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學集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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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文（六）
（書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後）
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一則會同十年七月吳越有國時所給，有吳越國王押字，及鎮東軍節度使印文，一則宋治平二年四月中書門下牒付者也。
吳越牒中所稱會同十年，即晉出帝開運四年，耶律德光滅晉所改也。
是年六月，吳越忠獻王弘佐卒，弟弘亻宗立。
十二月，弘亻宗為群下所廢，立弘ㄈ。
則知吳越國王者，弘亻宗也。
弘佐卒，以鎮東節度使授弘亻宗，至八月，制授弘亻宗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故印文止稱鎮東也。
治平二年牒後所書右仆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不署姓者，安陽韓忠獻王琦也。
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曾者，晉江曾宣靖公公亮也。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者，廬陵歐陽文忠公修也。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趙者，虞城趙康靖公概也。
三公皆署姓，而忠獻獨不署。
以忠獻集考之，忠獻于治平元年甲辰冬，三表乞罷相，上許以仁廟終祥再請，至二年乙巳夏，累申前請。
此或其杜門乞休，不赴都堂時也。
以二牒所載，征諸史傳，無弗合者，獨吳越牒中會同十年之紀，覽者往往緻疑。
蓋德光滅晉，雖以二月丁巳朔建國改号，而漢高祖亦以是月辛未起河東，仍稱晉天福十二年。
吳越之正朔，何以不奉漢而奉遼？況四月丁醜，德光已卒于殺胡林矣。
此牒行于七月，不應猶以會同紀年，此不能無疑者也。
考之《遼史》，自阿保機即位九年，吳越與契丹信使不絕，吳越之通好契丹久矣。
契丹入主中國，吳越奉其正朔，當在諸州鎮之先。
是年七月，德光雖已死，而漢令未及于東南，故猶以會同紀年，其改而從漢，則在八月受漢制之後也。
《吳越備史》沒會同、天福，而追紀開運四年，亦可謂微而章矣。
《遼史德光紀》，是年改元大同，而會同無十年，與此牒及諸史異，或者又以為疑。
按王溥《五代會要》，德光僞降赦，改國号大遼，稱會同十年，歐陽史諸家亦同。
蓋降赦則稱會同，而改元則曰大同。
改元之後，不三月而德光卒，故大同之号，不行于中國，而僅存于國史。
牒文所從，據其降赦之文；國史所書，紀其改元之實。
固可以互考也。
葉隆禮《契丹國志》以是年為會同十一年。
隆禮之志，成于淳熙中。
《遼史》未入中國，其舛誤不可枚舉。
徐無黨注歐陽史，以謂契丹年号，諸家舛謬非一，莫可考正。
因是牒以考之，則益信矣。
江陰李君貫之，博雅好古，叢書蠹簡，每遇之，無不藏┑。
出二牒以示餘，命為之跋尾。
餘學殖既鮮，又善遺忘，略疏其概，以複于貫之，貫之幸悉舉所聞以改焉。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春正月。
（再書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後） 往餘為江陰李貫之考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距今七年矣。
治平二年四月之牒，韓魏公為宰相，書銜而不姓。
曾魯公為次相，歐陽文忠、趙康靖為執政，則署姓而不名。
餘未及深考，第據魏公《安陽集》二年乙巳夏仁廟終祥累申前請，遂妄謂魏公之不署姓，或以杜門乞休，不赴都堂之故，而非敢以為允也。
今年偶讀王明清《揮麈錄》雲：明清嘗得治平元年英宗批可進狀一紙于梁才甫家，宰執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書名，以歲月考之，則韓魏公、曾魯公、歐陽文忠、趙康靖作相、參時也。
但不曉不名之義。
後閱沈存中《筆談》雲：本朝要事對禀，常事拟進，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
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
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黃紙書，宰相執政皆于狀背押字。
始悟其理，不知今又何如耳。
明清所得進狀，與甘露院牒皆在治平元二間，四公作相、參之日。
甘露院之牒，蓋中書門下奉敕賜額，令本州翻錄，降付逐寺院者也。
讀明清之錄，考其所謂熟狀進草者，是牒蓋亦熟狀之遺。
而宰執皆不名，則宋朝故事如此也。
及考葉夢得《石林燕語》，則雲：唐诰敕，宰相書名者，皆不書姓，惟單名則書姓。
蓋以為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
國朝雖單名亦不書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夢得所記宰相不署姓之故，視存中為詳，如魏公正所謂單名不書姓者也。
诰敕不書姓，則其見于文牒者，又可知也。
餘初不知宰相不署姓為宋之故事，而以臆考之，微《揮麈錄》諸書，則餘之誤誰與是正？然是時，曾魯公實為次相，而與二執政同署姓，則知宰相之不署姓，不獨異于執政，抑亦異于次相也。
以是牒推之，又可以補夢得之所未備也。
存中又記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參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為别。
是牒之書銜，系于年月之後，先左右參，次次相，又次宰相，蓋以後為尊，而不别行。
是知文牒之行于下者，其制又與劄子異也。
治平去今五百六十餘年，故紙敝牍，使人摩娑不忍置。
文獻之不可以無征，豈不信哉！ 餘學問春駁，不審于阙疑慎言之訓，是以有向者之誤。
今既已知之，不敢塗竄以自蓋也，庸敢備書
吳越牒中所稱會同十年，即晉出帝開運四年，耶律德光滅晉所改也。
是年六月，吳越忠獻王弘佐卒，弟弘亻宗立。
十二月，弘亻宗為群下所廢，立弘ㄈ。
則知吳越國王者，弘亻宗也。
弘佐卒，以鎮東節度使授弘亻宗，至八月，制授弘亻宗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故印文止稱鎮東也。
治平二年牒後所書右仆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不署姓者，安陽韓忠獻王琦也。
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曾者，晉江曾宣靖公公亮也。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者，廬陵歐陽文忠公修也。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趙者，虞城趙康靖公概也。
三公皆署姓，而忠獻獨不署。
以忠獻集考之，忠獻于治平元年甲辰冬，三表乞罷相，上許以仁廟終祥再請，至二年乙巳夏，累申前請。
此或其杜門乞休，不赴都堂時也。
以二牒所載，征諸史傳，無弗合者，獨吳越牒中會同十年之紀，覽者往往緻疑。
蓋德光滅晉，雖以二月丁巳朔建國改号，而漢高祖亦以是月辛未起河東，仍稱晉天福十二年。
吳越之正朔，何以不奉漢而奉遼？況四月丁醜，德光已卒于殺胡林矣。
此牒行于七月，不應猶以會同紀年，此不能無疑者也。
考之《遼史》，自阿保機即位九年，吳越與契丹信使不絕，吳越之通好契丹久矣。
契丹入主中國，吳越奉其正朔，當在諸州鎮之先。
是年七月，德光雖已死，而漢令未及于東南，故猶以會同紀年，其改而從漢，則在八月受漢制之後也。
《吳越備史》沒會同、天福，而追紀開運四年，亦可謂微而章矣。
《遼史德光紀》，是年改元大同，而會同無十年，與此牒及諸史異，或者又以為疑。
按王溥《五代會要》，德光僞降赦，改國号大遼，稱會同十年，歐陽史諸家亦同。
蓋降赦則稱會同，而改元則曰大同。
改元之後，不三月而德光卒，故大同之号，不行于中國，而僅存于國史。
牒文所從，據其降赦之文；國史所書，紀其改元之實。
固可以互考也。
葉隆禮《契丹國志》以是年為會同十一年。
隆禮之志，成于淳熙中。
《遼史》未入中國，其舛誤不可枚舉。
徐無黨注歐陽史，以謂契丹年号，諸家舛謬非一，莫可考正。
因是牒以考之，則益信矣。
江陰李君貫之，博雅好古，叢書蠹簡，每遇之，無不藏┑。
出二牒以示餘，命為之跋尾。
餘學殖既鮮，又善遺忘，略疏其概，以複于貫之，貫之幸悉舉所聞以改焉。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春正月。
（再書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後） 往餘為江陰李貫之考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距今七年矣。
治平二年四月之牒，韓魏公為宰相，書銜而不姓。
曾魯公為次相，歐陽文忠、趙康靖為執政，則署姓而不名。
餘未及深考，第據魏公《安陽集》二年乙巳夏仁廟終祥累申前請，遂妄謂魏公之不署姓，或以杜門乞休，不赴都堂之故，而非敢以為允也。
今年偶讀王明清《揮麈錄》雲：明清嘗得治平元年英宗批可進狀一紙于梁才甫家，宰執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書名，以歲月考之，則韓魏公、曾魯公、歐陽文忠、趙康靖作相、參時也。
但不曉不名之義。
後閱沈存中《筆談》雲：本朝要事對禀，常事拟進，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
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
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黃紙書，宰相執政皆于狀背押字。
始悟其理，不知今又何如耳。
明清所得進狀，與甘露院牒皆在治平元二間，四公作相、參之日。
甘露院之牒，蓋中書門下奉敕賜額，令本州翻錄，降付逐寺院者也。
讀明清之錄，考其所謂熟狀進草者，是牒蓋亦熟狀之遺。
而宰執皆不名，則宋朝故事如此也。
及考葉夢得《石林燕語》，則雲：唐诰敕，宰相書名者，皆不書姓，惟單名則書姓。
蓋以為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
國朝雖單名亦不書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夢得所記宰相不署姓之故，視存中為詳，如魏公正所謂單名不書姓者也。
诰敕不書姓，則其見于文牒者，又可知也。
餘初不知宰相不署姓為宋之故事，而以臆考之，微《揮麈錄》諸書，則餘之誤誰與是正？然是時，曾魯公實為次相，而與二執政同署姓，則知宰相之不署姓，不獨異于執政，抑亦異于次相也。
以是牒推之，又可以補夢得之所未備也。
存中又記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參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為别。
是牒之書銜，系于年月之後，先左右參，次次相，又次宰相，蓋以後為尊，而不别行。
是知文牒之行于下者，其制又與劄子異也。
治平去今五百六十餘年，故紙敝牍，使人摩娑不忍置。
文獻之不可以無征，豈不信哉！ 餘學問春駁，不審于阙疑慎言之訓，是以有向者之誤。
今既已知之，不敢塗竄以自蓋也，庸敢備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