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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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卻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

    譬如白話文運動,當初舊社會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許白話文底存在,給它一點可憐地位,在報紙的角頭等地方可以看見用白話寫的文章了,這是因為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并沒有什幺,并不可怕,所以就讓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滿足,以為白話文已得到存在權了。

    又如一二年來的無産文學運動,也差不多一樣,舊社會也容許無産文學,因為無産文學并不厲害,反而他們也來弄無産文學,拿去做裝飾,仿佛在客廳裡放着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緻;而無産文學者呢,他已經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不必再鬥争,批評家也唱着凱旋歌:“無産文學勝利!”但除了個人的勝利,即以無産文學而論,究竟勝利了多少?況且無産文學,是無産階級解放鬥争底一翼,它跟着無産階級的社會的勢力的成長而成長,在無産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無産文學的文壇地位反而很高,這隻是證明無産文學者離開了無産階級,回到舊社會去罷了。

     第二,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

    在前年和去年,文學上的戰争是有的,但那範圍實在太小,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裡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鬥争,舊派的人倒能夠閑舒地在旁邊觀戰。

     第三,我們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

    因為現在人手實在太少了,譬如我們有好幾種雜志〔9〕,單行本的書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總同是這幾個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單薄。

    一個人做事不專,這樣弄一點,那樣弄一點,既要翻譯,又要做小說,還要做批評,并且也要做詩,這怎幺弄得好呢?這都因為人太少的緣故,如果人多了,則翻譯的可以專翻譯,創作的可以專創作,批評的專批評;對敵人應戰,也軍勢雄厚,容易克服。

    關于這點,我可帶便地說一件事。

    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時候,那力量實在單薄,到後來連我都覺得有點無聊,沒有意思反攻了,因為我後來看出了敵軍在演“空城計”。

    那時候我的敵軍是專事于吹擂,不務于招兵練将的;攻擊我的文章當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罵來罵去都是同樣的幾句話。

    我那時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斯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于沒有出現。

    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戰士底養成的,曾經弄過好幾個文學團體〔10〕,不過效果也很小。

    但我們今後卻必須注意這點。

     我們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韌”。

    所謂韌,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門磚”似的辦法。

    前清的八股文〔11〕,原是“進學”〔12〕做官的工具,隻要能做“起承轉合”,借以進了“秀才舉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門磚”,猶之用一塊磚敲門,門一敲進,磚就可抛棄了,不必再将它帶在身邊。

    這種辦法,直到現在,也還有許多人在使用,我們常常看見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詩集或小說集以後,他們便永遠不見了,到那裡去了呢?是因為出了一本或二本書,有了一點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幺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寫詩寫小說了,所以永遠不見了。

    這樣,所以在中國無論文學或科學都沒有東西,然而在我們是要有東西的,因為這于我們有用。

    (盧那卡爾斯基是甚至主張保存俄國的農民美術〔13〕,因為可以造出來賣給外國人,在經濟上有幫助。

    我以為如果我們文學或科學上有東西拿得出去給别人,則甚至于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的政治運動上也有幫助。

    )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韌不可。

     最後,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

    我記得好像曾聽到過這樣一句話:“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