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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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她隻盼着得到建德回國的信，天天到傳教會的辦事處去打聽，什麼事情都不介意。
這樣走了十幾天，果然有消息了。
洋牧師不很高興，可也不能不安慰玉官。
他說建德已經回來了，現在要往南京供職，不能回鄉看望大家。
玉官以為是教會派她兒子到那麼遠去，便埋怨教會不在事前與她商量。
洋牧師解釋他們并沒派建德到南京去，他們還是盼着他回來主持城裡的教會，不過不曉得他得了誰的幫助，把教會這些年來資助他的學費連本帶利，一概還清。
他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說他的興趣改變了，他的人生觀改變了，他現在要做官。
學神學的可以做官，真不能不贊歎洋教育是萬能萬通。
玉官早也知道她兒子的興趣不在教會，她從那一年的革命運動早已看出，不過為履行牧師營救的條件，他不能不勉強學他所不感到興趣的學科。
她自然也是心裡暗喜，因為兒子能得一官半職本來也是她的希望。
洋牧師雖然說得建德多麼對不住教會，發了許多許多的牢騷，她卻沒有一句為兒子抱歉的話說出來，反問她兒子現在是薪金多少，當什麼官職。
洋牧師隻道他的外國官名，中國名稱他的本地活先生沒教過，所以說不出來。
他隻說是管地方事情的地方官，然而地方官當然是管地方事情的，到底是個什麼官呢？牧師也解不清，他隻将建德的英文信中所寫出的官職指出給她看。
從那次夏令會以後，建德與安妮往來越密。
安妮不喜歡他回國當牧師，屢次勸他改行。
她家與許多政治當局有裙帶關系，甚至有些還在用着她家的錢。
隻要她一開口，什麼差使都可以委得出來。
好在建德也很自量，他不敢求大職務，隻要一個關于經濟的委員會裡服務，月薪是二百元左右。
這比當傳教士的收入要多出三分之二。
不過物質的收獲，于他并不算首要，他的最重要的責任是聽安妮的話。
安妮在他身上很有統制的力量。
這力量能鎮壓母親的慈愛，教會的恩惠。
她替建德還清曆年所用教會的費用，不但還利，并且捐了一筆大款修蓋禮拜堂。
她并不信教，更使建德覺得他是被贖出來的奴隸。
他以為除掉與她結婚以外，再也沒有其它更好的報答。
但這意見，兩方都還未曾提起。
玉官不久也被建德接到南京去了。
她把家鄉的房子交給杏官管理，身邊帶着幾隻衣箱和久懸在梁上的神主，并殘廢的天錫。
她以為兒子得着官職，都是安妮的力量，加以對于教會償還和捐出許多錢，更使她感激安妮的慷慨，雖然沒見過面，卻已愛上了她。
建德見她兒子老穿着一件鐵背心，要扶着拐棍才能走路，動彈一點也不活潑，心裡總有一點不高興，老埋怨着他的丈母沒有用心調護。
玉官的身體，自從變亂受了磨折，心髒病時發時愈。
她在平時精神還好，但不能過勞，否則心跳得很厲害。
建德對于母親是格外地敬愛，一切進項都歸她保管，家裡的一切都歸她調度。
生活雖然富裕，她還是那麼瑣碎，廚房、卧房、浴室、天井，沒有一件她不親自料理。
她比家裡兩個傭人做的還要認真。
不到三個月，已經換了六次廚師傅，四次娘姨，他們都嫌老太太厲害，做不下去。
母子同住在一問洋房裡，倒也樂融融地。
玉官一見建德從衙門回來，心裡有時也會想起雅言。
在天朗氣清的時候，她也會憶起那死媳婦所做的一兩件稱心意的事，因而感歎起來，甚至于掉淚，兒子的續弦問題同時也萦迴在她心裡。
好幾次想問他個詳細，總沒能得着建德确實意見，他隻告訴她安妮的父親是清朝的官，已經去世了。
她家下有一個母親，并無兄弟姊妹，财産卻是不少，單就上海的地産就值得百萬。
玉官自然願意兒子與安妮結婚，她一想起來自己便微微地笑，愉快的血液在她體内流行，使她幾乎禁不起。
建德常對他母親說，安妮是個頂愛自由的女子，本來她可以與他一起回國，隻因她還沒有見過北冰洋和極光，想在天氣熱一點的時節，從加拿大去買一艘甲闆船到那裡去，過了冬天才回來。
他們的事要等她回來才能知道，她沒有意思要嫁給人也說不定。
平平淡淡地又過了一年。
殘春過去，已入初夏，安妮果然來電說她已經動身回國。
日子算好了，建德便到上海去接她，就住在她家裡。
在那裡逗留了好幾天，建德向她求婚，她不用考慮便點了頭。
她走進去，拿出從外洋買回來的結婚頭紗來給建德看，說她早已預備着聽他說出求婚的話。
他們心中彼此默印了一會，才坐下商量結婚的時日、地點、儀式等等。
安妮的主張便是大家的主張，這是當然的哩。
她把結婚那天願意辦的事都安排停當，最後談到婚後生活，安妮主張與玉官分居，她是一個小家庭的景慕者。
他們在上海辦些婚儀上應備的東西，安妮發現了她從外洋帶回來的頭紗還比不上海市上所賣的那麼時派，這大概是她在北冰洋的旅行太過長久，來不及看見新式貨物。
她不遲疑地又買上一條，她又強邀建德到那最上等的洋服店去做一套大禮服，所費幾乎等于他的兩個月薪俸。
足足忙了幾天，才放建德回南京去。
玉官知道兒子已經決定要與安妮結婚，愉快的心情頓然增長，可是在她最興奮的時候建德才把婚後與她分居的話說出來。
老太太一聽便氣得十指緊縮，一時說不出什麼話，一副失望的神情又浮露在她臉上。
她想，這也許是受革命潮流的影響。
她先前的意識以為革命是：換一個政府；換一樣裝束；以後世故閱曆深，又想革命是：換一個夫人或一個先生。
但是現在更進一步了，連“糟糠”的母親，也得換一個。
她猜想建德在結婚以後要與他的丈母同住，心裡已十分不平；建德又提到結婚的日期和地點，更使她覺得兒子凡事沒與她商量，因為他們預定行禮的一天是建德的父親的忌日。
這一點因為陽曆與陰曆的相差，建德當然是不會記得。
而且他家的祭忌至終是由玉官一人秘密地舉行，玉官要他們改個日子，建德說那日子是安妮擇的，因為那天是她的生日。
至于在上海行禮是因女家親朋多，體面大，不能不将就，這也不能使玉官十分滿意。
她連歎了幾口氣，眼淚随着滴下來，回到房中，躺在床上，口中喃喃，不曉得喃些什麼。
婚禮至終是按着預定的時間與地點舉行，玉官在家隻請出她丈夫的神主來，安在中堂，整整地哭了半天。
一事不如意，事事都别扭，她悶坐在廳邊發楞，好像全個世界都在反抗她。
第二天建德同新娘回來了，他把安妮介紹給他母親，母親非要她披起頭紗來對她行最敬禮不可。
她的理由是從前她做新娘時候，鳳冠蟒襖總要穿戴三天。
建德第一次結婚，一因家貧，儀文不能具備，二因在教堂行禮沒有許多繁文禮節。
現在的光景可不同了，建德已是做了官，應該排場排場。
她卻沒理會洋派婚禮，一切完蛋糕分給賀客吃了之後，馬上就把頭紗除去，就是第二次結婚也未必再戴上它。
建德給老太太講理，越講越使老人家不明白，不得已便求安妮順從這一次，省得她老人家啼啼哭地。
安妮隻得穿上一身銀色禮服，披起一條雪白的紗。
紗是一份在身上兩份在地上拖着，這在玉官眼裡簡直不順。
她身上一點顔色都沒有，直像一個沒着色的江西瓷人。
玉官嫌白色不吉祥，最低限度，她也得披一條粉紅紗出來。
她在鄉下見人披過粉紅紗，以為這是有例可援。
什麼吉祥不吉祥且不用管，粉紅紗壓根兒就沒有。
安妮索性把頭紗禮服都卸下來，回到房中生氣，用外國話發牢騷，老太太也是一天沒吃飯。
她埋怨政府沒規定一種婚禮必用的大紅禮服，以緻有這忤逆的行為。
她希望政府宣布凡是學洋派披白頭紗、不穿紅禮眼的都不能算為合法的結婚。
第三天新婚夫婦要學人到廬山去度蜜月，安妮勉強出來與玉官辭行。
玉官昨天沒把她看得真，這次出門，她雖鼓着腮，眼睛卻盯在安妮臉上。
她覺得安妮有許多地方與雅言相仿佛，可是打扮得比誰都妖豔得多。
在他們出門以後，老太太的氣也漸漸平了。
她想兒子和媳婦到底是自己的孩子們，意見不一緻，也犯不上與他們賭氣。
她這樣想，立時從心裡高興，喜容浮露出來。
她把自己的卧房讓出來，叫匠人來，把門窗牆壁修飾得俨然像一間新房。
屋裡的家私，她也為他們辦妥，她完全是照着老辦法，除去新房以外，别的屋子都是照舊，一滴灰水也沒加上。
九 半個月以後，一對夫婦回來了。
安妮一進屋裡，便嫌家具村氣太重，牆壁的顔色也不對。
走到客廳，說客廳不時髦；走到廚房，嫌廚房不幹淨；走到那裡，挑剔到那裡。
玉官隻想望好裡做，可是越做越讨嫌，至終決意不管，讓安妮自己去布置。
安妮把玉官安置在近廚房的小房間，建德覺得過意不去，但也沒法教安妮不這樣辦，因為原來說定婚後是要分居的。
安妮不但不喜歡玉官，并也不喜歡天錫。
玉官在幾個月來仔細地打聽安妮的來曆，懷疑她便是那年被她小叔子抱走的雅麗；屢次要告訴她，那是她的骨肉，至終沒有勇氣說出來。
婆媳的感情一向不曾有過，有時兩人一天面對面坐着，彼此不說話。
安妮對建德老是說洋話，玉官一句也聽不懂。
玉官對建德說的是家鄉話，安妮也是一竅不通，兩人的互相猜疑從這事由可以想像得出來，最使玉官不高興的是安妮要管家。
為這事情，安妮常用那副像挂在孝陵裡的明太祖禦容向着玉官。
建德的入款以前是交給老太太的，自從結婚以後，依老太太的意見仍以由她管理為是。
她以為别的都可退讓，惟獨叫她不理家事做閑人，她就斷斷不依。
安妮隻許給她每月幾塊錢零用，使她覺得這是大逆不道。
她心想，縱然兒子因她的關系做了“黨戚”，也不該這樣待遇家長。
安妮越來越感覺到不能與老太太同住，時時催建德搬家。
她常對丈夫罵老太太這“老蟑螂”，耗費食物讨人嫌。
老太太在一個人地生疏的地方，縱然把委屈訴給人聽，也沒有可訴的。
她到教堂去，教友不懂她的話；找牧師，牧師也不能為她出什麼主意，隻勸她順應時代的潮流，将就一點。
她氣得連教堂都不去了。
她想她所信的神也許是睡着了，不然為什麼容孩子們這麼猖狂。
還有一件事使玉官不愉快的，她要建德向政府請求一個好像“懷清望峻”一類的匾額，用來旌表寡婦的。
建德在衙門，才幹雖然平常，辦事卻很穩健。
他想旌表節婦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玉官屢次對他要求找一個門徑，他總說不行。
無論他怎麼解釋，玉官都覺得兒子沒盡心去辦，這樣使她對于建德也不喜歡。
但是建德以為他父親為國捐軀，再也沒有更光榮的，母親實在也沒有完全盡了撫孤成人的任勞，因此母子的意見，越來越相左。
安妮每天出去找房子，玉官隻坐在屋裡出神。
她回想自守寡以來，所有的行為雖是為兒子的成功，歸根，還是自私的。
她幾十年來的傳教生活，一向都如“賣瓷器的用破碗”一般，自己沒享受過教訓的利益。
在這時候，她忽然覺悟到這一點，立刻站起來，像在她生活裡找出一件無價寶一般。
她覺得在初寡時，她小叔子對她說的話是對的。
她覺得從前的守節是為虛榮，從前的傳教是近于虛僞，目前的痛苦是以前種種的自然結果，她要回鄉去真正做她的傳教生活，不過她先要忏悔，她至少要為人做一件好事，在她心裡打定了一個主意。
她要離開她兒子那一天，沒有别的話，隻對他說她沒對不住他，以後她所做的一切還是要為他的福利着想。
兒子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漫敷衍她幾句便到衙門去了。
兒媳婦是忙着找房子，一早便出門。
她把幾座神主包裹停當，放在桌上，留下一封信，便帶着天錫，悄悄地到下關車站去。
十 回到家鄉，教會仍然派她到錦鯉去。
這次她可不做傳教工作了，因為上了年紀的人，不能多走路，所以教會就派她做那裡的小學校長。
天錫與她住在一起，她很注意教育他。
杏官在城裡住，反感覺到孤寂，每常寫信要天錫去住幾天。
玉官每要把她對于安妮便是雅麗的懷疑說給杏官知道，卸又防着萬一不對，倒要惹出是非來。
她想好在她的小叔子也死掉了，若她不說，再也沒有知道這事的人，于是索性把話擱住。
她覺得年來的工作非常有興趣，不像從前那麼多罷慮。
教會雖然不理會這個，她心裡卻很明白現在是為事情而做事情，并不要求什麼。
建德間中也有信寄回來，有時還給她捎錢來。
這個使她更喜歡，她把财物都放在發展學校的事業上頭，認識她的都非常地誇贊她，但她每說這是她的忏悔行為。
兩三年的時間就在忙中消失了。
玉官辦的學校越發發達，緻她累得舊病不時發作，不得不求杏官來幫助她。
杏官本也感覺非常寂寞，老親家同在一起倒可以解除煩悶。
她把城裡的房子連同玉官的都交給了教會管理，所得的租金也充做學校經費，那錦鯉小學簡直就是她們辦的。
地方漸次平靜，村裡也恢複了像從前一般的景況，隻是短了一個陳廉。
一想起他，玉官也是要對杏官說的，可是他現在在南洋什麼地方，她也不知道。
她隻記着當時他是往婆羅洲去的，就是說出來也未必有用。
在朝雲初散或晚煙才濃的時候，她有時會到社外的大王廟那被她常坐的樹根上少坐，憶想當年與陳廉談話的情景。
衰年人的心境仍如少年，一點也沒改變，仍然可以在回憶中感到愉悅。
錦鯉幾個鄉人偶然談起玉官的工作，其中有人想起她在那裡的年數不少，在變亂的時候，她又護衛了許多婦女，便要湊份子給她做生日，藉此感謝她。
這意思不到幾天，連鄰鄉都知道了。
教會看見大家那麼誠意，不便不理會。
于是也發起給她舉行一個服務滿四十年的紀念會，村莊的人本是愛熱鬧的，一聽要給玉官做壽，開紀念會，大家都很興奮，在很短的期間已湊合了好幾百元。
玉官這時是無心無意地，反勸大家不要為她破費精神和金錢。
她說，她的工作是應當做的，從前她的錯誤就是在貪求報酬，而所得的隻是失望和苦惱。
她現在才知道不求報酬的工作，才是有價值的，大衆若是得着利益就是她的榮耀了。
話雖如此說，大家都不聽她的，一時把全個村莊布置起來。
傳道先生對大衆說既然有那麼些錢，可以預備一件比較永久留念的東西。
有些人提議在社外給她立一座碑，有些說牌坊比較堂皇，玉官自己的意思是要用來發展學校。
杏官知道她近年對于名譽也不介意，沒十分慫恿她。
她隻寫信給建德，說他母親在鄉間如何受人愛戴，要給一點東西來紀念她。
建德接信以後，立刻寄五千元，還說到時候他必與安妮回來參加那盛典。
玉官知道建德要回來，心裡的愉快比受那五千元還要多萬萬倍，紀念大會在分頭進行着。
大衆商議的結果，是用二千元在社外建築一道橋，這因為跨在溪上的原來隻有一道木橋，村人早應募緣改建，又因大王廟口是玉官常到那裡徘徊的地方，還有對岸的樹林，政府已撥給學校經營，所以橋是必要修築的。
動了四五個月的工程，橋已修好了。
大王廟也修得煥然一新，村人把它改做公所，雖然神像還是供着，卻已沒有供香火的廟祝，橋是丈五寬，三丈長，裡面是水泥石子的混凝體，表面是用花崗石堆砌起來的。
過了橋，一條大道直穿入樹林裡頭，更顯出風景比前優秀得多。
紀念會的日期就要到了，建德果然同安妮一起回來，玉官是喜歡得心跳不堪。
她知道又是病發了，但不願告訴人。
安妮算是給她很大的面子，所以肯來赴會。
當時也與杏官見過面，安妮卻很傲慢，好像不大愛理那村婆子似地。
她住了一兩天就催建德回南京去，最大的原因，大概是在水廁的缺乏。
建德在鄉人的眼光中已是個大得很的京官，因為太太說要早日回京，便不得不提早舉行這個紀念典禮。
玉官在那天因為喜歡過度，倒是暈過幾次，杏官見這情形不便教她到教堂去，隻由她歇着。
行過禮以後，建德領着大衆行獻橋禮。
大衆拟了許多名字，最後決定名為“玉澤橋”。
當時的鼓樂炮仗，喧鬧得難以形容，加以演了好幾台戲，更使鄉人感覺這典禮的嚴重。
第二天，建德要同安妮回到城裡，來與玉官告辭。
杏官在身邊，很羨慕這對夫婦，不覺想起她的亡女，直向建德流淚。
玉官待要把真情說出來時，又怕安妮不承認破口罵人，反讨沒趣。
她又想縱然安妮承認了，她也未必能與他們住在一起。
她也含着眼淚送他們過了那新成的玉澤橋。
回到學校裡，左思右想，又後悔沒當着安妮說明情由。
等到杏官來，她便笑着問她假如現在她能找着她的丈夫或她的丢了的女兒，她願意先見誰，杏官不介意地回答說那是做夢。
如果她能見到女兒一面，她已很滿足，至于丈夫恐怕是絕無希望的了。
說過許多話，玉官忽對杏官說，她要到城裡去送送兒子和兒媳婦上船去，杏官因為她精神像很疲乏，不很放心，争執了半天，她才教杏官陪着她去。
她們二人趕到城裡，建德與安妮已經到口岸去了。
幸而船期未到，玉官與杏官還可以趕到。
她們到教會打聽，知道建德二人住在洋牧師家裡。
見面時，安妮非常感動。
她才起頭覺得玉官愛她的兒子建德是很可欽佩的，玉官對他們說她的病是一天一天地加重了，這次相見，又不知什麼時候再有機會，希望他們有工夫回來，說得建德也哭起來了，他允許一年要回來探望她一次。
玉官在那晚上回到杏官的藥局，對杏官說她還有一件未了的事要趕着去辦完。
杏官不了解她的意思，問了幾遍，她才把要到婆羅洲找陳廉的話說出來。
她說，自從她當了洋教士的女傭以來，一切的一切都是受着杏官的恩惠。
原先她還沒理會到這層，自從南京回來以後，日日思維，越覺得此恩非報不可。
杏官既知道陳廉的下落，心裡自然高興萬分，但願她自己去。
玉官從懷裡取出船票來，說她日間已打聽到明天有船往南洋去，立即買了一個艙位，隻有她知道怎樣去找，希望杏官在家裡照顧天錫，料理學校，她也可以藉此吸吸海風，養養病。
第二天一早，杏官跑去告訴建德說他母親要到南洋去休息休息，當天就要動身。
他也不以為然，說他母親的心髒病，怕受不了海浪的颠簸，還是勸她莫去為是。
來到藥局，玉官已上了船，于是又同杏官和安妮到船上去。
建德見她在三等艙裡，掖在一班華工當中，直勸她說，如果要走，可以改到頭等艙去，何必省到這步田地。
她說在三等艙裡有伴，可以談話，同時她平日所見的也都是這類的人，所以不覺得有什麼難過之處。
安妮是站都站不住，探一探頭便到頭等艙的起坐間去了。
杏官看看她的行李非常簡單，隻有一個鋪蓋和一個小提箱。
她笑問玉官說，那小的箱子裝些什麼？玉官也笑着回答說那還是幾十年随身帶着的老骨董：一本白話《聖經》，一本《天路曆程》，一本看不懂的《易經》。
玉官勸他們不必為她擔憂，她知道一切都無妨礙，終要平安和圓滿地回來。
她指着建德回頭來對杏官說他還是她的女婿，希望她不要覺得生疏起來。
她此行必要把事情辦妥才回來，請她回錦鯉靜候消息。
又複勸勉了建德一番，船上催客的鑼才響起來。
杏官們上了舢闆，還見玉官含淚在舷邊用手帕向着他們搖幌，幾根灰白的頭發，也随着海風飄揚。
到了岸邊，船已鼓着輪，向海外開去。
他們直望到船影越過港外的燈台，才各含着眼淚回去。
這樣走了十幾天，果然有消息了。
洋牧師不很高興，可也不能不安慰玉官。
他說建德已經回來了，現在要往南京供職，不能回鄉看望大家。
玉官以為是教會派她兒子到那麼遠去，便埋怨教會不在事前與她商量。
洋牧師解釋他們并沒派建德到南京去，他們還是盼着他回來主持城裡的教會，不過不曉得他得了誰的幫助，把教會這些年來資助他的學費連本帶利，一概還清。
他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說他的興趣改變了，他的人生觀改變了，他現在要做官。
學神學的可以做官，真不能不贊歎洋教育是萬能萬通。
玉官早也知道她兒子的興趣不在教會，她從那一年的革命運動早已看出，不過為履行牧師營救的條件，他不能不勉強學他所不感到興趣的學科。
她自然也是心裡暗喜，因為兒子能得一官半職本來也是她的希望。
洋牧師雖然說得建德多麼對不住教會，發了許多許多的牢騷，她卻沒有一句為兒子抱歉的話說出來，反問她兒子現在是薪金多少，當什麼官職。
洋牧師隻道他的外國官名，中國名稱他的本地活先生沒教過，所以說不出來。
他隻說是管地方事情的地方官，然而地方官當然是管地方事情的，到底是個什麼官呢？牧師也解不清，他隻将建德的英文信中所寫出的官職指出給她看。
從那次夏令會以後，建德與安妮往來越密。
安妮不喜歡他回國當牧師，屢次勸他改行。
她家與許多政治當局有裙帶關系，甚至有些還在用着她家的錢。
隻要她一開口，什麼差使都可以委得出來。
好在建德也很自量，他不敢求大職務，隻要一個關于經濟的委員會裡服務，月薪是二百元左右。
這比當傳教士的收入要多出三分之二。
不過物質的收獲，于他并不算首要，他的最重要的責任是聽安妮的話。
安妮在他身上很有統制的力量。
這力量能鎮壓母親的慈愛，教會的恩惠。
她替建德還清曆年所用教會的費用，不但還利，并且捐了一筆大款修蓋禮拜堂。
她并不信教，更使建德覺得他是被贖出來的奴隸。
他以為除掉與她結婚以外，再也沒有其它更好的報答。
但這意見，兩方都還未曾提起。
玉官不久也被建德接到南京去了。
她把家鄉的房子交給杏官管理，身邊帶着幾隻衣箱和久懸在梁上的神主，并殘廢的天錫。
她以為兒子得着官職，都是安妮的力量，加以對于教會償還和捐出許多錢，更使她感激安妮的慷慨，雖然沒見過面，卻已愛上了她。
建德見她兒子老穿着一件鐵背心，要扶着拐棍才能走路，動彈一點也不活潑，心裡總有一點不高興，老埋怨着他的丈母沒有用心調護。
玉官的身體，自從變亂受了磨折，心髒病時發時愈。
她在平時精神還好，但不能過勞，否則心跳得很厲害。
建德對于母親是格外地敬愛，一切進項都歸她保管，家裡的一切都歸她調度。
生活雖然富裕，她還是那麼瑣碎，廚房、卧房、浴室、天井，沒有一件她不親自料理。
她比家裡兩個傭人做的還要認真。
不到三個月，已經換了六次廚師傅，四次娘姨，他們都嫌老太太厲害，做不下去。
母子同住在一問洋房裡，倒也樂融融地。
玉官一見建德從衙門回來，心裡有時也會想起雅言。
在天朗氣清的時候，她也會憶起那死媳婦所做的一兩件稱心意的事，因而感歎起來，甚至于掉淚，兒子的續弦問題同時也萦迴在她心裡。
好幾次想問他個詳細，總沒能得着建德确實意見，他隻告訴她安妮的父親是清朝的官，已經去世了。
她家下有一個母親，并無兄弟姊妹，财産卻是不少，單就上海的地産就值得百萬。
玉官自然願意兒子與安妮結婚，她一想起來自己便微微地笑，愉快的血液在她體内流行，使她幾乎禁不起。
建德常對他母親說，安妮是個頂愛自由的女子，本來她可以與他一起回國，隻因她還沒有見過北冰洋和極光，想在天氣熱一點的時節，從加拿大去買一艘甲闆船到那裡去，過了冬天才回來。
他們的事要等她回來才能知道，她沒有意思要嫁給人也說不定。
平平淡淡地又過了一年。
殘春過去，已入初夏，安妮果然來電說她已經動身回國。
日子算好了，建德便到上海去接她，就住在她家裡。
在那裡逗留了好幾天，建德向她求婚，她不用考慮便點了頭。
她走進去，拿出從外洋買回來的結婚頭紗來給建德看，說她早已預備着聽他說出求婚的話。
他們心中彼此默印了一會，才坐下商量結婚的時日、地點、儀式等等。
安妮的主張便是大家的主張，這是當然的哩。
她把結婚那天願意辦的事都安排停當，最後談到婚後生活，安妮主張與玉官分居，她是一個小家庭的景慕者。
他們在上海辦些婚儀上應備的東西，安妮發現了她從外洋帶回來的頭紗還比不上海市上所賣的那麼時派，這大概是她在北冰洋的旅行太過長久，來不及看見新式貨物。
她不遲疑地又買上一條，她又強邀建德到那最上等的洋服店去做一套大禮服，所費幾乎等于他的兩個月薪俸。
足足忙了幾天，才放建德回南京去。
玉官知道兒子已經決定要與安妮結婚，愉快的心情頓然增長，可是在她最興奮的時候建德才把婚後與她分居的話說出來。
老太太一聽便氣得十指緊縮，一時說不出什麼話，一副失望的神情又浮露在她臉上。
她想，這也許是受革命潮流的影響。
她先前的意識以為革命是：換一個政府；換一樣裝束；以後世故閱曆深，又想革命是：換一個夫人或一個先生。
但是現在更進一步了，連“糟糠”的母親，也得換一個。
她猜想建德在結婚以後要與他的丈母同住，心裡已十分不平；建德又提到結婚的日期和地點，更使她覺得兒子凡事沒與她商量，因為他們預定行禮的一天是建德的父親的忌日。
這一點因為陽曆與陰曆的相差，建德當然是不會記得。
而且他家的祭忌至終是由玉官一人秘密地舉行，玉官要他們改個日子，建德說那日子是安妮擇的，因為那天是她的生日。
至于在上海行禮是因女家親朋多，體面大，不能不将就，這也不能使玉官十分滿意。
她連歎了幾口氣，眼淚随着滴下來，回到房中，躺在床上，口中喃喃，不曉得喃些什麼。
婚禮至終是按着預定的時間與地點舉行，玉官在家隻請出她丈夫的神主來，安在中堂，整整地哭了半天。
一事不如意，事事都别扭，她悶坐在廳邊發楞，好像全個世界都在反抗她。
第二天建德同新娘回來了，他把安妮介紹給他母親，母親非要她披起頭紗來對她行最敬禮不可。
她的理由是從前她做新娘時候，鳳冠蟒襖總要穿戴三天。
建德第一次結婚，一因家貧，儀文不能具備，二因在教堂行禮沒有許多繁文禮節。
現在的光景可不同了，建德已是做了官，應該排場排場。
她卻沒理會洋派婚禮，一切完蛋糕分給賀客吃了之後，馬上就把頭紗除去，就是第二次結婚也未必再戴上它。
建德給老太太講理，越講越使老人家不明白，不得已便求安妮順從這一次，省得她老人家啼啼哭地。
安妮隻得穿上一身銀色禮服，披起一條雪白的紗。
紗是一份在身上兩份在地上拖着，這在玉官眼裡簡直不順。
她身上一點顔色都沒有，直像一個沒着色的江西瓷人。
玉官嫌白色不吉祥，最低限度，她也得披一條粉紅紗出來。
她在鄉下見人披過粉紅紗，以為這是有例可援。
什麼吉祥不吉祥且不用管，粉紅紗壓根兒就沒有。
安妮索性把頭紗禮服都卸下來，回到房中生氣，用外國話發牢騷，老太太也是一天沒吃飯。
她埋怨政府沒規定一種婚禮必用的大紅禮服，以緻有這忤逆的行為。
她希望政府宣布凡是學洋派披白頭紗、不穿紅禮眼的都不能算為合法的結婚。
第三天新婚夫婦要學人到廬山去度蜜月，安妮勉強出來與玉官辭行。
玉官昨天沒把她看得真，這次出門，她雖鼓着腮，眼睛卻盯在安妮臉上。
她覺得安妮有許多地方與雅言相仿佛，可是打扮得比誰都妖豔得多。
在他們出門以後，老太太的氣也漸漸平了。
她想兒子和媳婦到底是自己的孩子們，意見不一緻，也犯不上與他們賭氣。
她這樣想，立時從心裡高興，喜容浮露出來。
她把自己的卧房讓出來，叫匠人來，把門窗牆壁修飾得俨然像一間新房。
屋裡的家私，她也為他們辦妥，她完全是照着老辦法，除去新房以外，别的屋子都是照舊，一滴灰水也沒加上。
九 半個月以後，一對夫婦回來了。
安妮一進屋裡，便嫌家具村氣太重，牆壁的顔色也不對。
走到客廳，說客廳不時髦；走到廚房，嫌廚房不幹淨；走到那裡，挑剔到那裡。
玉官隻想望好裡做，可是越做越讨嫌，至終決意不管，讓安妮自己去布置。
安妮把玉官安置在近廚房的小房間，建德覺得過意不去，但也沒法教安妮不這樣辦，因為原來說定婚後是要分居的。
安妮不但不喜歡玉官，并也不喜歡天錫。
玉官在幾個月來仔細地打聽安妮的來曆，懷疑她便是那年被她小叔子抱走的雅麗；屢次要告訴她，那是她的骨肉，至終沒有勇氣說出來。
婆媳的感情一向不曾有過，有時兩人一天面對面坐着，彼此不說話。
安妮對建德老是說洋話，玉官一句也聽不懂。
玉官對建德說的是家鄉話，安妮也是一竅不通，兩人的互相猜疑從這事由可以想像得出來，最使玉官不高興的是安妮要管家。
為這事情，安妮常用那副像挂在孝陵裡的明太祖禦容向着玉官。
建德的入款以前是交給老太太的，自從結婚以後，依老太太的意見仍以由她管理為是。
她以為别的都可退讓，惟獨叫她不理家事做閑人，她就斷斷不依。
安妮隻許給她每月幾塊錢零用，使她覺得這是大逆不道。
她心想，縱然兒子因她的關系做了“黨戚”，也不該這樣待遇家長。
安妮越來越感覺到不能與老太太同住，時時催建德搬家。
她常對丈夫罵老太太這“老蟑螂”，耗費食物讨人嫌。
老太太在一個人地生疏的地方，縱然把委屈訴給人聽，也沒有可訴的。
她到教堂去，教友不懂她的話；找牧師，牧師也不能為她出什麼主意，隻勸她順應時代的潮流，将就一點。
她氣得連教堂都不去了。
她想她所信的神也許是睡着了，不然為什麼容孩子們這麼猖狂。
還有一件事使玉官不愉快的，她要建德向政府請求一個好像“懷清望峻”一類的匾額，用來旌表寡婦的。
建德在衙門，才幹雖然平常，辦事卻很穩健。
他想旌表節婦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玉官屢次對他要求找一個門徑，他總說不行。
無論他怎麼解釋，玉官都覺得兒子沒盡心去辦，這樣使她對于建德也不喜歡。
但是建德以為他父親為國捐軀，再也沒有更光榮的，母親實在也沒有完全盡了撫孤成人的任勞，因此母子的意見，越來越相左。
安妮每天出去找房子，玉官隻坐在屋裡出神。
她回想自守寡以來，所有的行為雖是為兒子的成功，歸根，還是自私的。
她幾十年來的傳教生活，一向都如“賣瓷器的用破碗”一般，自己沒享受過教訓的利益。
在這時候，她忽然覺悟到這一點，立刻站起來，像在她生活裡找出一件無價寶一般。
她覺得在初寡時，她小叔子對她說的話是對的。
她覺得從前的守節是為虛榮，從前的傳教是近于虛僞，目前的痛苦是以前種種的自然結果，她要回鄉去真正做她的傳教生活，不過她先要忏悔，她至少要為人做一件好事，在她心裡打定了一個主意。
她要離開她兒子那一天，沒有别的話，隻對他說她沒對不住他，以後她所做的一切還是要為他的福利着想。
兒子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漫敷衍她幾句便到衙門去了。
兒媳婦是忙着找房子，一早便出門。
她把幾座神主包裹停當，放在桌上，留下一封信，便帶着天錫，悄悄地到下關車站去。
十 回到家鄉，教會仍然派她到錦鯉去。
這次她可不做傳教工作了，因為上了年紀的人，不能多走路，所以教會就派她做那裡的小學校長。
天錫與她住在一起，她很注意教育他。
杏官在城裡住，反感覺到孤寂，每常寫信要天錫去住幾天。
玉官每要把她對于安妮便是雅麗的懷疑說給杏官知道，卸又防着萬一不對，倒要惹出是非來。
她想好在她的小叔子也死掉了，若她不說，再也沒有知道這事的人，于是索性把話擱住。
她覺得年來的工作非常有興趣，不像從前那麼多罷慮。
教會雖然不理會這個，她心裡卻很明白現在是為事情而做事情，并不要求什麼。
建德間中也有信寄回來，有時還給她捎錢來。
這個使她更喜歡，她把财物都放在發展學校的事業上頭，認識她的都非常地誇贊她，但她每說這是她的忏悔行為。
兩三年的時間就在忙中消失了。
玉官辦的學校越發發達，緻她累得舊病不時發作，不得不求杏官來幫助她。
杏官本也感覺非常寂寞，老親家同在一起倒可以解除煩悶。
她把城裡的房子連同玉官的都交給了教會管理，所得的租金也充做學校經費，那錦鯉小學簡直就是她們辦的。
地方漸次平靜，村裡也恢複了像從前一般的景況，隻是短了一個陳廉。
一想起他，玉官也是要對杏官說的，可是他現在在南洋什麼地方，她也不知道。
她隻記着當時他是往婆羅洲去的，就是說出來也未必有用。
在朝雲初散或晚煙才濃的時候，她有時會到社外的大王廟那被她常坐的樹根上少坐，憶想當年與陳廉談話的情景。
衰年人的心境仍如少年，一點也沒改變，仍然可以在回憶中感到愉悅。
錦鯉幾個鄉人偶然談起玉官的工作，其中有人想起她在那裡的年數不少，在變亂的時候，她又護衛了許多婦女，便要湊份子給她做生日，藉此感謝她。
這意思不到幾天，連鄰鄉都知道了。
教會看見大家那麼誠意，不便不理會。
于是也發起給她舉行一個服務滿四十年的紀念會，村莊的人本是愛熱鬧的，一聽要給玉官做壽，開紀念會，大家都很興奮，在很短的期間已湊合了好幾百元。
玉官這時是無心無意地，反勸大家不要為她破費精神和金錢。
她說，她的工作是應當做的，從前她的錯誤就是在貪求報酬，而所得的隻是失望和苦惱。
她現在才知道不求報酬的工作，才是有價值的，大衆若是得着利益就是她的榮耀了。
話雖如此說，大家都不聽她的，一時把全個村莊布置起來。
傳道先生對大衆說既然有那麼些錢，可以預備一件比較永久留念的東西。
有些人提議在社外給她立一座碑，有些說牌坊比較堂皇，玉官自己的意思是要用來發展學校。
杏官知道她近年對于名譽也不介意，沒十分慫恿她。
她隻寫信給建德，說他母親在鄉間如何受人愛戴，要給一點東西來紀念她。
建德接信以後，立刻寄五千元，還說到時候他必與安妮回來參加那盛典。
玉官知道建德要回來，心裡的愉快比受那五千元還要多萬萬倍，紀念大會在分頭進行着。
大衆商議的結果，是用二千元在社外建築一道橋，這因為跨在溪上的原來隻有一道木橋，村人早應募緣改建，又因大王廟口是玉官常到那裡徘徊的地方，還有對岸的樹林，政府已撥給學校經營，所以橋是必要修築的。
動了四五個月的工程，橋已修好了。
大王廟也修得煥然一新，村人把它改做公所，雖然神像還是供着，卻已沒有供香火的廟祝，橋是丈五寬，三丈長，裡面是水泥石子的混凝體，表面是用花崗石堆砌起來的。
過了橋，一條大道直穿入樹林裡頭，更顯出風景比前優秀得多。
紀念會的日期就要到了，建德果然同安妮一起回來，玉官是喜歡得心跳不堪。
她知道又是病發了，但不願告訴人。
安妮算是給她很大的面子，所以肯來赴會。
當時也與杏官見過面，安妮卻很傲慢，好像不大愛理那村婆子似地。
她住了一兩天就催建德回南京去，最大的原因，大概是在水廁的缺乏。
建德在鄉人的眼光中已是個大得很的京官，因為太太說要早日回京，便不得不提早舉行這個紀念典禮。
玉官在那天因為喜歡過度，倒是暈過幾次，杏官見這情形不便教她到教堂去，隻由她歇着。
行過禮以後，建德領着大衆行獻橋禮。
大衆拟了許多名字，最後決定名為“玉澤橋”。
當時的鼓樂炮仗，喧鬧得難以形容，加以演了好幾台戲，更使鄉人感覺這典禮的嚴重。
第二天，建德要同安妮回到城裡，來與玉官告辭。
杏官在身邊，很羨慕這對夫婦，不覺想起她的亡女，直向建德流淚。
玉官待要把真情說出來時，又怕安妮不承認破口罵人，反讨沒趣。
她又想縱然安妮承認了，她也未必能與他們住在一起。
她也含着眼淚送他們過了那新成的玉澤橋。
回到學校裡，左思右想，又後悔沒當着安妮說明情由。
等到杏官來，她便笑着問她假如現在她能找着她的丈夫或她的丢了的女兒，她願意先見誰，杏官不介意地回答說那是做夢。
如果她能見到女兒一面，她已很滿足，至于丈夫恐怕是絕無希望的了。
說過許多話，玉官忽對杏官說，她要到城裡去送送兒子和兒媳婦上船去，杏官因為她精神像很疲乏，不很放心，争執了半天，她才教杏官陪着她去。
她們二人趕到城裡，建德與安妮已經到口岸去了。
幸而船期未到，玉官與杏官還可以趕到。
她們到教會打聽，知道建德二人住在洋牧師家裡。
見面時，安妮非常感動。
她才起頭覺得玉官愛她的兒子建德是很可欽佩的，玉官對他們說她的病是一天一天地加重了，這次相見，又不知什麼時候再有機會，希望他們有工夫回來，說得建德也哭起來了，他允許一年要回來探望她一次。
玉官在那晚上回到杏官的藥局，對杏官說她還有一件未了的事要趕着去辦完。
杏官不了解她的意思，問了幾遍，她才把要到婆羅洲找陳廉的話說出來。
她說，自從她當了洋教士的女傭以來，一切的一切都是受着杏官的恩惠。
原先她還沒理會到這層，自從南京回來以後，日日思維，越覺得此恩非報不可。
杏官既知道陳廉的下落，心裡自然高興萬分，但願她自己去。
玉官從懷裡取出船票來，說她日間已打聽到明天有船往南洋去，立即買了一個艙位，隻有她知道怎樣去找，希望杏官在家裡照顧天錫，料理學校，她也可以藉此吸吸海風，養養病。
第二天一早，杏官跑去告訴建德說他母親要到南洋去休息休息，當天就要動身。
他也不以為然，說他母親的心髒病，怕受不了海浪的颠簸，還是勸她莫去為是。
來到藥局，玉官已上了船，于是又同杏官和安妮到船上去。
建德見她在三等艙裡，掖在一班華工當中，直勸她說，如果要走，可以改到頭等艙去，何必省到這步田地。
她說在三等艙裡有伴，可以談話，同時她平日所見的也都是這類的人，所以不覺得有什麼難過之處。
安妮是站都站不住，探一探頭便到頭等艙的起坐間去了。
杏官看看她的行李非常簡單，隻有一個鋪蓋和一個小提箱。
她笑問玉官說，那小的箱子裝些什麼？玉官也笑着回答說那還是幾十年随身帶着的老骨董：一本白話《聖經》，一本《天路曆程》，一本看不懂的《易經》。
玉官勸他們不必為她擔憂，她知道一切都無妨礙，終要平安和圓滿地回來。
她指着建德回頭來對杏官說他還是她的女婿，希望她不要覺得生疏起來。
她此行必要把事情辦妥才回來，請她回錦鯉靜候消息。
又複勸勉了建德一番，船上催客的鑼才響起來。
杏官們上了舢闆，還見玉官含淚在舷邊用手帕向着他們搖幌，幾根灰白的頭發，也随着海風飄揚。
到了岸邊，船已鼓着輪，向海外開去。
他們直望到船影越過港外的燈台，才各含着眼淚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