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的“小言”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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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莎士比亞全集》的譯者朱生豪，從1936年開始譯莎，當時他才24歲。
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他的七種莎翁喜劇譯稿，被毀于侵略者的炮火。
1939年9月，他進入《中美日報》社，投身于抗日洪流。
在報社的兩年多時間裡，雖然還曾利用業餘時間，補譯那七種被毀的譯稿，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卻是在以“小言”為總題，寫作了多達1141篇，總字數為39萬6千餘字的新聞随筆。
這些短小精悍的新聞随筆，都是他閱讀當天新聞後寫下的即興抒懷，思維敏銳，形式多樣，筆鋒犀利，諷刺與揶揄兼備，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的時政散文創作。
朱生豪把他寫的這些随筆小品式的時政小評論，概括起來定名為“小言”，照他後來與我無拘束的談話中随便解說，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從文字數量着眼，說明他有短、小、簡、輕這些特色。
雖然少數幾篇的字數較多，那都是因為在特殊情況下有特殊的原因，一般則總是在三、四百字左右，少數僅僅一句話，不過一百字，個别隻有數十字，如1940年12月15日的《不勝惶恐之至》一篇，隻有37字。
二是從讀者對象着眼，“小”是一種謙詞，表示它僅供尊敬的讀者們對某一特定事物在思維取向上的參照而已。
寫作“小言”，他說并不自在，不象一般的文藝創作那樣，可以任情推理虛構。
它必須從實際出發，有所依據，才能結合客觀形勢相應發揮。
這是紀實性的題材和當時當地社會環境的限制。
其次是文體的限制。
總編要求采用所謂“正規”的“社論腔”，闆起面孔寫。
第三，是立場的限制。
“小言”不署名，就跟“社論”一樣，因此一望而知它是代表報社的，成為“社論”的補充。
如1941年1月8日的《美國準備參戰》一篇，它的副标題《社論意有未盡，再論之》，明确說明它是社論的補充。
社論是大塊文章，大題大做；“小言”則是随筆小品，事無巨細，必須大題小做，或小題小做。
因為“小言”作者的寫作立場，必須站在報社的立場上，而當時的《中美日報》是公開抗日暗中反共的國民黨蔣介石的立場，因此朱生豪在寫作“小言”的兩年多時間裡，精神上并不舒暢，有時不得不被迫在文章中說一些違心的話，有時不得不在總編授意下寫作，有時甚至在寫了以後交總編審閱時，被塗改得面目全非。
面對這些不幸的遭遇，平時總是自得其樂不聲不響不善辭令的朱生豪，僅僅隻是輕微地笑笑，概括起來說一聲“不自在”，算是向我吐露他内心的一絲苦澀味。
就我個人的印象，縱使受到這樣那樣的局限和束縛，朱生豪寫作的“小言”，還是深刻揭露了日僞以及德意法西斯的滔天罪行，熱情鼓舞了孤島乃至廣大淪陷區人民的團結戰鬥。
從藝術方法看，有相當一部分仍然反映了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底，調動了他藝術創造的積極性，流露出他高超的思想境界，在“社論腔”的縫隙中迸發出令人感奮的藝術閃光。
具體表現在以下六方面： 一是标題生動活潑。
如《這一片片空白》（40/8/13）、《硬軟窮的三部曲》（40/10/14）、《撈不到魚的混水》（40/10/31）、《東勾西搭》（40/11/13）、《失敗三部曲》（40/12/7）、《奇境中的愛麗思》（41/3/27）、《追求·動搖·幻滅》（41/3/31）、《尋找耳朵的眼睛》（41/7/26）、《未完成的傑作》（41/9/29），等等。
這種文藝化的标題，令人看來耳目一新，富有吸引力。
二是表述形式的多樣化。
如1940年10月10日《太平洋上的插曲》用戲劇台詞的形式寫；1941年4月29日《雅典頌》用詩歌的形式寫；1941年9月30日《東西媲美的宣傳魔術》用對話的形式寫。
他充分運用了為人們所喜愛的各種文學樣式。
三是短小、簡潔而有力。
在寫法上力求突破一點，不及其餘。
如41年3月27日《令人感慨的對照》，僅僅隻有兩句話： 南斯拉夫人民反對加入軸心的悲憤，和阿比西尼亞軍民的歡迎阿皇複國，是一個令人感慨系之的對照。
有的國家脫離了羁絆，有的國家鑽進了圈套，然而對于“新秩序”的深惡痛絕，卻是人同此心。
這裡，頭一句（段）是事實現象，第二句（段）是作者感想，從國外而引申到國内的日本侵略者推銷的“新秩序”，可以說是一針見血。
再如41年1月6日《給鴕鳥主義者以教訓》： 南愛爾蘭苦心保持的中立美夢，終于被德國無情轟炸所驚破，這很可教訓那班獨善其身的鴕鳥主義者，使他們知道扯起一面中立旗子，并不能避免自身的被攻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固然是正确的态度，但“我不犯人，人不犯我”卻是過于樂觀的希冀。
全文總共兩句，由事實而引發感想--說明一個真理，簡潔明暢，犀利有力。
四是對日僞的嘲諷，淋漓盡緻。
如1941年1月12日的《人皆掩鼻而過之》一篇，說的是日本訪問荷印經濟代表團團長芳澤，哀歎荷屬東印對于東京“不表歡迎”，海軍大将大角，甚至氣憤地說：“吾人愈向南洋土人表示善意，此輩愈益惴惴不安。
”文章接着說： 日本到處和人談親善，而到處被人嫌惡，這一件事實已使日人不能不十分傷心地承認。
可是他們始終沒有明白：别人的“不表歡迎”與“惴惴不安”，不是因為受第三者的煽動，也不是因為誤解日本的“真正目的”，而是因為對于日本的“真正目的”了解得太清楚了。
再
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他的七種莎翁喜劇譯稿，被毀于侵略者的炮火。
1939年9月，他進入《中美日報》社，投身于抗日洪流。
在報社的兩年多時間裡，雖然還曾利用業餘時間，補譯那七種被毀的譯稿，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卻是在以“小言”為總題，寫作了多達1141篇，總字數為39萬6千餘字的新聞随筆。
這些短小精悍的新聞随筆，都是他閱讀當天新聞後寫下的即興抒懷，思維敏銳，形式多樣，筆鋒犀利，諷刺與揶揄兼備，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的時政散文創作。
朱生豪把他寫的這些随筆小品式的時政小評論，概括起來定名為“小言”，照他後來與我無拘束的談話中随便解說，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從文字數量着眼，說明他有短、小、簡、輕這些特色。
雖然少數幾篇的字數較多，那都是因為在特殊情況下有特殊的原因，一般則總是在三、四百字左右，少數僅僅一句話，不過一百字，個别隻有數十字，如1940年12月15日的《不勝惶恐之至》一篇，隻有37字。
二是從讀者對象着眼，“小”是一種謙詞，表示它僅供尊敬的讀者們對某一特定事物在思維取向上的參照而已。
寫作“小言”，他說并不自在，不象一般的文藝創作那樣，可以任情推理虛構。
它必須從實際出發，有所依據，才能結合客觀形勢相應發揮。
這是紀實性的題材和當時當地社會環境的限制。
其次是文體的限制。
總編要求采用所謂“正規”的“社論腔”，闆起面孔寫。
第三，是立場的限制。
“小言”不署名，就跟“社論”一樣，因此一望而知它是代表報社的，成為“社論”的補充。
如1941年1月8日的《美國準備參戰》一篇，它的副标題《社論意有未盡，再論之》，明确說明它是社論的補充。
社論是大塊文章，大題大做；“小言”則是随筆小品，事無巨細，必須大題小做，或小題小做。
因為“小言”作者的寫作立場，必須站在報社的立場上，而當時的《中美日報》是公開抗日暗中反共的國民黨蔣介石的立場，因此朱生豪在寫作“小言”的兩年多時間裡，精神上并不舒暢，有時不得不被迫在文章中說一些違心的話，有時不得不在總編授意下寫作，有時甚至在寫了以後交總編審閱時，被塗改得面目全非。
面對這些不幸的遭遇，平時總是自得其樂不聲不響不善辭令的朱生豪，僅僅隻是輕微地笑笑，概括起來說一聲“不自在”，算是向我吐露他内心的一絲苦澀味。
就我個人的印象，縱使受到這樣那樣的局限和束縛，朱生豪寫作的“小言”，還是深刻揭露了日僞以及德意法西斯的滔天罪行，熱情鼓舞了孤島乃至廣大淪陷區人民的團結戰鬥。
從藝術方法看，有相當一部分仍然反映了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底，調動了他藝術創造的積極性，流露出他高超的思想境界，在“社論腔”的縫隙中迸發出令人感奮的藝術閃光。
具體表現在以下六方面： 一是标題生動活潑。
如《這一片片空白》（40/8/13）、《硬軟窮的三部曲》（40/10/14）、《撈不到魚的混水》（40/10/31）、《東勾西搭》（40/11/13）、《失敗三部曲》（40/12/7）、《奇境中的愛麗思》（41/3/27）、《追求·動搖·幻滅》（41/3/31）、《尋找耳朵的眼睛》（41/7/26）、《未完成的傑作》（41/9/29），等等。
這種文藝化的标題，令人看來耳目一新，富有吸引力。
二是表述形式的多樣化。
如1940年10月10日《太平洋上的插曲》用戲劇台詞的形式寫；1941年4月29日《雅典頌》用詩歌的形式寫；1941年9月30日《東西媲美的宣傳魔術》用對話的形式寫。
他充分運用了為人們所喜愛的各種文學樣式。
三是短小、簡潔而有力。
在寫法上力求突破一點，不及其餘。
如41年3月27日《令人感慨的對照》，僅僅隻有兩句話： 南斯拉夫人民反對加入軸心的悲憤，和阿比西尼亞軍民的歡迎阿皇複國，是一個令人感慨系之的對照。
有的國家脫離了羁絆，有的國家鑽進了圈套，然而對于“新秩序”的深惡痛絕，卻是人同此心。
這裡，頭一句（段）是事實現象，第二句（段）是作者感想，從國外而引申到國内的日本侵略者推銷的“新秩序”，可以說是一針見血。
再如41年1月6日《給鴕鳥主義者以教訓》： 南愛爾蘭苦心保持的中立美夢，終于被德國無情轟炸所驚破，這很可教訓那班獨善其身的鴕鳥主義者，使他們知道扯起一面中立旗子，并不能避免自身的被攻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固然是正确的态度，但“我不犯人，人不犯我”卻是過于樂觀的希冀。
全文總共兩句，由事實而引發感想--說明一個真理，簡潔明暢，犀利有力。
四是對日僞的嘲諷，淋漓盡緻。
如1941年1月12日的《人皆掩鼻而過之》一篇，說的是日本訪問荷印經濟代表團團長芳澤，哀歎荷屬東印對于東京“不表歡迎”，海軍大将大角，甚至氣憤地說：“吾人愈向南洋土人表示善意，此輩愈益惴惴不安。
”文章接着說： 日本到處和人談親善，而到處被人嫌惡，這一件事實已使日人不能不十分傷心地承認。
可是他們始終沒有明白：别人的“不表歡迎”與“惴惴不安”，不是因為受第三者的煽動，也不是因為誤解日本的“真正目的”，而是因為對于日本的“真正目的”了解得太清楚了。
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