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生活五十年（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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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連載，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殺的電報，我的小說他一個字也沒有讀到。
但是通過這小說，許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樣摧毀了一個年輕有為的生命。
我在法國學會了寫小說。
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騷、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
我學到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
我認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緻，是作家把心交給讀者。
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獲。
我把作品交給讀者評判。
我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
除了法國老師，我還有俄國的老師亞·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
我後來翻譯過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父與子》和《處女地》，翻譯過高爾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
我還有英國老師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師，例如夏日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龍之介、武者小路實笃，特别是有島武郎，他們的作品我讀得不多，但我經常背譯有島的短篇《與幼小者》，盡管我學日文至今沒有學會，這個短篇我還是常常背誦。
我的中國老師是魯迅。
我的作品裡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這些作家的影響。
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師是生活，中國社會生活。
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為作家，我最初還不能駕馭文字，作品中不少歐化的句子，我邊寫作，邊學習，邊修改，一直到今天我還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國，就在上海定居下來。
起初我寫一個短篇或者翻譯短文向報刊投稿，後來編輯先生們主動地來向我要文章。
我和那個在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樓上，我住樓下。
我自小害怕交際，害怕講話，不願同外人接洽。
外人索稿總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靜，不讓人來打擾。
有時我熬一個通宵寫好一個短篇，将原稿放在書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帶去。
例如短篇《狗》就是這樣寫成，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
我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越多，來找我組稿的也越多。
我在文學界的朋友也漸漸地多起來了。
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說過：“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現在的。
”最初幾年中間，我總是埋頭寫八九個月，然後出去旅行看朋友。
我完全靠稿費生活，為了寫作，避免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歲才結婚。
我沒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處去看朋友，還寫一些“旅途随筆”。
有時我也整整一年關在書房裡，不停地寫作。
我自己曾經這樣地描寫過：“每天每夜熱情在我的身體内燃燒起來，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無數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們使我的手顫動。
我不停地寫着。
環境永遠是這樣單調：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裡，面前是堆滿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幾扇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還有一張破舊的沙發和兩個小圓凳。
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借着我的手來傾訴他們的痛苦。
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圍的一切。
我變成了一架寫作的機器。
我時而蹲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面坐下激動地寫字。
我就這樣地寫完我的長篇小說《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說。
這些作品又使我認識了不少的新朋友，他們鼓勵我，逼着我寫出更多的小說。
”這就是我作為“作家”的一幅自畫像。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發生的戰争，使我換了住處，但是我沒有改變我的生活方式，也沒有停止寫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歡日本小說，想學好日文，在橫濱和東京各住了幾個月。
第二年四月溥儀訪問東京，一天半夜裡“刑事”們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關了十幾個小時，我根據幾個月的經曆寫了三個短篇《神·鬼·人》。
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創辦了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擔任這個出版社的編輯工作。
我編了幾種叢書，連續二十年中間，我分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文學書籍的編輯和翻譯方面。
寫作的時間少了些，但青年時期的熱情并沒有消減，我的筆不允許我休息。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戰争爆發第二年，我離開上海去南方，以後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
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我的筆從來不曾停止。
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這樣寫完的。
我在一個城市給自己剛造好一個簡單的“窩”，就被迫空手離開這個城市，随身帶一些稿紙。
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處奔波，也不得不改變寫作方式。
在一些地方買一瓶墨水也不容易，
但是通過這小說，許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樣摧毀了一個年輕有為的生命。
我在法國學會了寫小說。
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騷、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
我學到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
我認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緻，是作家把心交給讀者。
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獲。
我把作品交給讀者評判。
我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
除了法國老師，我還有俄國的老師亞·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
我後來翻譯過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父與子》和《處女地》，翻譯過高爾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
我還有英國老師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師，例如夏日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龍之介、武者小路實笃，特别是有島武郎，他們的作品我讀得不多，但我經常背譯有島的短篇《與幼小者》，盡管我學日文至今沒有學會，這個短篇我還是常常背誦。
我的中國老師是魯迅。
我的作品裡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這些作家的影響。
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師是生活，中國社會生活。
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為作家，我最初還不能駕馭文字，作品中不少歐化的句子，我邊寫作，邊學習，邊修改，一直到今天我還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國，就在上海定居下來。
起初我寫一個短篇或者翻譯短文向報刊投稿，後來編輯先生們主動地來向我要文章。
我和那個在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樓上，我住樓下。
我自小害怕交際，害怕講話，不願同外人接洽。
外人索稿總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靜，不讓人來打擾。
有時我熬一個通宵寫好一個短篇，将原稿放在書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帶去。
例如短篇《狗》就是這樣寫成，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
我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越多，來找我組稿的也越多。
我在文學界的朋友也漸漸地多起來了。
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說過：“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現在的。
”最初幾年中間，我總是埋頭寫八九個月，然後出去旅行看朋友。
我完全靠稿費生活，為了寫作，避免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歲才結婚。
我沒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處去看朋友，還寫一些“旅途随筆”。
有時我也整整一年關在書房裡，不停地寫作。
我自己曾經這樣地描寫過：“每天每夜熱情在我的身體内燃燒起來，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無數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們使我的手顫動。
我不停地寫着。
環境永遠是這樣單調：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裡，面前是堆滿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幾扇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還有一張破舊的沙發和兩個小圓凳。
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借着我的手來傾訴他們的痛苦。
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圍的一切。
我變成了一架寫作的機器。
我時而蹲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面坐下激動地寫字。
我就這樣地寫完我的長篇小說《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說。
這些作品又使我認識了不少的新朋友，他們鼓勵我，逼着我寫出更多的小說。
”這就是我作為“作家”的一幅自畫像。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發生的戰争，使我換了住處，但是我沒有改變我的生活方式，也沒有停止寫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歡日本小說，想學好日文，在橫濱和東京各住了幾個月。
第二年四月溥儀訪問東京，一天半夜裡“刑事”們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關了十幾個小時，我根據幾個月的經曆寫了三個短篇《神·鬼·人》。
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創辦了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擔任這個出版社的編輯工作。
我編了幾種叢書，連續二十年中間，我分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文學書籍的編輯和翻譯方面。
寫作的時間少了些，但青年時期的熱情并沒有消減，我的筆不允許我休息。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戰争爆發第二年，我離開上海去南方，以後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
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我的筆從來不曾停止。
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這樣寫完的。
我在一個城市給自己剛造好一個簡單的“窩”，就被迫空手離開這個城市，随身帶一些稿紙。
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處奔波，也不得不改變寫作方式。
在一些地方買一瓶墨水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