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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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一月間我曾去過一回香港（2），因為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閑走，演說一了，匆匆便歸，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卻了香港了。
今天看見《語絲》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3），忽又記得起來，想說幾句話來湊熱鬧。
我去講演（4）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
單知道先是頗遭幹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别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将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
然而我的講演，真是“老生常談”，而且還是七八年前的“常談”。
從廣州往香港時，在船上還親自遇見一樁笑話。
有一個船員，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給我十分擔心。
他以為我的赴港，說不定會遭謀害；我遙遙地跑到廣東來教書，而無端橫死，他——廣東人之一——也覺得抱歉。
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計畫，禁止上陸時如何脫身，到埠捕拿時如何避免。
到埠後，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還不放心，臨别時再三叮囑，說倘有危險，可以避到什幺地方去。
我雖然覺得可笑，但我從真心裡十分感謝他的好心，記得他的認真的臉相。
三天之後，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過因為攻擊國粹，得罪了若幹人。
現在回想起來，像我們似的人，大危險是大概沒有的。
不過香港總是一個畏途。
這用小事情便可以證明。
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環日報》（5）上，有這樣兩條瑣事： k陳國被控竊去蕪湖街一百五十七号地下布褲一條，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雲。
k昨晚夜深，石塘嘴有兩西裝男子，……遇一英警上前執行搜身。
該西裝男子用英語對之。
該英警不理會，且警以bbb。
于是雙方纏上警署。
…… 第一條我們一目了然，知道中國人還在那裡被抽藤條。
“司”當是“藩司”“臬司”（6）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國人的。
港報上所謂“政府”，“警司”之類，往往是指英國的而言，不看慣的很容易誤解，不如上海稱為“捕房”之分明。
第二條是“搜身”的糾葛，在香港屢見不鮮。
但三個方圍不知道是甚幺。
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
這bbb似乎是因為西裝和英語而得的；英警嫌惡這兩件：這是主人的言語和服裝。
顔之推以為學鮮卑語，彈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時代（7），早已過去了。
在香港時遇見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
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辯，英官無話可說了，但他還是輸。
那最末是得到嚴厲的訓斥，道：“總之是你錯的：因為我說你錯！” 帶着書籍的人也困難，因為一不小心，會被指為“危險文件”的。
這“危險”的界說，我不知其詳。
總之一有嫌疑，便麻煩了。
人先關起來，書去譯成英文，譯好之後，這才審判。
而這“譯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
我記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時，裁判就用翻譯。
一個和尚去告狀追債，而債戶商同通事，将他的狀子改成自願焚身了。
官說道好；于是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
（8）我去講演的時候也偶然提起元朝，聽說頗為“X司”所不悅，他們是的确在研究中國的經史的。
但講講元朝，不但為“政府”的“X司”所不悅，且亦為有些“同胞”所不歡。
我早知道不穩當，總要受些報應的。
果然，我因為謹避“學者”（9），搬出中山大學之後，那邊的《工商報》（10）上登出來了，說是因為“清黨”（11），已經逃走。
後來，則在《循環日報》上，以講文學為名，提起我的事，說我原是“《晨報副刊》特約撰述員”（12），現在則“到了漢口”（13）。
我知道這種宣傳有點危險，意在說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現是共産黨的同道，雖不至于“槍終路寝”（14），益處大概總不會有的，晦氣點還可以因此被關起來。
便寫了一封信去更正： “在六月十日十一日兩天的《循環世界》裡，看見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别戶》。
各人各有他的眼光，心思，手段。
他耍他的，我不想來多嘴。
但其中有關于我的三點，我自己比較的清楚些，可以請為更正，即： “一，我從來沒
今天看見《語絲》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3），忽又記得起來，想說幾句話來湊熱鬧。
我去講演（4）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
單知道先是頗遭幹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别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将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
然而我的講演，真是“老生常談”，而且還是七八年前的“常談”。
從廣州往香港時，在船上還親自遇見一樁笑話。
有一個船員，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給我十分擔心。
他以為我的赴港，說不定會遭謀害；我遙遙地跑到廣東來教書，而無端橫死，他——廣東人之一——也覺得抱歉。
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計畫，禁止上陸時如何脫身，到埠捕拿時如何避免。
到埠後，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還不放心，臨别時再三叮囑，說倘有危險，可以避到什幺地方去。
我雖然覺得可笑，但我從真心裡十分感謝他的好心，記得他的認真的臉相。
三天之後，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過因為攻擊國粹，得罪了若幹人。
現在回想起來，像我們似的人，大危險是大概沒有的。
不過香港總是一個畏途。
這用小事情便可以證明。
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環日報》（5）上，有這樣兩條瑣事： k陳國被控竊去蕪湖街一百五十七号地下布褲一條，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雲。
k昨晚夜深，石塘嘴有兩西裝男子，……遇一英警上前執行搜身。
該西裝男子用英語對之。
該英警不理會，且警以bbb。
于是雙方纏上警署。
…… 第一條我們一目了然，知道中國人還在那裡被抽藤條。
“司”當是“藩司”“臬司”（6）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國人的。
港報上所謂“政府”，“警司”之類，往往是指英國的而言，不看慣的很容易誤解，不如上海稱為“捕房”之分明。
第二條是“搜身”的糾葛，在香港屢見不鮮。
但三個方圍不知道是甚幺。
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
這bbb似乎是因為西裝和英語而得的；英警嫌惡這兩件：這是主人的言語和服裝。
顔之推以為學鮮卑語，彈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時代（7），早已過去了。
在香港時遇見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
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辯，英官無話可說了，但他還是輸。
那最末是得到嚴厲的訓斥，道：“總之是你錯的：因為我說你錯！” 帶着書籍的人也困難，因為一不小心，會被指為“危險文件”的。
這“危險”的界說，我不知其詳。
總之一有嫌疑，便麻煩了。
人先關起來，書去譯成英文，譯好之後，這才審判。
而這“譯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
我記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時，裁判就用翻譯。
一個和尚去告狀追債，而債戶商同通事，将他的狀子改成自願焚身了。
官說道好；于是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
（8）我去講演的時候也偶然提起元朝，聽說頗為“X司”所不悅，他們是的确在研究中國的經史的。
但講講元朝，不但為“政府”的“X司”所不悅，且亦為有些“同胞”所不歡。
我早知道不穩當，總要受些報應的。
果然，我因為謹避“學者”（9），搬出中山大學之後，那邊的《工商報》（10）上登出來了，說是因為“清黨”（11），已經逃走。
後來，則在《循環日報》上，以講文學為名，提起我的事，說我原是“《晨報副刊》特約撰述員”（12），現在則“到了漢口”（13）。
我知道這種宣傳有點危險，意在說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現是共産黨的同道，雖不至于“槍終路寝”（14），益處大概總不會有的，晦氣點還可以因此被關起來。
便寫了一封信去更正： “在六月十日十一日兩天的《循環世界》裡，看見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别戶》。
各人各有他的眼光，心思，手段。
他耍他的，我不想來多嘴。
但其中有關于我的三點，我自己比較的清楚些，可以請為更正，即： “一，我從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