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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同志：
你譯的《毀滅》出版，當然是中國文藝生活裡面的極可紀念的事迹。
翻譯世界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名着，并且有系統的介紹給中國讀者，（尤其是蘇聯的名着，因為它們能夠把偉大的十月，國内戰争，五年計畫的“英雄”，經過具體的形象，經過藝術的照耀，而供獻給讀者。
）——這是中國普羅文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
雖然，現在做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隻是你個人和Ｚ同志〔２〕的努力；可是，誰能夠說：這是私人的事情？！誰？！《毀滅》《鐵流》等等的出版，應當認為一切中國革命文學家的責任。
每一個革命的文學戰線上的戰士，每一個革命的讀者，應當慶祝這一個勝利；雖然這還隻是小小的勝利。
你的譯文，的确是非常忠實的，“決不欺騙讀者”這一句話，決不是廣告！這也可見得一個誠摯，熱心，為着光明而鬥争的人，不能夠不是刻苦而負責的。
二十世紀的才子和歐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勞力求得最大的”聲望；但是，這種人物如果不徹底的脫胎換骨，始終隻是“紗籠”（Ｓａｌｏｎ）裡的哈叭狗。
現在粗制濫造的翻譯，不是這班人幹的，就是一些書賈的投機。
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這種努力變成團體的，——應當繼續，應當擴大，應當加深。
所以我也許和你自己一樣，看着這本《毀滅》，簡直非常的激動：我愛它，像愛自己的兒女一樣。
咱們的這種愛，一定能夠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精力增加起來，使我們的小小的事業擴大起來。
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本的内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
中國的言語（文字）是那幺窮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無名氏的。
中國的言語簡直沒有完全脫離所謂“姿勢語”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談話幾乎還離不開“手勢戲”。
自然，一切表現細膩的分别和複雜的關系的形容詞，動詞，前置詞，幾乎沒有。
宗法封建的中世紀的餘孽，還緊緊的束縛着中國人的活的言語，（不但是工農群衆！）這種情形之下，創造新的言語是非常重大的任務。
歐洲先進的國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經一般的完成了這個任務。
就是曆史上比較落後的俄國，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當的結束了“教堂斯拉夫文”〔３〕。
他們那裡，是資産階級的文藝複興運動和啟蒙運動做了這件事。
例如俄國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４〕。
中國的資産階級可沒有這個能力。
固然，中國的歐化的紳商，例如胡适之之流，開始了這個運動。
但是，這個運動的結果等于它的政治上的主人。
因此，無産階級必須繼續去徹底完成這個任務，領導這個運動。
翻譯，的确可以幫助我們造出許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豐富的字彙和細膩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現。
因此，我們既然進行着創造中國現代的新的言語的鬥争，我們對于翻譯，就不能夠不要求：絕對的正确和絕對的中國白話文。
·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語·介·紹·給·大·衆。
嚴幾道的翻譯，不用說了。
他是：譯須信雅達， 文必夏殷周。
〔５〕 其實，他是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
最近商務還翻印“嚴譯名着”，〔６〕我不知道這是“是何居心”！這簡直是拿中國的民衆和青年來開玩笑。
古文的文言怎幺能夠譯得“信”，對于現在的将來的大衆讀者，怎幺能夠“達”！現在趙景深之流，又來要求：甯錯而務順， 毋拗而僅信！〔７〕 趙老爺的主張，其實是和城隍廟裡演說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氣。
這是自己懂得了（？）外國文，看了些書報，就随便拿起筆來亂寫幾句·所·謂通順的中國文。
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國讀者，信口開河的來亂講海外奇談。
第一，他的所謂“順”，既然是甯可“錯”一點兒的“順”，那幺，這當然是遷就中國的·低·級言語而抹殺原意的辦法。
這不是創造新的言語，而是努力保存中國的·野·蠻·人的言語程度，努力阻擋它的發展。
第二，既然要甯可“錯”一點兒，那就是要朦蔽讀者，使讀者不能夠知道作者的原意。
所以我說：趙景深的主張是愚民政策，是壟斷智識的學閥主義，——一點兒也沒有過分的。
還有，第三，他顯然是暗示的反對普羅文學（好個可憐的“特殊走狗”）！他這是反對普羅文學，暗指着普羅文學的一些理論着作的翻譯和創作的翻譯。
這是普羅文學敵人的話。
但是，普羅文學的中文書籍之中，的确有許多翻譯是不“順”的。
這是我們自己的弱點，敵人乘這個弱點來進攻。
我們的勝利的道路當然不僅要迎頭痛打，打擊敵人的軍隊，而且要更加整頓自己的隊伍。
我們的自己批評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敵人的武裝。
現在，所謂翻譯論戰的結論，我們的同志卻提出了這樣的結語：“翻譯絕對不容許錯誤。
可是，有時候，依照譯品内容的性質，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順，倒可以容忍。
” 這是隻是個“防禦的戰術”。
而蒲力汗諾夫說：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應當要會“反守為攻”。
第一，當然我們首先要說明：我們所認識的所謂“順”，和趙景深等所說的不同。
第二，我們所要求的是：絕對的正确和絕對的白話。
所謂絕對的白話，就是朗誦起來可以懂得的。
第三，我們承認：一直到現在，普羅文學的翻譯還沒有做到這個程度，我們要繼續努力。
第四，我們揭穿趙景深等自己的翻譯，指出他們認為是“順”的翻譯，其實隻是梁啟超〔８〕和胡适之交媾出來的雜種——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語，對于大衆仍舊是不“順”的。
這裡，講到你最近出版的《毀滅》，可以說：這是做到了“正确”，還沒有做到“絕對的白話”。
翻譯要用絕對的白話，并不就不能夠“保存原作的精神”。
固然，這是很困難，很費功夫的。
但是，我們是要絕對不怕困難，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難。
一般的說起來，不但翻譯，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樣，現在的文學家，哲學家，政論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現現在中國社會已經有的新的關系，新的現象，新的事物，新的觀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倉颉”〔９〕。
這就是說，要天天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
實際生活的要求是這樣。
難道一九二五年初我們沒有在
翻譯世界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名着，并且有系統的介紹給中國讀者，（尤其是蘇聯的名着，因為它們能夠把偉大的十月，國内戰争，五年計畫的“英雄”，經過具體的形象，經過藝術的照耀，而供獻給讀者。
）——這是中國普羅文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
雖然，現在做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隻是你個人和Ｚ同志〔２〕的努力；可是，誰能夠說：這是私人的事情？！誰？！《毀滅》《鐵流》等等的出版，應當認為一切中國革命文學家的責任。
每一個革命的文學戰線上的戰士，每一個革命的讀者，應當慶祝這一個勝利；雖然這還隻是小小的勝利。
你的譯文，的确是非常忠實的，“決不欺騙讀者”這一句話，決不是廣告！這也可見得一個誠摯，熱心，為着光明而鬥争的人，不能夠不是刻苦而負責的。
二十世紀的才子和歐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勞力求得最大的”聲望；但是，這種人物如果不徹底的脫胎換骨，始終隻是“紗籠”（Ｓａｌｏｎ）裡的哈叭狗。
現在粗制濫造的翻譯，不是這班人幹的，就是一些書賈的投機。
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這種努力變成團體的，——應當繼續，應當擴大，應當加深。
所以我也許和你自己一樣，看着這本《毀滅》，簡直非常的激動：我愛它，像愛自己的兒女一樣。
咱們的這種愛，一定能夠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精力增加起來，使我們的小小的事業擴大起來。
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本的内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
中國的言語（文字）是那幺窮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無名氏的。
中國的言語簡直沒有完全脫離所謂“姿勢語”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談話幾乎還離不開“手勢戲”。
自然，一切表現細膩的分别和複雜的關系的形容詞，動詞，前置詞，幾乎沒有。
宗法封建的中世紀的餘孽，還緊緊的束縛着中國人的活的言語，（不但是工農群衆！）這種情形之下，創造新的言語是非常重大的任務。
歐洲先進的國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經一般的完成了這個任務。
就是曆史上比較落後的俄國，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當的結束了“教堂斯拉夫文”〔３〕。
他們那裡，是資産階級的文藝複興運動和啟蒙運動做了這件事。
例如俄國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４〕。
中國的資産階級可沒有這個能力。
固然，中國的歐化的紳商，例如胡适之之流，開始了這個運動。
但是，這個運動的結果等于它的政治上的主人。
因此，無産階級必須繼續去徹底完成這個任務，領導這個運動。
翻譯，的确可以幫助我們造出許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豐富的字彙和細膩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現。
因此，我們既然進行着創造中國現代的新的言語的鬥争，我們對于翻譯，就不能夠不要求：絕對的正确和絕對的中國白話文。
·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語·介·紹·給·大·衆。
嚴幾道的翻譯，不用說了。
他是：譯須信雅達， 文必夏殷周。
〔５〕 其實，他是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
最近商務還翻印“嚴譯名着”，〔６〕我不知道這是“是何居心”！這簡直是拿中國的民衆和青年來開玩笑。
古文的文言怎幺能夠譯得“信”，對于現在的将來的大衆讀者，怎幺能夠“達”！現在趙景深之流，又來要求：甯錯而務順， 毋拗而僅信！〔７〕 趙老爺的主張，其實是和城隍廟裡演說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氣。
這是自己懂得了（？）外國文，看了些書報，就随便拿起筆來亂寫幾句·所·謂通順的中國文。
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國讀者，信口開河的來亂講海外奇談。
第一，他的所謂“順”，既然是甯可“錯”一點兒的“順”，那幺，這當然是遷就中國的·低·級言語而抹殺原意的辦法。
這不是創造新的言語，而是努力保存中國的·野·蠻·人的言語程度，努力阻擋它的發展。
第二，既然要甯可“錯”一點兒，那就是要朦蔽讀者，使讀者不能夠知道作者的原意。
所以我說：趙景深的主張是愚民政策，是壟斷智識的學閥主義，——一點兒也沒有過分的。
還有，第三，他顯然是暗示的反對普羅文學（好個可憐的“特殊走狗”）！他這是反對普羅文學，暗指着普羅文學的一些理論着作的翻譯和創作的翻譯。
這是普羅文學敵人的話。
但是，普羅文學的中文書籍之中，的确有許多翻譯是不“順”的。
這是我們自己的弱點，敵人乘這個弱點來進攻。
我們的勝利的道路當然不僅要迎頭痛打，打擊敵人的軍隊，而且要更加整頓自己的隊伍。
我們的自己批評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敵人的武裝。
現在，所謂翻譯論戰的結論，我們的同志卻提出了這樣的結語：“翻譯絕對不容許錯誤。
可是，有時候，依照譯品内容的性質，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順，倒可以容忍。
” 這是隻是個“防禦的戰術”。
而蒲力汗諾夫說：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應當要會“反守為攻”。
第一，當然我們首先要說明：我們所認識的所謂“順”，和趙景深等所說的不同。
第二，我們所要求的是：絕對的正确和絕對的白話。
所謂絕對的白話，就是朗誦起來可以懂得的。
第三，我們承認：一直到現在，普羅文學的翻譯還沒有做到這個程度，我們要繼續努力。
第四，我們揭穿趙景深等自己的翻譯，指出他們認為是“順”的翻譯，其實隻是梁啟超〔８〕和胡适之交媾出來的雜種——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語，對于大衆仍舊是不“順”的。
這裡，講到你最近出版的《毀滅》，可以說：這是做到了“正确”，還沒有做到“絕對的白話”。
翻譯要用絕對的白話，并不就不能夠“保存原作的精神”。
固然，這是很困難，很費功夫的。
但是，我們是要絕對不怕困難，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難。
一般的說起來，不但翻譯，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樣，現在的文學家，哲學家，政論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現現在中國社會已經有的新的關系，新的現象，新的事物，新的觀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倉颉”〔９〕。
這就是說，要天天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
實際生活的要求是這樣。
難道一九二五年初我們沒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