱道之。
嗚呼！人心若此，幾何不入于禽獸也！又如晉王嘉《拾遺記》等書，所稱黃帝金支玉葉，武王白魚流烏之類，謂自古帝王受命之符罔不如是。
夫删《書》斷自唐、虞，既有其事，周、孔必述，周孔不述，其誣可知。
王嘉輩何能從千載以後而得千載以前之事？其博洽過于周、孔如是也？其為拾漢、魏之遺，誣帝王以神怪，不待明者而決矣。
《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之所歸，是乃天之符命耳。
人者，萬物之靈也，天地之心也，五和之秀氣也。
不觀之人而觀之雲物鳥獸，何其榮末而虐本欤！亦異乎聖人之言矣。
陋儒不察，遂使谶緯之文述之學校，被之闾閻，雖婦人小子亦同然一辭，其所以為人心之害者，豈細故哉！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按史：仁宗以同祖兄濮王元讓子宗實為皇子，是為英宗。
治平元年，宰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诏須大祥後議之。
二年，乃诏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等謂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
于是中書奏：王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何稱，名與不名。
等議宜稱皇伯而不名。
中書又奏：《禮》與令：出繼之子于所繼所生皆稱父母。
又漢宣、光武，皆稱皇考。
今等議稱皇伯，于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禦史台議奏。
方議，而皇太後手诏诘責執政。
于是诏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禮官範鎮等又奏請如王等議。
禦史呂誨彈歐陽修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概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如王等議。
既而内出皇太後手诏，可令皇帝稱親，濮王稱皇，夫人并稱後。
英宗即日手诏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其以茔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奉祠。
”翌日，誨等繳敕，家居待罪，英宗命閣門以告還之，誨等力辭台職。
誨等既出，而濮議亦寝。
修此疏，當在皇太後诘責執政，而英宗手诏罷議之時也。
觀宋諸臣所見雖不同，要非若明臣張璁、桂萼谄上希旨為進用階梯。
顧核諸先王“緣人情以制禮，本天性以立則”之旨，歐陽之議自是至當，而當日英宗處置盡善，亦可為無遺憾矣。
乃後世猶焉，謂稱皇伯之是者，蓋以司馬溫公諸賢并與王同議也。
夫君子亦不能無過，有過不害為君子。
然君子之過，亦不可從，一以理為斷而已。
世傳朱子亦以歐陽為非，謂其疑于兩父，其說曰：“辟若仁宗與濮王俱在世，則為英宗者，可皆稱為父子乎？”顧未知朱子實有是說邪，抑門弟子附會之詞也？不可考矣。
夫所為伯、仲、叔、季者，行第之稱。
古人伯則曰伯父，叔則曰叔父，無去父而止稱伯、叔者。
《曲禮》雲“五官之長，天子同姓，謂之伯父。
九州之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者是也。
又如《魯頌》曰“王曰叔父”，《小雅》曰“既有肥牡，以速諸父”，經籍所載，不可備舉，何得謂為二父乎？伯父、叔父、諸父，本生父同義也，獨于所繼，止謂之父，則亦足以昭重宗之義，合降期之意矣。
乃必諱其父之稱而稱皇伯，何其無稽也！人之生父生之，此天也，非人也，其名可以意為改者哉？或曰：若然，則不得為人後矣，為人後者人為之，豈天為之邪？曰：固天為之也。
自身而上有父，天也；自父而上有祖，亦天也。
由父視之，則有己子與兄弟之子之分；由祖視之，則均之為孫矣。
均之為孫，則天也，非人矣。
宋時諸臣，固亦于此有未能脫然者，又哀仁宗大賢而無子，必欲泯濮王之迹以消其餘憾，而朝堂之上紛呶不已。
英宗不欲明其是非，而兩置之，遂成千秋疑案。
有宋君臣是者固無非矣，其非者猶是君子之過也。
然而延及明嘉靖帝，諸臣遂執宋臣之議，以死争哭于阙下。
帝剛愎少恩，盡收付廷尉，而賢材為之一空。
于是佞人虱其間，熒惑張，盡變明代祖宗成憲與賢士大夫風尚，而明亦浸衰而浸亡矣。
於戲！士君子持論，揆諸天理民彜之衷，少有偏倚，則其毒流于後世。
如此，可不慎哉！ 祭尹師魯文尹師魯，名洙，少以儒學知名，舉進士。
宋世古文，洙與穆修實始振起其衰。
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練習邊事，深曉兵法，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領泾原路經略公事。
會鄭戬為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
洙以為城砦多則兵勢分，是以前此屢困于賊，今何可又益城？奏罷之時，戬已解四路，而滬等督役如故。
洙召之，不至；代之，不受。
乃使狄青械滬、士廉下吏。
戬論奏不已，卒城水洛。
士廉詣阙上書訟洙，诏遣禦史劉就鞫，不得他罪。
文緻之，貶洙監均州酒稅，感疾而卒。
修祭文所謂“辨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者也。
嘗謂明刑所以弼教，而察獄所以平冤。
漢承秦弊，古義蕩然，雖相如蕭何，将如周勃，亦辄付系。
延至末代，獄吏成風，惟希意指之所向，不揆其情辭而麗以法，轉以法就其情辭，意見既立，雖孔、孟不得為完人，而蘇、張無所措其舌。
矜名節者，恚極而不得辨；達生死者，休焉而不與辨；暗且弱者，呐呐然辨而不能辨；強且明者，喋喋然辨而不聽其辨。
所以古人畫地為牢誓不入，刻木為吏義不對也。
以此承君上之意指，則一獄成而萬事必有受其害者矣；以此承權臣之意指，則萬事隳而宗社亦且受其害矣。
賢如宋仁宗，尚使尹洙被文緻于獄吏以稱于後世也，可不懼哉！ 祭蘇子美文仁宗逐蘇舜欽輩，不使朝士以誇誕标榜相尚，所以維風端習，未為失也。
特宜正王直柔侮慢聖賢之罪，而蘇舜欽輩醉飽之過，則教而不怒。
斯才士不至沉淪，而憸壬一網打盡之策，亦自不堕其術中矣。
泷岡阡表朱子謂韓愈《祭十二郎文》後數百年，而本朝複有歐陽文忠公《泷岡阡表》，其為朱子所心折如此。
然以兩文較之，其情緻悱恻，能達所不能達之隐，所謂喜往複善自道者，則果相伯仲。
若夫垂諸萬世，使酷吏讀之亦不覺泫然流涕者，歐作固專其美，而韓遜不如。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衣，必見其敝”，蓋言有其實斯有其文也。
愈固不得無之而空言之，歐之勝者實也。
如此文者，所當自朝廷至于裡巷，莫不讴吟諷誦者欤！夫是之謂羽翼六經。
羽翼六經雲者，固不在句訓字诂之徒也。
太子太師緻仕杜祁公墓志銘修與杜衍子書自謂：“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于久遠，恐難滿孝子意。
”又言：“範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
”又言：“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别作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嘗異，修豈負知己者！範、尹二家，亦可為鑒。
”别一書雲：“所記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
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
于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
”觀修言，作志亦大難矣。
凡墓志、神道，皆國史所據以示後世者也。
文如韓、歐其人者不世出，而史則不可以或阙。
不可或阙，而又無可信之碑志以為據依，則信史不更大難乎！觀修為杜衍作志，其斤斤自明如此，蓋以時俗不能曉信今傳後之義，徒欲跻其父祖與聖哲比肩，必銘功悉太公、頌德皆仲尼而後快，不知空言無實之名非所榮也。
徒使平昔一言一行之善猶可勵俗而興行者，轉因繁言浮詞緻晦昧湮亡而莫可問。
迨史氏稽集于數十百年之後，濟濟皆太公、仲尼，而考其實，茫然無所得。
既總無可信，則必以意為軒轾，黨其所親而毀其所怒，甚至苞苴請谒行焉。
而古今是非之公，不獨泯于當時，而且泯于萬世矣。
修之慎重不苟然者，豈為一己之私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