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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受的傷的總計，我就劃一部分賠償你的尊“頭”。
這裡添一點考據：“還我頭來”這話，據《三國志演義》，是關雲長夫子說的，似乎并非梁遇春先生。
以上其實都是空話。
一到先生個人問題的陣營，倒是十分難于動手了，這決不是什幺“前進呀，殺呀，青年呵”那樣英氣勃勃的文字所能解決的。
真話呢，我也不想公開，因為現在還是言行不大一緻的好。
但來信沒有住址，無法答複，隻得在這裡說幾句。
第一，要謀生，謀生之道，則不擇手段。
且住，現在很有些沒分曉漢，以為“問目的不問手段”是共産黨的口訣，這是大錯的。
人們這樣的很多，不過他們不肯說出口。
蘇俄的學藝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卡爾斯基〔８〕所作的《被解放的吉诃德先生》裡，将這手段使一個公爵使用，可見也是貴族的東西，堂皇冠冕。
第二，要愛護愛人。
這據輿論，是大背革命之道的。
但不要緊，你隻要做幾篇革命文字，主張革命青年不該講戀愛就好了。
隻是假如有一個有權者或什幺敵前來問罪的時候，這也許仍要算一條罪狀，你會後悔輕信了我的話。
因此，我得先行聲明：等到前來問罪的時候，倘沒有這一節，他們就會找别一條的。
蓋天下的事，往往決計問罪在先，而搜集罪狀（普通是十條）在後也。
先生，我将這樣的話寫出，可以略蔽我的過錯了罷。
因為隻這一點，我便可以又受許多傷。
先是革命文學家就要哭罵道：“虛無主義者呀，你這壞東西呀！”嗚呼，一不謹慎，又在新英雄的鼻子上抹了一點粉了。
趁便先辯幾句罷：無須大驚小怪，這不過不擇手段的手段，還不是主義哩。
即使是主義，我敢寫出，肯寫出，還不算壞東西。
等到我壞起來，就一定将這些寶貝放在肚子裡，手頭集許多錢，住在安全地帶，而主張别人必須做犧牲。
先生，我也勸你暫時玩玩罷，随便弄一點糊口之計，不過我并不希望你永久“沒落”，有能改革之處，還是随時可以順手改革的，無論大小。
我也一定遵命，不但“歇歇”，而且玩玩。
但這也并非因為你的警告，實在是原有此意的了。
我要更加講趣味，尋閑暇，即使偶然涉及什幺，那是文字上的疏忽，若論“動機”或“良心”，卻也許并不這樣的。
紙完了，回信也即此為止。
并且順頌痊安，又祝 令愛人不挨餓。
魯迅。
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語絲》第四卷第十七期。
〔２〕“泡制醉蝦”這是魯迅在《答有恒先生》（收入《而已集》）一文中說過的話。
〔３〕這裡所引豈明（周作人）的話，見他在《語絲》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發表的《爆竹》：“事實上中國有‘有産’與‘無産’這兩類，而其思想感情實無差别，有産者在升官發财中而希望更升更發者也，無産者希望将來升官發财者也，故生活上有兩階級，思想上隻有一階級；即為升官發财之思想。
” 〔４〕“還我頭來”這是《三國志演義》中關雲長說的話。
關雲長在荊州戰敗，夜走麥城被殺，吳兵割下他的首級後仍“陰魂不散”，到玉泉山向普靜和尚訴冤，大呼“還我頭來”（見該書第七十七回）。
梁遇春（１９０１—１９３２），福建福州人，當時的青年作家。
他在一篇題為《“還我頭來”及其他》（載一九二七年八月《語絲》第一四六期）的文章中曾引用過這個典故。
〔５〕段祺瑞（１８６４—１９３６）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軍閥首領。
袁世凱死後，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幾次把持北洋政府。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被推為北洋政府“臨時執政”。
〔６〕“聚而殲旃”語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旃，助詞，意為“之焉”。
〔７〕“淺薄的人道主義”鄭伯奇于一九二三年底和一九二四年初在《創造周報》第三十三至三十五期上連載《國民文學論》，其中批評五四新文學運動和“平民文學”的提倡者說：“國民意識未經喚醒，國民感情未經燃着的新文學家，對于一般國民的生活依然不起研究的興味。
結果隻生出了幾篇淺薄的人道主義的作品，新文學運動的第一期就閉幕了。
” 〔８〕盧那卡爾斯基（ＡAＢAX^JI_I`SOJ\，１８７５—１９３３）蘇聯文評論家。
曾任蘇聯教育人民委員部的人民委員（部長）。
着有《藝術與革命》、《實證美學的基礎》和劇本《被解放的吉诃德先生》等。
魯迅曾翻譯過他的《藝術論》，一九二九年六月上海大江書鋪出版。
這裡添一點考據：“還我頭來”這話，據《三國志演義》，是關雲長夫子說的，似乎并非梁遇春先生。
以上其實都是空話。
一到先生個人問題的陣營，倒是十分難于動手了，這決不是什幺“前進呀，殺呀，青年呵”那樣英氣勃勃的文字所能解決的。
真話呢，我也不想公開，因為現在還是言行不大一緻的好。
但來信沒有住址，無法答複，隻得在這裡說幾句。
第一，要謀生，謀生之道，則不擇手段。
且住，現在很有些沒分曉漢，以為“問目的不問手段”是共産黨的口訣，這是大錯的。
人們這樣的很多，不過他們不肯說出口。
蘇俄的學藝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卡爾斯基〔８〕所作的《被解放的吉诃德先生》裡，将這手段使一個公爵使用，可見也是貴族的東西，堂皇冠冕。
第二，要愛護愛人。
這據輿論，是大背革命之道的。
但不要緊，你隻要做幾篇革命文字，主張革命青年不該講戀愛就好了。
隻是假如有一個有權者或什幺敵前來問罪的時候，這也許仍要算一條罪狀，你會後悔輕信了我的話。
因此，我得先行聲明：等到前來問罪的時候，倘沒有這一節，他們就會找别一條的。
蓋天下的事，往往決計問罪在先，而搜集罪狀（普通是十條）在後也。
先生，我将這樣的話寫出，可以略蔽我的過錯了罷。
因為隻這一點，我便可以又受許多傷。
先是革命文學家就要哭罵道：“虛無主義者呀，你這壞東西呀！”嗚呼，一不謹慎，又在新英雄的鼻子上抹了一點粉了。
趁便先辯幾句罷：無須大驚小怪，這不過不擇手段的手段，還不是主義哩。
即使是主義，我敢寫出，肯寫出，還不算壞東西。
等到我壞起來，就一定将這些寶貝放在肚子裡，手頭集許多錢，住在安全地帶，而主張别人必須做犧牲。
先生，我也勸你暫時玩玩罷，随便弄一點糊口之計，不過我并不希望你永久“沒落”，有能改革之處，還是随時可以順手改革的，無論大小。
我也一定遵命，不但“歇歇”，而且玩玩。
但這也并非因為你的警告，實在是原有此意的了。
我要更加講趣味，尋閑暇，即使偶然涉及什幺，那是文字上的疏忽，若論“動機”或“良心”，卻也許并不這樣的。
紙完了，回信也即此為止。
并且順頌痊安，又祝 令愛人不挨餓。
魯迅。
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語絲》第四卷第十七期。
〔２〕“泡制醉蝦”這是魯迅在《答有恒先生》（收入《而已集》）一文中說過的話。
〔３〕這裡所引豈明（周作人）的話，見他在《語絲》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發表的《爆竹》：“事實上中國有‘有産’與‘無産’這兩類，而其思想感情實無差别，有産者在升官發财中而希望更升更發者也，無産者希望将來升官發财者也，故生活上有兩階級，思想上隻有一階級；即為升官發财之思想。
” 〔４〕“還我頭來”這是《三國志演義》中關雲長說的話。
關雲長在荊州戰敗，夜走麥城被殺，吳兵割下他的首級後仍“陰魂不散”，到玉泉山向普靜和尚訴冤，大呼“還我頭來”（見該書第七十七回）。
梁遇春（１９０１—１９３２），福建福州人，當時的青年作家。
他在一篇題為《“還我頭來”及其他》（載一九二七年八月《語絲》第一四六期）的文章中曾引用過這個典故。
〔５〕段祺瑞（１８６４—１９３６）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軍閥首領。
袁世凱死後，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幾次把持北洋政府。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被推為北洋政府“臨時執政”。
〔６〕“聚而殲旃”語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旃，助詞，意為“之焉”。
〔７〕“淺薄的人道主義”鄭伯奇于一九二三年底和一九二四年初在《創造周報》第三十三至三十五期上連載《國民文學論》，其中批評五四新文學運動和“平民文學”的提倡者說：“國民意識未經喚醒，國民感情未經燃着的新文學家，對于一般國民的生活依然不起研究的興味。
結果隻生出了幾篇淺薄的人道主義的作品，新文學運動的第一期就閉幕了。
” 〔８〕盧那卡爾斯基（ＡAＢAX^JI_I`SOJ\，１８７５—１９３３）蘇聯文評論家。
曾任蘇聯教育人民委員部的人民委員（部長）。
着有《藝術與革命》、《實證美學的基礎》和劇本《被解放的吉诃德先生》等。
魯迅曾翻譯過他的《藝術論》，一九二九年六月上海大江書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