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寫（夜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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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一，内容注重革命文藝及本黨主義之宣傳。
……” 開首的兩句話有些含混，說我都與聞其事的也可以，說因我“南來”了而别人創辦的也通。
但我是全不知情。
當初将日報剪存，大概是想調查一下的，後來卻又忘卻，擱下了。
現在還記得《做什幺》〔１０〕出版後，曾經送給我五本。
我覺得這團體是共産青年主持的，因為其中有“堅如”，“三石”等署名，該是畢磊〔１１〕，通信處也是他。
他還曾将十來本《少年先鋒》〔１２〕送給我，而這刊物裡面則分明是共産青年所作的東西。
果然，畢磊君大約确是共産黨，于四月十八日從中山大學被捕。
據我的推測，他一定早已不在這世上了，這看去很是瘦小精幹的湖南的青年。
《這樣做》卻在兩星期以前才見面，已經出到七八期合冊了。
第六期沒有，或者說被禁止，或者說未刊，莫衷一是，我便買了一本七八合冊和第五期。
看日報的記事便知道，這該是和《做什幺》反對，或對立的。
我拿回來，倒看上去，通訊欄裡就這樣說：“在一般ＣＰ〔１３〕氣焰盛張之時，……而你們一覺悟起來，馬上退出ＣＰ，不隻是光退出便了事，尤其值得ＣＰ氣死的，就是破天荒的接二連三的退出共産黨登報聲明。
……”那幺，确是如此了。
這裡又即刻出了一個問題。
為什幺這幺大相反對的兩種刊物，都因我“南來”而“先後創辦”呢？這在我自己，是容易解答的：因為我新來而且灰色。
但要講起來，怕又有些話長，現在姑且保留，待有相當的機會時再說罷。
這回且說我看《這樣做》。
看過通訊，懶得倒翻上去了，于是看目錄。
忽而看見一個題目道：《郁達夫〔１４〕先生休矣》，便又起了好奇心，立刻看文章。
這還是切己的瑣事總比世界的哀愁關心的老例，達夫先生是我所認識的，怎幺要他“休矣”了呢？急于要知道。
假使說的是張龍趙虎，或是我素昧平生的偉人，老實說罷，我決不會如此留心。
原來是達夫先生在《洪水》〔１５〕上有一篇《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說這一次的革命是階級鬥争的理論的實現，而記者則以為是民族革命的理論的實現。
大約還有英雄主義不适宜于今日等類的話罷，所以便被認為“中傷”和“挑撥離間”，非“休矣”不可了。
我在電燈下回想，達夫先生我見過好幾面，談過好幾回，隻覺他穩健和平，不至于得罪于人，更何況得罪于國。
怎幺一下子就這幺流于“偏激”了？我倒要看看《洪水》。
這期刊，聽說在廣西是被禁止的了，廣東倒還有。
我得到的是第三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二期。
照例的壞脾氣，從三十二期倒看上去，不久便翻到第一篇《日記文學》，也是達夫先生做的，于是便不再去尋《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變成看談文學了。
我這種模模胡胡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對的，但“怎幺寫”的問題，卻就出在那裡面。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說凡文學家的作品，多少總帶點自叙傳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稱來寫出，則時常有誤成第一人稱的地方。
而且叙述這第三人稱的主人公的心理狀态過于詳細時，讀者會疑心這别人的心思，作者何以會曉得得這樣精細？于是那一種幻滅之感，就使文學的真實性消失了。
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當的體裁，是日記體，其次是書簡體。
這誠然也值得讨論的。
但我想，體裁似乎不關重要。
上文的第一缺點，是讀者的粗心。
但隻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測别人的東西，便不至于感到幻滅，即使有時不合事實，然而還是真實。
其真實，正與用第三人稱時或誤用第一人稱時毫無不同。
倘有讀者隻執滞于體裁，隻求沒有破綻，那就以看新聞記事為宜，對于文藝，活該幻滅。
而其幻滅也不足惜，因為這不是真的幻滅，正如查不出大觀園的遺迹，而不滿于《紅樓夢》〔１６〕者相同。
倘作者如此犧牲了抒寫的自由，即使極小部分，也無異于削足适履的。
第二種缺陷，在中國也已經是頗古的問題。
紀曉岚攻擊蒲留仙的《聊齋志異》，〔１７〕就在這一點。
兩人密語，決不肯洩，又不為第三人所聞，作者何從知之？所以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竭力隻寫事狀，而避去心思和密語。
但有時又落了自設的陷阱，于是隻得以《春秋左氏傳》的“渾良夫夢中之噪”來解嘲。
〔１８〕他的支绌的原因，是在要使讀者信一切所寫為事實，靠事實來取得真實性，所以一與事實相左，那真實性也随即滅亡。
如果他先意識
……” 開首的兩句話有些含混，說我都與聞其事的也可以，說因我“南來”了而别人創辦的也通。
但我是全不知情。
當初将日報剪存，大概是想調查一下的，後來卻又忘卻，擱下了。
現在還記得《做什幺》〔１０〕出版後，曾經送給我五本。
我覺得這團體是共産青年主持的，因為其中有“堅如”，“三石”等署名，該是畢磊〔１１〕，通信處也是他。
他還曾将十來本《少年先鋒》〔１２〕送給我，而這刊物裡面則分明是共産青年所作的東西。
果然，畢磊君大約确是共産黨，于四月十八日從中山大學被捕。
據我的推測，他一定早已不在這世上了，這看去很是瘦小精幹的湖南的青年。
《這樣做》卻在兩星期以前才見面，已經出到七八期合冊了。
第六期沒有，或者說被禁止，或者說未刊，莫衷一是，我便買了一本七八合冊和第五期。
看日報的記事便知道，這該是和《做什幺》反對，或對立的。
我拿回來，倒看上去，通訊欄裡就這樣說：“在一般ＣＰ〔１３〕氣焰盛張之時，……而你們一覺悟起來，馬上退出ＣＰ，不隻是光退出便了事，尤其值得ＣＰ氣死的，就是破天荒的接二連三的退出共産黨登報聲明。
……”那幺，确是如此了。
這裡又即刻出了一個問題。
為什幺這幺大相反對的兩種刊物，都因我“南來”而“先後創辦”呢？這在我自己，是容易解答的：因為我新來而且灰色。
但要講起來，怕又有些話長，現在姑且保留，待有相當的機會時再說罷。
這回且說我看《這樣做》。
看過通訊，懶得倒翻上去了，于是看目錄。
忽而看見一個題目道：《郁達夫〔１４〕先生休矣》，便又起了好奇心，立刻看文章。
這還是切己的瑣事總比世界的哀愁關心的老例，達夫先生是我所認識的，怎幺要他“休矣”了呢？急于要知道。
假使說的是張龍趙虎，或是我素昧平生的偉人，老實說罷，我決不會如此留心。
原來是達夫先生在《洪水》〔１５〕上有一篇《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說這一次的革命是階級鬥争的理論的實現，而記者則以為是民族革命的理論的實現。
大約還有英雄主義不适宜于今日等類的話罷，所以便被認為“中傷”和“挑撥離間”，非“休矣”不可了。
我在電燈下回想，達夫先生我見過好幾面，談過好幾回，隻覺他穩健和平，不至于得罪于人，更何況得罪于國。
怎幺一下子就這幺流于“偏激”了？我倒要看看《洪水》。
這期刊，聽說在廣西是被禁止的了，廣東倒還有。
我得到的是第三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二期。
照例的壞脾氣，從三十二期倒看上去，不久便翻到第一篇《日記文學》，也是達夫先生做的，于是便不再去尋《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變成看談文學了。
我這種模模胡胡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對的，但“怎幺寫”的問題，卻就出在那裡面。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說凡文學家的作品，多少總帶點自叙傳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稱來寫出，則時常有誤成第一人稱的地方。
而且叙述這第三人稱的主人公的心理狀态過于詳細時，讀者會疑心這别人的心思，作者何以會曉得得這樣精細？于是那一種幻滅之感，就使文學的真實性消失了。
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當的體裁，是日記體，其次是書簡體。
這誠然也值得讨論的。
但我想，體裁似乎不關重要。
上文的第一缺點，是讀者的粗心。
但隻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測别人的東西，便不至于感到幻滅，即使有時不合事實，然而還是真實。
其真實，正與用第三人稱時或誤用第一人稱時毫無不同。
倘有讀者隻執滞于體裁，隻求沒有破綻，那就以看新聞記事為宜，對于文藝，活該幻滅。
而其幻滅也不足惜，因為這不是真的幻滅，正如查不出大觀園的遺迹，而不滿于《紅樓夢》〔１６〕者相同。
倘作者如此犧牲了抒寫的自由，即使極小部分，也無異于削足适履的。
第二種缺陷，在中國也已經是頗古的問題。
紀曉岚攻擊蒲留仙的《聊齋志異》，〔１７〕就在這一點。
兩人密語，決不肯洩，又不為第三人所聞，作者何從知之？所以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竭力隻寫事狀，而避去心思和密語。
但有時又落了自設的陷阱，于是隻得以《春秋左氏傳》的“渾良夫夢中之噪”來解嘲。
〔１８〕他的支绌的原因，是在要使讀者信一切所寫為事實，靠事實來取得真實性，所以一與事實相左，那真實性也随即滅亡。
如果他先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