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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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以來一年半之間，凡有對于我們的所謂批評文字中，最使我覺得氣悶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種月刊叫作《長夜》的上面，擺出公正臉孔，說我的作品至少還有十年生命的話〔２〕。
記得前幾年，《狂飙》停刊時，同時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３〕發表，大意說《狂飙》攻擊魯迅，現在書店不願出版了，安知（！）不是魯迅運動了書店老闆，加以迫害？于是接着大大地頌揚北洋軍閥度量之寬宏。
我還有些記性，所以在這回的公正臉孔上，仍然隐隐看見刺着那一篇鍛煉文字；一面又想起陳源教授的批評法〔４〕：先舉一些美點，以顯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許多大罪狀——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狀。
将功折罪，歸根結蒂，終于是“學匪”，理應枭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衆。
所以我的經驗是：毀或無妨，譽倒可怕，有時候是極其“汲汲乎殆哉”〔５〕的。
更何況這位常燕生先生滿身五色旗〔６〕氣味，即令真心許我以作品的不滅，在我也好像宣統皇帝忽然龍心大悅，欽許我死後谥為“文忠”一般。
于滿肚氣悶中的滑稽之餘，仍隻好誠惶誠恐，特别脫帽鞠躬，敬謝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長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劉大傑先生的文章〔７〕——這些文章，似乎《中國的文藝論戰》上都未收載——我卻很感激的讀畢了，這或者就因為正如作者所說，和我素不相知，并無私人恩怨，夾雜其間的緣故。
然而尤使我覺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設法，以為在這樣四面圍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筆，暫且出洋；并且給我忠告，說是在一個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幾張白紙，也并無什幺緊要。
在僅僅一個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幾張白紙，或者全本都是白紙，或者竟全本塗成黑紙，地球也決不會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
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處，是三十年來，若有所悟，而還是說不出簡明扼要的綱領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辔頭了。
其口訣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須做了一通，仍舊等于一張的白紙。
從前教我們作文的先生，并不傳授什幺《馬氏文通》，《文章作法》〔８〕之流，一天到晚，隻是讀，做，讀，做；做得不好，又讀，又做。
他卻決不說壞處在那裡，作文要怎樣。
一條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與否，大家聽天由命。
但偶然之間，也會不知怎幺一來——真是“偶然之間”而且“不知怎幺一來”，——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塗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處所多起來了。
于是學生滿心歡喜，就照這樣——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過是“照這樣”——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後，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隻在篇末批些“有書有筆，不蔓不枝”之類，到這時候，即可以算作“通”。
——自然，請高等批評家梁實秋先生來說，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從俗。
這一類文章，立意當然要清楚的，什幺意見，倒在其次。
譬如說，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罷，從正面說，發揮“其器不利，則工事不善”固可，即從反面說，偏以為“工以技為先，技不純，則器雖利，而事亦不善”也無不可。
就是關于皇帝的事，說“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固可，即說皇帝不好，一刀殺掉也無不可的，因為我們的孟夫子有言在先，“聞誅獨夫纣矣，未聞弑君也”〔９〕，現在我們聖人之徒，也正是這一個意思兒。
但總之，要從頭到底，一層一層說下去，弄得明明白白，還是天皇聖明呢，還是一刀殺掉，或者如果都不贊成，那也可以臨末聲明：“雖窮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為已甚，竊以為放諸四裔可矣”的。
這樣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為然，因為“中庸”〔１０〕也是我們古聖賢的教訓。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話，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幺人去一告密，那可會“滅族”也說不定的，連主張“放諸四裔”也不行，這時他不和你來談什幺孟子孔子了。
現在革命方才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開國之初相仿。
（不完） 這是“夜記”之五的小半篇。
“夜記”這東西，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想将偶然的感想，在燈下記出，留為一集的，那年就發表了兩篇〔１１〕。
到得上海，有感于屠戮之兇，又做了一篇半，題為《虐殺》，先講些日本幕府的磔殺耶教徒〔１２〕，俄國皇帝的酷待革命黨之類的事。
但不久就遇到了大罵人道主義的風
記得前幾年，《狂飙》停刊時，同時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３〕發表，大意說《狂飙》攻擊魯迅，現在書店不願出版了，安知（！）不是魯迅運動了書店老闆，加以迫害？于是接着大大地頌揚北洋軍閥度量之寬宏。
我還有些記性，所以在這回的公正臉孔上，仍然隐隐看見刺着那一篇鍛煉文字；一面又想起陳源教授的批評法〔４〕：先舉一些美點，以顯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許多大罪狀——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狀。
将功折罪，歸根結蒂，終于是“學匪”，理應枭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衆。
所以我的經驗是：毀或無妨，譽倒可怕，有時候是極其“汲汲乎殆哉”〔５〕的。
更何況這位常燕生先生滿身五色旗〔６〕氣味，即令真心許我以作品的不滅，在我也好像宣統皇帝忽然龍心大悅，欽許我死後谥為“文忠”一般。
于滿肚氣悶中的滑稽之餘，仍隻好誠惶誠恐，特别脫帽鞠躬，敬謝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長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劉大傑先生的文章〔７〕——這些文章，似乎《中國的文藝論戰》上都未收載——我卻很感激的讀畢了，這或者就因為正如作者所說，和我素不相知，并無私人恩怨，夾雜其間的緣故。
然而尤使我覺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設法，以為在這樣四面圍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筆，暫且出洋；并且給我忠告，說是在一個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幾張白紙，也并無什幺緊要。
在僅僅一個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幾張白紙，或者全本都是白紙，或者竟全本塗成黑紙，地球也決不會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
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處，是三十年來，若有所悟，而還是說不出簡明扼要的綱領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辔頭了。
其口訣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須做了一通，仍舊等于一張的白紙。
從前教我們作文的先生，并不傳授什幺《馬氏文通》，《文章作法》〔８〕之流，一天到晚，隻是讀，做，讀，做；做得不好，又讀，又做。
他卻決不說壞處在那裡，作文要怎樣。
一條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與否，大家聽天由命。
但偶然之間，也會不知怎幺一來——真是“偶然之間”而且“不知怎幺一來”，——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塗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處所多起來了。
于是學生滿心歡喜，就照這樣——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過是“照這樣”——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後，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隻在篇末批些“有書有筆，不蔓不枝”之類，到這時候，即可以算作“通”。
——自然，請高等批評家梁實秋先生來說，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從俗。
這一類文章，立意當然要清楚的，什幺意見，倒在其次。
譬如說，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罷，從正面說，發揮“其器不利，則工事不善”固可，即從反面說，偏以為“工以技為先，技不純，則器雖利，而事亦不善”也無不可。
就是關于皇帝的事，說“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固可，即說皇帝不好，一刀殺掉也無不可的，因為我們的孟夫子有言在先，“聞誅獨夫纣矣，未聞弑君也”〔９〕，現在我們聖人之徒，也正是這一個意思兒。
但總之，要從頭到底，一層一層說下去，弄得明明白白，還是天皇聖明呢，還是一刀殺掉，或者如果都不贊成，那也可以臨末聲明：“雖窮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為已甚，竊以為放諸四裔可矣”的。
這樣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為然，因為“中庸”〔１０〕也是我們古聖賢的教訓。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話，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幺人去一告密，那可會“滅族”也說不定的，連主張“放諸四裔”也不行，這時他不和你來談什幺孟子孔子了。
現在革命方才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開國之初相仿。
（不完） 這是“夜記”之五的小半篇。
“夜記”這東西，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想将偶然的感想，在燈下記出，留為一集的，那年就發表了兩篇〔１１〕。
到得上海，有感于屠戮之兇，又做了一篇半，題為《虐殺》，先講些日本幕府的磔殺耶教徒〔１２〕，俄國皇帝的酷待革命黨之類的事。
但不久就遇到了大罵人道主義的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