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語絲》的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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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時浙江的黨務指導委員〔18〕老爺卻有複旦大學出身的人們。

    至于創造社派的攻擊,那是屬于曆史底的了,他們在把守“藝術之宮”,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将“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的,叙事夾在這裡太冗長了,且待下一回再說罷。

     但《語絲》本身,卻确實也在消沉下去。

    一是對于社會現象的批評幾乎絕無,連這一類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餘的幾個較久的撰稿者,過時又少了幾個了。

    前者的原因,我以為是在無話可說,或有話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個實證。

    後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

    舉一點例罷,自從我萬不得已,選登了一篇極平和的糾正劉半農〔19〕先生的“林則徐被俘”之誤的來信以後,他就不再有片紙隻字;江紹原〔20〕先生紹介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後,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

    并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21〕,說明着我托辭不載的事由單。

     還有一種顯着的變遷是廣告的雜亂。

    看廣告的種類,大概是就可以推見這刊物的性質的。

    例如“正人君子”們所辦的《現代評論》上,就會有金城銀行的長期廣告,南洋華僑學生所辦的《秋野》〔22〕上,就能見“虎标良藥”的招牌。

    雖是打着“革命文學”旗子的小報,隻要有那上面的廣告大半是花柳藥和飲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讀者,仍然和先前的專講妓女戲子的小報的人們同流,現在不過用男作家,女作家來替代了倡優,或捧或罵,算是在文壇上做工夫。

    《語絲》初辦的時候,對于廣告的選擇是極嚴的,雖是新書,倘社員以為不是好書,也不給登載。

    因為是同人雜志,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這樣的職權。

    聽說北新書局之辦《北新半月刊》,就因為在《語絲》上不能自由登載廣告的緣故。

    但自從移在上海出版以後,書籍不必說,連醫生的診例也出現了,襪廠的廣告也出現了,甚至于立愈遺精藥品的廣告也出現了。

    固然,誰也不能保證《語絲》的讀者決不遺精,況且遺精也并非惡行,但善後辦法,卻須向《申報》之類,要穩當,則向《醫藥學報》的廣告上去留心的。

    我因此得了幾封诘責的信件,又就在《語絲》本身上登了一篇投來的反對的文章〔23〕。

     但以前我也曾盡了我的本分。

    當襪廠出現時,曾經當面質問過小峰,回答是“發廣告的人弄錯的”;遺精藥出現時,是寫了一封信,并無答複,但從此以後,廣告卻也不見了。

    我想,在小峰,大約還要算是讓步的,因為這時對于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書局緻送稿費,不隻負發行之責,而《語絲》也因此并非純粹的同人雜志了。

     積了半年的經驗之後,我就決計向小峰提議,将《語絲》停刊,沒有得到贊成,我便辭去編輯的責任。

    小峰要我尋一個替代的人,我于是推舉了柔石。

     但不知為什幺,柔石編輯了六個月,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也辭職了。

     以上是我所遇見的關于《語絲》四年中的瑣事。

    試将前幾期和近幾期一比較,便知道其間的變化,有怎樣的不同,最分明的是幾乎不提時事,且多登中篇作品了,這是因為容易充滿頁數而又可免于遭殃。

    雖然因為毀壞舊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裡面所藏的舊物來的一種突擊之力,至今尚為舊的和自以為新的人們所憎惡,但這力是屬于往昔的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發表時還有副題《“我所遇見的六個文學團體”之五》。

     〔2〕《山雨》半月刊,一九二八年八月在上海創刊,同年十二月停刊。

    該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八年十月)發表署名西屏的《聯想三則》,其中說:“《山雨》在《語絲》第四卷第十七期發表過一則訃聞(按指《偶像與奴才》一文後所附緻魯迅信中說的《山雨》在甯波創刊未成一事),這在本刊第一期的發刊刑已經提起過了。

    現在所以要重提者,則是關于魯迅先生的事。

    魯迅先生在那篇訃聞後面,附有複信,其辭曰:‘讀了來稿之後,我有些地方是不同意的。

    其一,便是我覺得自己也是頗喜歡輸入洋文藝者之一。

    ……’這幾句話簡直在派我是反對,或者客氣一些說來是頗不喜歡輸入洋文藝者之一。

    ……推繹魯迅先生之所以有這個誤解者,大抵是我底去稿太壞之故,因為他是說‘讀了來稿之後’也。

    文字的題目是《偶像與奴才》,文中也頗引些外國名人的話,……我想這至少也可免去我是頑固而反對輸入洋派的嫌疑吧,——然而仍然不免。

    因此,我聯想起一件故事來。

    記得孫伏園先生編輯《晨報副刊》時,曾經登載打孔家店的老将吳虞底豔體詩,沒有加以明白的說明,引起讀者的責問,于是孫老先生就有《淺薄的讀者》一篇教訓文字,于是而有幽默的提倡。

    此時回想當日,覺得魯迅先生似乎也有做伏園先生教訓的讀者之資格。

    ” 〔3〕張孟聞筆名西屏,浙江甯波人,《山雨》半月刊的編者之一。

    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間,他和魯迅關于《偶像與奴才》一文的通信,現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題為《通訊(複張孟聞)》。

     〔4〕“不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