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點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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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二寫道：“《漁隐叢話》六十卷，後集四十卷，新安胡仔元任撰，待制舜陟之子，居湖州，自号苕溪漁隐。
”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宋史》卷三百七十八有傳。
是胡仔原籍徽州，後寄居湖州。
本書前集卷五十五寫道：“餘蔔居苕溪，日以漁釣自适，因自稱苕溪漁隐。
”《漁隐詩評叢話前集自序》署年為戊辰春三月上巳，即紹興十八年，當公元一一四八年。
《後集自序》暑年為丁亥中秋日，即幹道三年，當公元一一六七年；前後兩集的纂集，相去約二十年。
先是宣和五年(一一二三)，阮閱撰《詩總》(後人改編為《詩話總龜》)，由于當時黨禁未開，因之元祐諸家，都未加收錄。
胡仔“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為一集，凡《詩總》所有，此不複纂集，庶免重複”(《前集自序》)。
則是此書，實和《詩總》相輔而行，彼此可取補充。
《詩總》是以事分門，《叢話》是以人分類。
以事分門，或事無所歸，或詩無所屬，這樣，便在具體處理時帶來不少困難；以人分類，不僅解決了上面兩種困難，并且還可以因人與人的關系，物與物的牽連，從而由某甲以及某乙，由此物以及彼物，很自然地把作家與作品、作品與本事有骨有肉地結合在一起，可以幫助讀者的聯想和探索。
如後集卷十四論李義山《華清宮詩》，便舉崔魯《華清宮詩》來比較，論王建《宮詞》，便舉花蕊夫人《宮詞》來比較，又如前集卷十六論韓退之《聽琴詩》，便舉古今詩人聽琴、阮、琵琶、筝、瑟的作品來相比較；前集卷四十九因王直方論黃山谷《蠟梅詩》，便舉蘇東坡和自己的作品來相比較：這樣地處理資料，使得詩話的編寫工作，又向前發展一步。
稍後于胡仔的南宋人計有功所撰的《唐詩紀事》、尤袤所撰的《全唐詩話》，都繼承了這種以人分類的形式。
《叢話》的纂集，不是作材枓的堆積，而是有所抉擇的。
《前集自序》寫道：“一詩而二三其說者，則類次為一，間為折衷之，又因以餘舊所聞見，為說以附益之。
”《叢話》對于作品，除了辛勤地搜集前人從各種角度去分析研究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的成果外，有時還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表示自己的态度。
如論述陶潛詩，不取锺嵘的“古今隐逸詩人之宗”之說，而取蕭統“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之說，可見《叢話》評詩，不是純客觀主義的。
《叢話》全書重點放在李杜和蘇黃四家，以為“皆集詩之大成者”(後集自序)，而尤着重于杜甫和蘇轼，這完全合乎曆史現實的發展的。
全書評述杜詩的有十三卷，評述蘇詩的有十四卷，共二十七卷，約估全書卷數四分之一而強。
由于“老杜于詩學，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前集卷九)，于是胡仔揭橥自己纂集《叢話》的意圖，《叢話前集》卷十四寫道：“餘纂集《叢話》，蓋以子美之詩為宗。
”卷四十九寫道：“餘為是說，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則兩得之矣。
”因之，《叢話》的纂集，就不是僅僅停留在就詩論詩了。
宗師少陵的提法，也有較為進步的觀點。
前集卷十四引陳輔之《詩話》寫道：“荊公嘗言：‘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
’然李贊皇雲：‘譬之清風明月，四時常有，而光景常新。
’又似不乏也。
”對于遺産，貴創新反因襲，這是貫穿全書的主導思想。
前集卷四十九引宋子京《筆記》雲：“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
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仆。
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
陸機曰：‘謝朝花于巳披，啟夕秀于未振。
’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
’此乃為文之要。
”胡仔随即提出自己的見解寫道：“學詩亦然。
若循習陳言，
”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宋史》卷三百七十八有傳。
是胡仔原籍徽州，後寄居湖州。
本書前集卷五十五寫道：“餘蔔居苕溪，日以漁釣自适，因自稱苕溪漁隐。
”《漁隐詩評叢話前集自序》署年為戊辰春三月上巳，即紹興十八年，當公元一一四八年。
《後集自序》暑年為丁亥中秋日，即幹道三年，當公元一一六七年；前後兩集的纂集，相去約二十年。
先是宣和五年(一一二三)，阮閱撰《詩總》(後人改編為《詩話總龜》)，由于當時黨禁未開，因之元祐諸家，都未加收錄。
胡仔“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為一集，凡《詩總》所有，此不複纂集，庶免重複”(《前集自序》)。
則是此書，實和《詩總》相輔而行，彼此可取補充。
《詩總》是以事分門，《叢話》是以人分類。
以事分門，或事無所歸，或詩無所屬，這樣，便在具體處理時帶來不少困難；以人分類，不僅解決了上面兩種困難，并且還可以因人與人的關系，物與物的牽連，從而由某甲以及某乙，由此物以及彼物，很自然地把作家與作品、作品與本事有骨有肉地結合在一起，可以幫助讀者的聯想和探索。
如後集卷十四論李義山《華清宮詩》，便舉崔魯《華清宮詩》來比較，論王建《宮詞》，便舉花蕊夫人《宮詞》來比較，又如前集卷十六論韓退之《聽琴詩》，便舉古今詩人聽琴、阮、琵琶、筝、瑟的作品來相比較；前集卷四十九因王直方論黃山谷《蠟梅詩》，便舉蘇東坡和自己的作品來相比較：這樣地處理資料，使得詩話的編寫工作，又向前發展一步。
稍後于胡仔的南宋人計有功所撰的《唐詩紀事》、尤袤所撰的《全唐詩話》，都繼承了這種以人分類的形式。
《叢話》的纂集，不是作材枓的堆積，而是有所抉擇的。
《前集自序》寫道：“一詩而二三其說者，則類次為一，間為折衷之，又因以餘舊所聞見，為說以附益之。
”《叢話》對于作品，除了辛勤地搜集前人從各種角度去分析研究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的成果外，有時還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表示自己的态度。
如論述陶潛詩，不取锺嵘的“古今隐逸詩人之宗”之說，而取蕭統“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之說，可見《叢話》評詩，不是純客觀主義的。
《叢話》全書重點放在李杜和蘇黃四家，以為“皆集詩之大成者”(後集自序)，而尤着重于杜甫和蘇轼，這完全合乎曆史現實的發展的。
全書評述杜詩的有十三卷，評述蘇詩的有十四卷，共二十七卷，約估全書卷數四分之一而強。
由于“老杜于詩學，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前集卷九)，于是胡仔揭橥自己纂集《叢話》的意圖，《叢話前集》卷十四寫道：“餘纂集《叢話》，蓋以子美之詩為宗。
”卷四十九寫道：“餘為是說，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則兩得之矣。
”因之，《叢話》的纂集，就不是僅僅停留在就詩論詩了。
宗師少陵的提法，也有較為進步的觀點。
前集卷十四引陳輔之《詩話》寫道：“荊公嘗言：‘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
’然李贊皇雲：‘譬之清風明月，四時常有，而光景常新。
’又似不乏也。
”對于遺産，貴創新反因襲，這是貫穿全書的主導思想。
前集卷四十九引宋子京《筆記》雲：“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
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仆。
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
陸機曰：‘謝朝花于巳披，啟夕秀于未振。
’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
’此乃為文之要。
”胡仔随即提出自己的見解寫道：“學詩亦然。
若循習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