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閉的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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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甯
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鞋匠家的房客
在瑞士周圍，烈焰騰空，烽煙滾滾，世界大戰正在進行着。
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這四個年頭裡，在瑞士這塊和平的綠洲上，偵探小說裡那種驚心動魄的場面層出不窮。
在奢侈豪華的旅館裡，交戰國雙方的使節們，像素不相識的人一樣，冷冰冰地擦肩而過，雖然一年前他們還曾和和氣氣地坐在一起打橋牌，競相邀請對方參加自己的家宴。
一批批身份不明、高深莫測的人，悄悄地溜出他們的房間。
議員、秘書、武官、商人、戴面紗的和不戴面紗的婦人們，每個人都負有秘密使命。
插有外交豁免權小國旗的轎車駛到這些旅館門前，從車裡走出來的是工業家、記者、文化界名流以及假借遊山玩水之名而突然出現的冒牌旅遊者。
但是幾乎人人都負有這樣的使命：要探聽什麼，偵察什麼。
引見來客的門房、打掃房間的女仆，他們全都着去幹偷聽、偷看的勾當。
這些人無孔不入，在旅館、包飯公寓、郵局、咖啡館裡，到處都有人在互相摸底。
所謂宣傳工作，實際上大半是間諜活動；标榜什麼，就是出賣什麼。
這些來去匆匆的過客們進行的每件公開交易的背後，都隐藏着兩三個目的。
一切都有人彙報，一切都有人監視。
無論什麼級别的德國人，剛剛踏進蘇黎世，設在伯爾尼的敵方大使館就知道了，一個小時後巴黎就會接到情報。
大大小小的特務們日複一日将一本本真實的和捏造的報告送交使館随員，這些報告又一級級往上遞送。
牆是透風的，電話被竊聽，用字紙簍、吸墨紙裡的材料編造情報。
終于這些興風作浪的厲鬼荒唐到如此地步，許多人連自己也搞不清是何許人也。
獵手和狩獵對象，間諜分子和反間諜分子，出賣人的和被出賣的，這些人都混雜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裡，有一個人，關于他的報告材料卻少得可憐。
也許他太不值得重視，他不在高雅的旅館裡下榻，也不去咖啡館裡閑坐，更沒有光臨宣傳演出會，他隻和妻子一起深深地隐居在一個鞋匠家裡。
在利馬堤河岸的後面，有一條古老的、崎岖不平的窄巷，這裡的房子都像舊城裡的那樣，建造得相當結實，房頂高高地聳立着，他就住在這樣一所房子裡的三樓上。
房子已經被熏得很黑了，其原因一半由于歲月的流逝，一半也由于樓下庭院裡有個煮香腸的小作坊。
他的鄰居一個是女面包師，一個是意大利人，一個是奧地利演員。
由于他很不健談，鄰居們隻知道他是一個人，他的俄語名字的發音很難。
他們還知道，他是幾年前才從故鄉逃亡來的，他沒有什麼财産，也不做什麼有利可圖的交易。
女房東最清楚，他們夫婦倆衣食十分簡樸。
搬來的時候，他們攜帶的所有家用雜物還裝不滿一個小筐。
這個矮小結實的人是如此地不顯眼，他盡可能生活得不引入注意。
他謝絕社交生活，樓裡的鄰居們很少碰到他那從眯縫着的雙眼裡射出的深沉銳利的目光。
他的客人也很少。
日複一日，他按嚴格的規律生活，每天清晨九點鐘必去圖書館，在那裡一直坐到十二點關門為止，十二點十分準時回到家中。
下午十二點五十分他又離開家，又像早晨那樣成為第一個來圖書館的人，然後在那裡一直坐到晚上六點鐘。
情報人員曆來隻注意說話多、愛嚼舌頭的人，殊不知那些沉默不語、埋頭書堆、好學不倦的人，往往就是煽動世界的頭等危險的人物。
就這樣，情報人員并沒有注意到這位不引人注目的、鞋匠家的房客，也沒有寫過關于他的報告。
可是，在社會主義者的圈子裡，人們卻知道：在倫敦，他曾經是一家者辦的激進的小型雜志的編輯；在彼得堡，他是某個名字不易發音的特殊黨派的領袖；但是由于他輕蔑地談論了社會主義政黨裡有聲望的人物，并宣稱他們的方法是錯誤的，還由于他表現得難以接近，又絲毫不會拉交情．所以并沒有多少人理睬他。
有時候他在無産者出沒的咖啡館裡召集會議，到會者隻有寥寥的十五至二十人，而且大多是年輕人。
因此，當局就像對待其他高談闊論、頭腦發熱的者那樣，把這個遁世者收容下來了。
沒有人重視這位矮小而嚴峻的男人。
在蘇黎世隻有二三十人認為：這位住在鞋匠家裡名字叫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烏裡揚諾夫的人是值得注意
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這四個年頭裡，在瑞士這塊和平的綠洲上，偵探小說裡那種驚心動魄的場面層出不窮。
在奢侈豪華的旅館裡，交戰國雙方的使節們，像素不相識的人一樣，冷冰冰地擦肩而過，雖然一年前他們還曾和和氣氣地坐在一起打橋牌，競相邀請對方參加自己的家宴。
一批批身份不明、高深莫測的人，悄悄地溜出他們的房間。
議員、秘書、武官、商人、戴面紗的和不戴面紗的婦人們，每個人都負有秘密使命。
插有外交豁免權小國旗的轎車駛到這些旅館門前，從車裡走出來的是工業家、記者、文化界名流以及假借遊山玩水之名而突然出現的冒牌旅遊者。
但是幾乎人人都負有這樣的使命：要探聽什麼，偵察什麼。
引見來客的門房、打掃房間的女仆，他們全都着去幹偷聽、偷看的勾當。
這些人無孔不入，在旅館、包飯公寓、郵局、咖啡館裡，到處都有人在互相摸底。
所謂宣傳工作，實際上大半是間諜活動；标榜什麼，就是出賣什麼。
這些來去匆匆的過客們進行的每件公開交易的背後，都隐藏着兩三個目的。
一切都有人彙報，一切都有人監視。
無論什麼級别的德國人，剛剛踏進蘇黎世，設在伯爾尼的敵方大使館就知道了，一個小時後巴黎就會接到情報。
大大小小的特務們日複一日将一本本真實的和捏造的報告送交使館随員，這些報告又一級級往上遞送。
牆是透風的，電話被竊聽，用字紙簍、吸墨紙裡的材料編造情報。
終于這些興風作浪的厲鬼荒唐到如此地步，許多人連自己也搞不清是何許人也。
獵手和狩獵對象，間諜分子和反間諜分子，出賣人的和被出賣的，這些人都混雜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裡，有一個人，關于他的報告材料卻少得可憐。
也許他太不值得重視，他不在高雅的旅館裡下榻，也不去咖啡館裡閑坐，更沒有光臨宣傳演出會，他隻和妻子一起深深地隐居在一個鞋匠家裡。
在利馬堤河岸的後面，有一條古老的、崎岖不平的窄巷，這裡的房子都像舊城裡的那樣，建造得相當結實，房頂高高地聳立着，他就住在這樣一所房子裡的三樓上。
房子已經被熏得很黑了，其原因一半由于歲月的流逝，一半也由于樓下庭院裡有個煮香腸的小作坊。
他的鄰居一個是女面包師，一個是意大利人，一個是奧地利演員。
由于他很不健談，鄰居們隻知道他是一個人，他的俄語名字的發音很難。
他們還知道，他是幾年前才從故鄉逃亡來的，他沒有什麼财産，也不做什麼有利可圖的交易。
女房東最清楚，他們夫婦倆衣食十分簡樸。
搬來的時候，他們攜帶的所有家用雜物還裝不滿一個小筐。
這個矮小結實的人是如此地不顯眼，他盡可能生活得不引入注意。
他謝絕社交生活，樓裡的鄰居們很少碰到他那從眯縫着的雙眼裡射出的深沉銳利的目光。
他的客人也很少。
日複一日，他按嚴格的規律生活，每天清晨九點鐘必去圖書館，在那裡一直坐到十二點關門為止，十二點十分準時回到家中。
下午十二點五十分他又離開家，又像早晨那樣成為第一個來圖書館的人，然後在那裡一直坐到晚上六點鐘。
情報人員曆來隻注意說話多、愛嚼舌頭的人，殊不知那些沉默不語、埋頭書堆、好學不倦的人，往往就是煽動世界的頭等危險的人物。
就這樣，情報人員并沒有注意到這位不引人注目的、鞋匠家的房客，也沒有寫過關于他的報告。
可是，在社會主義者的圈子裡，人們卻知道：在倫敦，他曾經是一家者辦的激進的小型雜志的編輯；在彼得堡，他是某個名字不易發音的特殊黨派的領袖；但是由于他輕蔑地談論了社會主義政黨裡有聲望的人物，并宣稱他們的方法是錯誤的，還由于他表現得難以接近，又絲毫不會拉交情．所以并沒有多少人理睬他。
有時候他在無産者出沒的咖啡館裡召集會議，到會者隻有寥寥的十五至二十人，而且大多是年輕人。
因此，當局就像對待其他高談闊論、頭腦發熱的者那樣，把這個遁世者收容下來了。
沒有人重視這位矮小而嚴峻的男人。
在蘇黎世隻有二三十人認為：這位住在鞋匠家裡名字叫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烏裡揚諾夫的人是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