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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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作家。
創作家不妨毫不理會文學史或理論，文學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詩。
然而中國社會上還很誤解，你做幾篇小說，便以為你一定懂得小說概論，做幾句新詩，就要你講詩之原理。
我也嘗見想做小說的青年，先買小說法程和文學史來看。
據我看來，是即使将這些書看爛了，和創作也沒有什幺關系的。
事實上，現在有幾個做文章的人，有時也确去做教授。
但這是因為中國創作不值錢，養不活自己的緣故。
聽說美國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說，時價是二千美金；中國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給大書鋪，每篇賣過二十元。
當然要尋别的事，例如教書，講文學。
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點熱，于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
苦倒也罷了，結果還是什幺都弄不好。
那證據，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裡面的人，幾乎沒有兼做教授的。
還有一種壞處，是一做教員，未免有顧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暢所欲言。
這或者有人要反駁：那幺，你暢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
然而這是事前的風涼話，一到有事，不知不覺地他也要從衆來攻擊的。
而教授自身，縱使自以為怎樣放達，下意識裡總不免有架子在。
所以在外國，稱為“教授小說”的東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說好，至少，是總難免有令大發煩的炫學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學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幺書？這實在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
先前也曾有幾位先生給青年開過一大篇書目（4）。
但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幺用處的，因為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
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張之洞的《書目答問》（5）去摸門徑去。
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的小本子，如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6），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7），瓦浪斯基們的《蘇俄的文藝論戰》（8）之類，然後自己再想想，再博覽下去。
因為文學的理論不像算學，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議論很紛歧。
如第三種，便是俄國的兩派的争論，——我附帶說一句，近來聽說連俄國的小說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見“俄”字就吃驚，其實蘇俄的新創作何嘗有人紹介，此刻譯出的幾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邊都已經被看作反革命的了。
倘要看看文藝作品呢，則先看幾種名家的選本，從中覺得誰的作品自己最愛看，然後再看這一個作者的專集，然後再從文學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 倘要知道得更詳細，就看一兩本這人的傳記，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
如果專是請教别人，則各人的嗜好不同，總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說幾句關于批評的事。
現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其實有什幺呢，而讀者因為不勝其紛纭，便渴望批評，于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
批評這東西，對于讀者，至少對于和這批評家趣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
但中國現在，似乎應該暫作别論。
往往有人誤以為批評家對于創作是操生殺之權，占文壇的最高位的，就忽而變成批評家；他的靈魂上挂了刀。
但是怕自己的立論不周密，便主張主觀，有時怕自己的觀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張客觀；有時說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時将校對者罵得一文不值。
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塗，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
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個很普通的比喻。
他們說：一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馱着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着走。
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
他們便換了一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後來看見的人卻說他們殘酷；于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呆子，空着現成的驢子卻不騎。
于是老人對孩子
創作家不妨毫不理會文學史或理論，文學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詩。
然而中國社會上還很誤解，你做幾篇小說，便以為你一定懂得小說概論，做幾句新詩，就要你講詩之原理。
我也嘗見想做小說的青年，先買小說法程和文學史來看。
據我看來，是即使将這些書看爛了，和創作也沒有什幺關系的。
事實上，現在有幾個做文章的人，有時也确去做教授。
但這是因為中國創作不值錢，養不活自己的緣故。
聽說美國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說，時價是二千美金；中國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給大書鋪，每篇賣過二十元。
當然要尋别的事，例如教書，講文學。
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點熱，于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
苦倒也罷了，結果還是什幺都弄不好。
那證據，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裡面的人，幾乎沒有兼做教授的。
還有一種壞處，是一做教員，未免有顧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暢所欲言。
這或者有人要反駁：那幺，你暢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
然而這是事前的風涼話，一到有事，不知不覺地他也要從衆來攻擊的。
而教授自身，縱使自以為怎樣放達，下意識裡總不免有架子在。
所以在外國，稱為“教授小說”的東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說好，至少，是總難免有令大發煩的炫學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學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幺書？這實在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
先前也曾有幾位先生給青年開過一大篇書目（4）。
但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幺用處的，因為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
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張之洞的《書目答問》（5）去摸門徑去。
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的小本子，如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6），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7），瓦浪斯基們的《蘇俄的文藝論戰》（8）之類，然後自己再想想，再博覽下去。
因為文學的理論不像算學，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議論很紛歧。
如第三種，便是俄國的兩派的争論，——我附帶說一句，近來聽說連俄國的小說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見“俄”字就吃驚，其實蘇俄的新創作何嘗有人紹介，此刻譯出的幾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邊都已經被看作反革命的了。
倘要看看文藝作品呢，則先看幾種名家的選本，從中覺得誰的作品自己最愛看，然後再看這一個作者的專集，然後再從文學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 倘要知道得更詳細，就看一兩本這人的傳記，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
如果專是請教别人，則各人的嗜好不同，總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說幾句關于批評的事。
現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其實有什幺呢，而讀者因為不勝其紛纭，便渴望批評，于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
批評這東西，對于讀者，至少對于和這批評家趣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
但中國現在，似乎應該暫作别論。
往往有人誤以為批評家對于創作是操生殺之權，占文壇的最高位的，就忽而變成批評家；他的靈魂上挂了刀。
但是怕自己的立論不周密，便主張主觀，有時怕自己的觀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張客觀；有時說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時将校對者罵得一文不值。
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塗，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
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個很普通的比喻。
他們說：一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馱着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着走。
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
他們便換了一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後來看見的人卻說他們殘酷；于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呆子，空着現成的驢子卻不騎。
于是老人對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