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有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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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三下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10）。
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個的椅子的。
“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
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别人的家眷來了，心裡不舒服。
（12）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随便想到一件小事。
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吓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
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
我再鬥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
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
自然，這些都不要緊。
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僥幸的是終于沒有被做成為共産黨。
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13）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裡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産黨。
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産。
退一步，“親共派”罷，終于也沒有弄成功。
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
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
現在是，似乎沒有什幺頭銜了，但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
這和生命大約并無什幺直接關系，或者倒不大要緊的，隻要他們沒有第二下。
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幺“墨斯科的命令”（14），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
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歎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15），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嘗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
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
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
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
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
民衆的罰惡之心，并不下于學者和軍閥。
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于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
古今中外，其揆一也。
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晖（16）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幺？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産主義于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卻須數百年之後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于廢話故也。
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閑情别緻也哉？ 話已經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
我感于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态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發些牢騷。
但我要聲明，上面的說話中，我并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
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症候。
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隐藏着的。
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幺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幺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
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卻。
一面掙紮着，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17）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
魯迅。
九，四——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
（2）有恒時有恒，江蘇徐州人。
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發表一篇題為《這時節》的雜感，其中有涉及作者的話：“久不見魯迅先生等的對盲目的思想行為下攻擊的文字了”，“在現在的國民革命正沸騰的時候，我們把魯迅先生的一
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個的椅子的。
“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
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别人的家眷來了，心裡不舒服。
（12）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随便想到一件小事。
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吓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
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
我再鬥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
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
自然，這些都不要緊。
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僥幸的是終于沒有被做成為共産黨。
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13）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裡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産黨。
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産。
退一步，“親共派”罷，終于也沒有弄成功。
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
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
現在是，似乎沒有什幺頭銜了，但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
這和生命大約并無什幺直接關系，或者倒不大要緊的，隻要他們沒有第二下。
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幺“墨斯科的命令”（14），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
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歎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15），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嘗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
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
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
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
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
民衆的罰惡之心，并不下于學者和軍閥。
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于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
古今中外，其揆一也。
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晖（16）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幺？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産主義于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卻須數百年之後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于廢話故也。
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閑情别緻也哉？ 話已經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
我感于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态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發些牢騷。
但我要聲明，上面的說話中，我并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
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症候。
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隐藏着的。
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幺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幺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
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卻。
一面掙紮着，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17）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
魯迅。
九，四——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
（2）有恒時有恒，江蘇徐州人。
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發表一篇題為《這時節》的雜感，其中有涉及作者的話：“久不見魯迅先生等的對盲目的思想行為下攻擊的文字了”，“在現在的國民革命正沸騰的時候，我們把魯迅先生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