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的掌故（并徐勻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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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先生：
由最近一個上海的朋友告訴我，“滬上的文藝界，近來為着革命文學的問題，鬧得十分嚣。
”有趣極了！這問題，在去年中秋前後，成都的文藝界，同樣也劇烈的争論過。
但鬧得并不“嚣”，戰區也不見擴大，便結束。
大約除了成都，别處是很少知道有這一回事的。
現在讓我來簡約地說一說。
這争論的起原，已經過了長時期的醞釀。
雙方的主體——贊成革命文學的，是國民日報社。
——懷疑他們所謂革命文學的，是九五日報社。
最先還僅是暗中的鼎峙；接着因了國民政府在長江一帶逐漸發展，成都的革命文學家，便投機似的成立了“革命文藝研究社”，來竭力鼓吹無産階級的文學。
而湊巧有個署名張拾遺君的《談談革命文學》一篇論文在那時出現。
于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學家的怒，兩面的戰争，便開始攻擊。
至于兩方面的戰略：革命文學者以為一切都應該革命，要革命才有進步，才順潮流。
不革命便是封建社會的餘孽，帝國主義的爪牙。
同樣和創造社是以唯物史觀為根據的。
——可是又無他們的徹底，而把“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并為一談。
——反對者承認“革命文學”和“平民文學”“貴族文學”同為文學上一種名詞，與文學革命無關，而懷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聖不可侵犯。
且文學不應如此狹義；何況革命的題材，未必多。
即有，隔靴搔癢的寫來，也未必好。
是近乎有些“為藝術而藝術”的說法。
加入這戰團的，革命文學方面，多為“清一色”的會員；而反對系，則半屬不相識的朋友。
這一場混戰的結果，是由“革命文藝研究社”不欲延長戰線，自願休兵。
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測的。
關于那次的文件，因“文獻不足”，隻好從略。
上海這次想必一定很可觀。
據我的朋友抄來的目錄看，已頗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慶方面，還沒有看這些刊物的眼福！ 這信隻算預備将來“文壇的掌故”起見，并無挑撥，擁護任何方面的意思。
廢話已說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撰安！ 徐勻〔２〕。
十七年七月八日，于重慶。
回信 徐勻先生： 多謝你寫寄“文壇的掌故”的美意。
從年月推算起來，四川的“革命文學”，似乎還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學論集》〔３〕（書名大概如此，記不确切了，是丁丁編的）的餘波。
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學”，不妨說是又一幕。
至于“嚣”與不“嚣”，那是要憑耳聞者的聽覺的銳鈍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學”戰場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狀，不得而知。
但向他們屁股那面望過去，則有成仿吾司令的《創造月刊》〔４〕，《文化批判》，《流沙》〔５〕，蔣光Ｘ（恕我還不知道現在已經改了那一字）拜帥的《太陽》〔６〕，王獨清領頭的《我們》〔７〕，青年革命藝術家葉靈鳳獨唱的《戈壁》〔８〕；也是青年革命藝術家潘漢年編撰的《現代小說》〔９〕和《戰線》；再加一個真是“跟在弟弟背後說漂亮話”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１０〕。
但前幾天看見Ｋ君對日本人的談話（見《戰旗》七月号）〔１１〕，才知道潘葉之流的“革命文學”是不算在内的。
含混地隻講“革命文學”，當然不能徹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挂出來的招牌卻确是無産階級文學，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觀為根據，則因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
但一講無産階級文學，便不免歸結到鬥争文學，一講鬥争，便隻能說是最高的政治鬥争的一翼。
這在俄國，是正當的，因為正是勞農專政；在日本也還不打緊，因為究竟還有一點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還說可以組
”有趣極了！這問題，在去年中秋前後，成都的文藝界，同樣也劇烈的争論過。
但鬧得并不“嚣”，戰區也不見擴大，便結束。
大約除了成都，别處是很少知道有這一回事的。
現在讓我來簡約地說一說。
這争論的起原，已經過了長時期的醞釀。
雙方的主體——贊成革命文學的，是國民日報社。
——懷疑他們所謂革命文學的，是九五日報社。
最先還僅是暗中的鼎峙；接着因了國民政府在長江一帶逐漸發展，成都的革命文學家，便投機似的成立了“革命文藝研究社”，來竭力鼓吹無産階級的文學。
而湊巧有個署名張拾遺君的《談談革命文學》一篇論文在那時出現。
于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學家的怒，兩面的戰争，便開始攻擊。
至于兩方面的戰略：革命文學者以為一切都應該革命，要革命才有進步，才順潮流。
不革命便是封建社會的餘孽，帝國主義的爪牙。
同樣和創造社是以唯物史觀為根據的。
——可是又無他們的徹底，而把“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并為一談。
——反對者承認“革命文學”和“平民文學”“貴族文學”同為文學上一種名詞，與文學革命無關，而懷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聖不可侵犯。
且文學不應如此狹義；何況革命的題材，未必多。
即有，隔靴搔癢的寫來，也未必好。
是近乎有些“為藝術而藝術”的說法。
加入這戰團的，革命文學方面，多為“清一色”的會員；而反對系，則半屬不相識的朋友。
這一場混戰的結果，是由“革命文藝研究社”不欲延長戰線，自願休兵。
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測的。
關于那次的文件，因“文獻不足”，隻好從略。
上海這次想必一定很可觀。
據我的朋友抄來的目錄看，已頗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慶方面，還沒有看這些刊物的眼福！ 這信隻算預備将來“文壇的掌故”起見，并無挑撥，擁護任何方面的意思。
廢話已說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撰安！ 徐勻〔２〕。
十七年七月八日，于重慶。
回信 徐勻先生： 多謝你寫寄“文壇的掌故”的美意。
從年月推算起來，四川的“革命文學”，似乎還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學論集》〔３〕（書名大概如此，記不确切了，是丁丁編的）的餘波。
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學”，不妨說是又一幕。
至于“嚣”與不“嚣”，那是要憑耳聞者的聽覺的銳鈍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學”戰場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狀，不得而知。
但向他們屁股那面望過去，則有成仿吾司令的《創造月刊》〔４〕，《文化批判》，《流沙》〔５〕，蔣光Ｘ（恕我還不知道現在已經改了那一字）拜帥的《太陽》〔６〕，王獨清領頭的《我們》〔７〕，青年革命藝術家葉靈鳳獨唱的《戈壁》〔８〕；也是青年革命藝術家潘漢年編撰的《現代小說》〔９〕和《戰線》；再加一個真是“跟在弟弟背後說漂亮話”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１０〕。
但前幾天看見Ｋ君對日本人的談話（見《戰旗》七月号）〔１１〕，才知道潘葉之流的“革命文學”是不算在内的。
含混地隻講“革命文學”，當然不能徹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挂出來的招牌卻确是無産階級文學，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觀為根據，則因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
但一講無産階級文學，便不免歸結到鬥争文學，一講鬥争，便隻能說是最高的政治鬥争的一翼。
這在俄國，是正當的，因為正是勞農專政；在日本也還不打緊，因為究竟還有一點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還說可以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