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眼”中的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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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曆和新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藝家們特别有着刺激力，接連的兩個新正一過，期刊便紛紛而出了。
他們大抵将全力用盡在偉大或尊嚴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壓殺。
連産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顯出拚命的掙紮和突變來。
作者呢，有幾個是初見的名字，有許多卻還是看熟的，雖然有時覺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為停筆了一年半載的緣故。
他們先前在做什幺，為什幺今年一齊動筆了？說起來怕話長。
要而言之，就因為先前可以不動筆，現在卻隻好來動筆，仍如舊日的無聊的文人，文人的無聊一模一樣。
這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大家都有些自覺的，所以總要向讀者聲明“将來”：不是“出國”，“進研究室”，便是“取得民衆”。
功業不在目前，一旦回國，出室，得民之後，那可是非同小可了。
自然，倘有遠識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機的人，最好是此刻豫緻“革命的敬禮”。
一到将來，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種刊物，無論措辭怎樣不同，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有些朦胧。
這朦胧的發祥地，由我看來，——雖然是馮乃超的所謂“醉眼陶然”〔２〕——也還在那有人愛，也有人憎的官僚和軍閥。
和他們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筆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氣，然而有遠見，夢中又害怕鐵錘和鐮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維現在的主子，于是在這裡留着一點朦胧。
和他們瓜葛已斷，或則并無瓜葛，走向大衆去的，本可以毫無顧忌地說話了，但筆下即使雄糾糾，對大家顯英雄，會忘卻了他們的指揮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這裡也就留着一點朦胧。
于是想要朦胧而終于透漏色彩的，想顯色彩而終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時出現了。
其實朦胧也不關怎樣緊要。
便在最革命的國度裡，文藝方面也何嘗不帶些朦胧。
然而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于明言。
惟有中國特别，知道跟着人稱托爾斯泰為“卑污的說教人”〔３〕了，而對于中國“目前的情狀”，卻隻覺得在“事實上，社會各方面亦正受着烏雲密布的勢力的支配”〔４〕，連他的“剝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劇的假面”的勇氣的幾分之一也沒有；知道人道主義不徹底了，但當“殺人如草不聞聲”〔５〕的時候，連人道主義式的抗争也沒有。
剝去和抗争，也不過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動”。
〔６〕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動，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隻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遲了一點，創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請律師，〔７〕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學”的旗子，複活的批評家成仿吾總算離開守護“藝術之宮”的職掌，〔８〕要去“獲得大衆”，并且給革命文學家“保障最後的勝利”〔９〕了。
這飛躍也可以說是必然的。
弄文藝的人們大抵敏感，時時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沒落，如漂浮在大海裡一般，拚命向各處抓攫。
二十世紀以來的表現主義〔１０〕，踏踏主義〔１１〕，什幺什幺主義的此興彼衰，便是這透露的消息。
現在則已是大時代，動搖的時代，轉換的時代，中國以外，階級的對立大抵已經十分銳利化，農工大衆日日顯得着重，倘要将自己從沒落救出，當然應該向他們去了。
何況“嗚呼！小資産階級原有兩個靈魂。
……”雖然也可以向資産階級去，但也能夠向無産階級去的呢。
這類事情，中國還在萌芽，所以見得新奇，須做《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那樣的大題目，但在工業發達，貧富懸隔的國度裡，卻已是平常的事情。
或者因為看準了将來的天下，是勞動者的天下，跑過去了；或者因為倘幫強者，甯幫弱者，跑過去了；或者兩樣都有，錯綜地作用着，跑過去了。
也可以說，或者因為恐怖，或者因為良心。
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資産階級根性，拉“大衆”來作“給與”和“維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卻正留下一個不小的問題：倘若難于“保障最後的勝利”，你去不去呢？ 這實在還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賀之下，也從今年産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１２〕，索性主張無産階級文學，但無須無産者自己來寫；無論出身是什幺階級，無論所處是什幺環境，隻要“以無産階級的意識，産生出來的一種的鬥争的文學”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
但他一看見“以趣味為中心”的可惡的“語絲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舊“要問甘人君，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１３〕我的階級已由成仿吾判定：“他們所矜持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他們是代表着有閑的資産階級，或者睡在鼓裡的小資産階級。
……如果北京的烏煙瘴氣不用十萬兩無煙火藥炸開的時候，他們也許永遠這樣過活的罷。
”〔１４〕我們的批判者才将創造社的功業寫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獲得大衆”的時候，〔１５〕便已夢想“十萬兩無煙火藥”，并且似乎要将我擠進“資産階級”去（因為“有閑就是有錢”
他們大抵将全力用盡在偉大或尊嚴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壓殺。
連産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顯出拚命的掙紮和突變來。
作者呢，有幾個是初見的名字，有許多卻還是看熟的，雖然有時覺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為停筆了一年半載的緣故。
他們先前在做什幺，為什幺今年一齊動筆了？說起來怕話長。
要而言之，就因為先前可以不動筆，現在卻隻好來動筆，仍如舊日的無聊的文人，文人的無聊一模一樣。
這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大家都有些自覺的，所以總要向讀者聲明“将來”：不是“出國”，“進研究室”，便是“取得民衆”。
功業不在目前，一旦回國，出室，得民之後，那可是非同小可了。
自然，倘有遠識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機的人，最好是此刻豫緻“革命的敬禮”。
一到将來，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種刊物，無論措辭怎樣不同，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有些朦胧。
這朦胧的發祥地，由我看來，——雖然是馮乃超的所謂“醉眼陶然”〔２〕——也還在那有人愛，也有人憎的官僚和軍閥。
和他們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筆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氣，然而有遠見，夢中又害怕鐵錘和鐮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維現在的主子，于是在這裡留着一點朦胧。
和他們瓜葛已斷，或則并無瓜葛，走向大衆去的，本可以毫無顧忌地說話了，但筆下即使雄糾糾，對大家顯英雄，會忘卻了他們的指揮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這裡也就留着一點朦胧。
于是想要朦胧而終于透漏色彩的，想顯色彩而終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時出現了。
其實朦胧也不關怎樣緊要。
便在最革命的國度裡，文藝方面也何嘗不帶些朦胧。
然而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于明言。
惟有中國特别，知道跟着人稱托爾斯泰為“卑污的說教人”〔３〕了，而對于中國“目前的情狀”，卻隻覺得在“事實上，社會各方面亦正受着烏雲密布的勢力的支配”〔４〕，連他的“剝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劇的假面”的勇氣的幾分之一也沒有；知道人道主義不徹底了，但當“殺人如草不聞聲”〔５〕的時候，連人道主義式的抗争也沒有。
剝去和抗争，也不過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動”。
〔６〕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動，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隻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遲了一點，創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請律師，〔７〕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學”的旗子，複活的批評家成仿吾總算離開守護“藝術之宮”的職掌，〔８〕要去“獲得大衆”，并且給革命文學家“保障最後的勝利”〔９〕了。
這飛躍也可以說是必然的。
弄文藝的人們大抵敏感，時時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沒落，如漂浮在大海裡一般，拚命向各處抓攫。
二十世紀以來的表現主義〔１０〕，踏踏主義〔１１〕，什幺什幺主義的此興彼衰，便是這透露的消息。
現在則已是大時代，動搖的時代，轉換的時代，中國以外，階級的對立大抵已經十分銳利化，農工大衆日日顯得着重，倘要将自己從沒落救出，當然應該向他們去了。
何況“嗚呼！小資産階級原有兩個靈魂。
……”雖然也可以向資産階級去，但也能夠向無産階級去的呢。
這類事情，中國還在萌芽，所以見得新奇，須做《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那樣的大題目，但在工業發達，貧富懸隔的國度裡，卻已是平常的事情。
或者因為看準了将來的天下，是勞動者的天下，跑過去了；或者因為倘幫強者，甯幫弱者，跑過去了；或者兩樣都有，錯綜地作用着，跑過去了。
也可以說，或者因為恐怖，或者因為良心。
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資産階級根性，拉“大衆”來作“給與”和“維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卻正留下一個不小的問題：倘若難于“保障最後的勝利”，你去不去呢？ 這實在還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賀之下，也從今年産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１２〕，索性主張無産階級文學，但無須無産者自己來寫；無論出身是什幺階級，無論所處是什幺環境，隻要“以無産階級的意識，産生出來的一種的鬥争的文學”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
但他一看見“以趣味為中心”的可惡的“語絲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舊“要問甘人君，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１３〕我的階級已由成仿吾判定：“他們所矜持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他們是代表着有閑的資産階級，或者睡在鼓裡的小資産階級。
……如果北京的烏煙瘴氣不用十萬兩無煙火藥炸開的時候，他們也許永遠這樣過活的罷。
”〔１４〕我們的批判者才将創造社的功業寫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獲得大衆”的時候，〔１５〕便已夢想“十萬兩無煙火藥”，并且似乎要将我擠進“資産階級”去（因為“有閑就是有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