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絲雜感
關燈
小
中
大
。
我的……。
附帶還要說幾句關于毛邊的牢騷。
我先前在北京參與印書的時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樣無關緊要的小改革，來試一試。
一，是首頁的書名和着者的題字，打破對稱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幾行空白；三，就是毛邊。
現在的結果，第一件已經有恢複香爐燭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時無論怎樣叮囑，而臨印的時候，工人終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紙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無可挽救；第三件被攻擊最早，不久我便有條件的降伏了。
與李老闆（10）約：别的不管，隻是我的譯着，必須堅持毛邊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闆送給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還确是毛邊。
不過在書鋪裡，我卻發見了毫無“毛”氣，四面光滑的《彷徨》之類。
歸根結蒂，他們都将徹底的勝利。
所以說我想改革社會，或者和改革社會有關，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頭瘟腦，躺在闆床上吸煙卷——彩鳳牌——了。
言歸正傳。
刊物的暫時要碰釘子，也不但遇到檢查員，我恐怕便是讀書的青年，也還是一樣。
先已說過，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這才是“革命文學”。
我曾經看見一種期刊上登載一篇文章，後有作者的附白，說這一篇沒有談及革命，對不起讀者，對不起對不起。
（11）但自從“清黨”以後，這“直截痛快”以外，卻又增添了一種神經過敏。
“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過激，過激便近于共産黨，變了“反革命”了。
所以現在的“革命文學”，是在頑固這一種反革命和共産黨這一種反革命之間。
于是又發生了問題，便是“革命文學”站在這兩種危險物之間，如何保持她的純正——正宗。
這勢必至于必須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将來有趨于赤化之慮的思想和文字。
例如，攻擊禮教和白話，即有趨于赤化之憂。
因為共産派無視一切舊物，而白話則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
今天看見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12）的消息，我逆料《語絲》必将有幾句感慨，但我實在是無動于中。
我覺得連思想文字，也到處都将窒息，幾句白話黑話，已經沒有什幺大關系了。
那幺，談談風月，講講女人，怎樣呢？也不行。
這是“不革命”。
“不革命”雖然無罪，然而是不對的！ 現在在南邊，隻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
但這直捷痛快和神經過敏的狀态，其實大半也還是視指揮刀的指揮而轉移的。
而此時刀尖的揮動，還是橫七豎八。
方向有個一定之後，或者可以好些罷。
然而也不過是“好些”，内中的骨子，恐怕還不外乎窒息，因為這是先天性的遺傳。
先前偶然看見一種報上罵郁達夫先生，（13）說他《洪水》（14）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懷好意，恭維漢口。
我就去買《洪水》來看，則無非說舊式的崇拜一個英雄，已和現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幺惡意來。
這就證明着眼光的鈍銳，我和現在的青年文學家已很不同了。
所以《語絲》的莫明其妙的失蹤，大約也許隻是我們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檢查員雲雲，倒是假設的恕詞。
至于一四五期以後，這裡是全都收到的，大約惟在上海者被押。
假如真的被押，我卻以為大約也與吳老先生無關。
“打倒……打倒……嚴辦……嚴辦……”，固然是他老先生親筆的話，未免有些責任，但有許多動作卻并非他的手腳了。
在中國，凡是猛人（這是廣州常用的話，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闊人三種），都有這種的運命。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洩不透。
那結果，在内，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
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見的并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
至于幻
我的……。
附帶還要說幾句關于毛邊的牢騷。
我先前在北京參與印書的時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樣無關緊要的小改革，來試一試。
一，是首頁的書名和着者的題字，打破對稱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幾行空白；三，就是毛邊。
現在的結果，第一件已經有恢複香爐燭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時無論怎樣叮囑，而臨印的時候，工人終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紙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無可挽救；第三件被攻擊最早，不久我便有條件的降伏了。
與李老闆（10）約：别的不管，隻是我的譯着，必須堅持毛邊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闆送給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還确是毛邊。
不過在書鋪裡，我卻發見了毫無“毛”氣，四面光滑的《彷徨》之類。
歸根結蒂，他們都将徹底的勝利。
所以說我想改革社會，或者和改革社會有關，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頭瘟腦，躺在闆床上吸煙卷——彩鳳牌——了。
言歸正傳。
刊物的暫時要碰釘子，也不但遇到檢查員，我恐怕便是讀書的青年，也還是一樣。
先已說過，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這才是“革命文學”。
我曾經看見一種期刊上登載一篇文章，後有作者的附白，說這一篇沒有談及革命，對不起讀者，對不起對不起。
（11）但自從“清黨”以後，這“直截痛快”以外，卻又增添了一種神經過敏。
“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過激，過激便近于共産黨，變了“反革命”了。
所以現在的“革命文學”，是在頑固這一種反革命和共産黨這一種反革命之間。
于是又發生了問題，便是“革命文學”站在這兩種危險物之間，如何保持她的純正——正宗。
這勢必至于必須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将來有趨于赤化之慮的思想和文字。
例如，攻擊禮教和白話，即有趨于赤化之憂。
因為共産派無視一切舊物，而白話則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
今天看見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12）的消息，我逆料《語絲》必将有幾句感慨，但我實在是無動于中。
我覺得連思想文字，也到處都将窒息，幾句白話黑話，已經沒有什幺大關系了。
那幺，談談風月，講講女人，怎樣呢？也不行。
這是“不革命”。
“不革命”雖然無罪，然而是不對的！ 現在在南邊，隻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
但這直捷痛快和神經過敏的狀态，其實大半也還是視指揮刀的指揮而轉移的。
而此時刀尖的揮動，還是橫七豎八。
方向有個一定之後，或者可以好些罷。
然而也不過是“好些”，内中的骨子，恐怕還不外乎窒息，因為這是先天性的遺傳。
先前偶然看見一種報上罵郁達夫先生，（13）說他《洪水》（14）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懷好意，恭維漢口。
我就去買《洪水》來看，則無非說舊式的崇拜一個英雄，已和現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幺惡意來。
這就證明着眼光的鈍銳，我和現在的青年文學家已很不同了。
所以《語絲》的莫明其妙的失蹤，大約也許隻是我們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檢查員雲雲，倒是假設的恕詞。
至于一四五期以後，這裡是全都收到的，大約惟在上海者被押。
假如真的被押，我卻以為大約也與吳老先生無關。
“打倒……打倒……嚴辦……嚴辦……”，固然是他老先生親筆的話，未免有些責任，但有許多動作卻并非他的手腳了。
在中國，凡是猛人（這是廣州常用的話，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闊人三種），都有這種的運命。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洩不透。
那結果，在内，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
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見的并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
至于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