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中
關燈
小
中
大
？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于七情之樂，而亦不外于七情之樂。
雖則聖賢别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
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
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
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
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
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于“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雲：“《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懥憂患恐懼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
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
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于心而生于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
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緻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緻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皎如明鏡，略無纖翳。
妍媸之來，随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
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
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
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
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
病瘧之喻，既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
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
緻知之功無間于有事無事，而豈論于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于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為崇。
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将冰消霧釋，有不待于問辨者矣。
《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
澄善問，師善答，得聞所未聞。
師曰：“原靜所問，隻是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逐節分疏。
若信得良知，隻在良知上用工，雖千經萬典，無不吻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
何必如此節節分解？佛家有撲人逐塊之喻，見塊撲人，則得人矣，見塊逐塊，于塊奚得哉？”在座諸友聞之，惕然皆有惺悟。
此學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答歐陽崇一 崇一來書雲：“師雲：‘德性之良知，非由于聞見。
若日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
’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滞于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
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為專以見聞為學者而言。
若緻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
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
孔子雲：“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良知之外，别無知矣。
故“緻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
今雲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
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緻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問。
大抵學問功夫隻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緻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緻良知之功。
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緻矣。
故隻是一事。
若曰緻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雲擇，又雲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于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頭腦矣。
崇一于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為發明此學，于同志中極有益。
但語意未瑩，則毫厘千裡，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雲：“師雲：‘《系》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隻是天理，更無别思别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
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隻是要複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
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
學者之敝，大率非沈空守寂，則安排思索。
’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
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 “思，曰睿，睿作聖。
”“心之宮則思”，思則得之。
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
其為喪失良知，一也。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
思是良知之發用。
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
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
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纭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别得。
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
所以認賊作子，正為緻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雲：“師雲：‘為學終身隻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隻是這一件。
若說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為兩事也。
’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
甯不了事，且加休養，緻知也。
如何卻為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無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
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于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于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為無益。
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
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隻是集義一事。
義者宜也。
心得其宜之謂義。
能緻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隻是緻良知。
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謂停，無非是緻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緻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緻其良知也。
若雲“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于其間，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之病，便不是緻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雲“鼓舞支持，畢事困憊已甚”，又雲“迫于事勢，困于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
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緻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
《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
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勢，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雲：“人情機詐百出，禦之以不疑，往往為所欺；覺則自入于逆億。
夫逆詐即詐也，億不信即非信也，為人欺又非覺也。
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為心，而自陷于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緻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為人所欺詐，故有是言。
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
以是存心，即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隻此一念，已不可與人堯、舜之道矣。
不逆不億而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為善，但不如能緻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為賢耳。
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
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
蓋良知之在人心，互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
常有求先覺之心，即已流于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
君子學以為尺，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自覺其良知而已。
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
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
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
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
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
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
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為不能先覺者說也。
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
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答羅整庵少宰書 某頓首啟：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
曉來江行稍暇，複取手教而讀之。
恐至贛後人事複紛沓，先具其略以請。
來教雲：“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
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
恐未可安于所見而遂以為極則也。
”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為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
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置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複曉谕，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 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
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诂，即皆自以為知學，不複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複有所謂明道之事也。
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
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
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複，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
非敢然也。
學豈有内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
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
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
失在于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
夫學貴得之心。
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及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于背朱而輕于叛孔已乎？ 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于外求，但當反觀内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于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
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緻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隻是一事，此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
夫理無内外，性無内外，故學無内外；講習讨論，未嘗非内也；反觀内省，未嘗遺外也。
夫謂學必資于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内省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内外也。
故曰：精義入神，以緻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
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
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隻此工夫而已。
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
夫正心誠意、緻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
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緻知者，緻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
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
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緻；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緻者，緻此也；格者，格此也。
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
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
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辟之，乃至襲陷其内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
凡執事所以緻疑于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于反觀内省之為，而遺棄其講習讨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于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于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于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于物理人事之變也。
審如是，豈但獲罪于聖門，獲罪于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于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诂，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于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于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厘之差耳。
然毫厘之差而千裡之謬實起于此，不可不辨。
孟子辟楊、墨至于“無父，無君”。
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為賢。
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耳。
此其為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
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雲：“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于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佛、老之害甚于楊、墨。
”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壤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于已壤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鳴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
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
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
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于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
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
故言之而是，雖異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雖同于己，适損于己也。
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損于己者，己必惡之。
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于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執事所以教反複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
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滞。
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渎。
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了了于紙筆間也。
嗟呼！執事所以開導啟迪于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甯有如執事者乎？仆雖甚愚下，甯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雲者，正不敢有負于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
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答聶文蔚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其二三同志，更處靜地，扳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别去極怏怏，如有所失。
忽承箋惠，反複千餘言，讀之無甚浣慰。
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砺真切，思欲納之于賢聖之域；又托諸崇一以緻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笃愛，何以及是！知感知愧，且懼其無以堪之也。
雖然，仆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愧辭讓為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于千載之下，與其盡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
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不為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谫谫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仆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
夫人者，天地之心。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
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
良知之在人心，無間于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世之君子惟務緻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
”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于七情之樂，而亦不外于七情之樂。
雖則聖賢别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
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
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
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
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
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于“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雲：“《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懥憂患恐懼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
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
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于心而生于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
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緻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緻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皎如明鏡，略無纖翳。
妍媸之來，随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
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
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
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
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
病瘧之喻，既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
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
緻知之功無間于有事無事，而豈論于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于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為崇。
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将冰消霧釋，有不待于問辨者矣。
《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
澄善問，師善答，得聞所未聞。
師曰：“原靜所問，隻是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逐節分疏。
若信得良知，隻在良知上用工，雖千經萬典，無不吻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
何必如此節節分解？佛家有撲人逐塊之喻，見塊撲人，則得人矣，見塊逐塊，于塊奚得哉？”在座諸友聞之，惕然皆有惺悟。
此學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答歐陽崇一 崇一來書雲：“師雲：‘德性之良知，非由于聞見。
若日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
’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滞于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
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為專以見聞為學者而言。
若緻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
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
孔子雲：“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良知之外，别無知矣。
故“緻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
今雲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
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緻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問。
大抵學問功夫隻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緻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緻良知之功。
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緻矣。
故隻是一事。
若曰緻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雲擇，又雲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于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頭腦矣。
崇一于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為發明此學，于同志中極有益。
但語意未瑩，則毫厘千裡，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雲：“師雲：‘《系》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隻是天理，更無别思别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
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隻是要複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
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
學者之敝，大率非沈空守寂，則安排思索。
’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
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 “思，曰睿，睿作聖。
”“心之宮則思”，思則得之。
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
其為喪失良知，一也。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
思是良知之發用。
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
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
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纭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别得。
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
所以認賊作子，正為緻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雲：“師雲：‘為學終身隻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隻是這一件。
若說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為兩事也。
’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
甯不了事，且加休養，緻知也。
如何卻為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無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
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于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于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為無益。
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
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隻是集義一事。
義者宜也。
心得其宜之謂義。
能緻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隻是緻良知。
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謂停，無非是緻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緻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緻其良知也。
若雲“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于其間，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之病，便不是緻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雲“鼓舞支持，畢事困憊已甚”，又雲“迫于事勢，困于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
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緻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
《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
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勢，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雲：“人情機詐百出，禦之以不疑，往往為所欺；覺則自入于逆億。
夫逆詐即詐也，億不信即非信也，為人欺又非覺也。
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為心，而自陷于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緻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為人所欺詐，故有是言。
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
以是存心，即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隻此一念，已不可與人堯、舜之道矣。
不逆不億而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為善，但不如能緻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為賢耳。
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
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
蓋良知之在人心，互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
常有求先覺之心，即已流于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
君子學以為尺，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自覺其良知而已。
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
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
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
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
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
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
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為不能先覺者說也。
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
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答羅整庵少宰書 某頓首啟：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
曉來江行稍暇，複取手教而讀之。
恐至贛後人事複紛沓，先具其略以請。
來教雲：“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
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
恐未可安于所見而遂以為極則也。
”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為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
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置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複曉谕，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 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
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诂，即皆自以為知學，不複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複有所謂明道之事也。
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
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
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複，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
非敢然也。
學豈有内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
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
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
失在于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
夫學貴得之心。
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及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于背朱而輕于叛孔已乎？ 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于外求，但當反觀内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于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
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緻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隻是一事，此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
夫理無内外，性無内外，故學無内外；講習讨論，未嘗非内也；反觀内省，未嘗遺外也。
夫謂學必資于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内省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内外也。
故曰：精義入神，以緻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
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
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隻此工夫而已。
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
夫正心誠意、緻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
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緻知者，緻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
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
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緻；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緻者，緻此也；格者，格此也。
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
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
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辟之，乃至襲陷其内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
凡執事所以緻疑于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于反觀内省之為，而遺棄其講習讨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于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于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于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于物理人事之變也。
審如是，豈但獲罪于聖門，獲罪于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于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诂，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于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于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厘之差耳。
然毫厘之差而千裡之謬實起于此，不可不辨。
孟子辟楊、墨至于“無父，無君”。
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為賢。
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耳。
此其為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
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雲：“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于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佛、老之害甚于楊、墨。
”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壤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于已壤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鳴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
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
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
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于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
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
故言之而是，雖異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雖同于己，适損于己也。
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損于己者，己必惡之。
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于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執事所以教反複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
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滞。
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渎。
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了了于紙筆間也。
嗟呼！執事所以開導啟迪于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甯有如執事者乎？仆雖甚愚下，甯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雲者，正不敢有負于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
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答聶文蔚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其二三同志，更處靜地，扳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别去極怏怏，如有所失。
忽承箋惠，反複千餘言，讀之無甚浣慰。
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砺真切，思欲納之于賢聖之域；又托諸崇一以緻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笃愛，何以及是！知感知愧，且懼其無以堪之也。
雖然，仆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愧辭讓為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于千載之下，與其盡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
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不為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谫谫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仆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
夫人者，天地之心。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
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
良知之在人心，無間于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世之君子惟務緻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