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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談說：&ldquo法家嚴酷而無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們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卻很清楚，這一點是不能改變的。
法家不分關系的親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繩之以法，這樣就把一愛一親屬、尊師長的恩誼倫理斷絕了。
這隻可以作為臨時措施，決不可以長期實行。
因此說法家&lsquo嚴而少恩&rsquo。
至于法家主張主尊貴、臣卑賤，劃清職責權限，誰也不準超越，這是各家學說都不能改變的。
&rdquo] 名家大多出身于掌管禮儀的官員。
古人身分地位不同，禮儀也不同。
孔子說：&ldquo一定要正名呀！&rdquo正名分是名家的長處。
到後來吹一毛一求疵的人利用它來治理天下，就隻辨析名分的細節而不注重實際情況，把名分搞得支離破碎。
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ldquo名家使人儉約，可是失去了真實一性一，但是它循名責實，卻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
名家過于明察，糾纏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專注于名詞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把握的常情，所以說名家&lsquo使人儉而善失真&rsquo。
至于名家循名責實，綜合考察事物的本質這一點，倒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慮的。
&rdquo] 墨家大多出身于掌管宗廟之官。
他們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節儉為貴；贍養有德、能帥衆、好為善和有社會經驗的老人，以兼一愛一為榮；選拔賢士舉行大射典禮，提倡尊重人才；宗廟祭祀敬重父輩，崇信鬼神；順從四時行一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兇的天命，但相信賢愚、善惡]；用孝敬來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為統一。
這些都是墨家的長處。
後來的愚人實行墨家的主張，隻看儉約的好處，于是否定禮制，隻知推崇兼一愛一，而不分别親近與疏遠。
這是墨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ldquo墨家過于儉約，難以遵守，因此他們所提倡的無法完全實行，但是他們務實節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廢棄的。
墨家也崇尚堯舜，引述堯舜的德行說：&lsquo他們住在三尺高的堂室裡，土打的台階不過三級，茅草屋頂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飾。
吃飯用陶簋，飲水用瓦盆，飯用粗米做，湯用豆葉熬。
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
&rsquo他們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喪也不悲哀。
他們教育人民要以此标準舉行喪禮。
若使天下都象這樣，尊卑就沒有分别了。
世道不同，時代變化，事業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說墨家&lsquo儉而難遵&rsquo。
總之，墨家主張強本節用，則是興家富民的好辦法。
這是墨家的長處，任何學派都不能廢棄的。
&rdquo 漢武帝問董仲舒：&ldquo提倡儉約的人是不會去制作玄黃色旌旗的。
到了周代，設立兩觀，乘高大的辂車，把八佾陳列于朝廷并使頌聲興起。
帝王的朝政，難道意旨各不相同嗎？&rdquo董仲舒回答說：&ldquo制度文采、玄黃大旗，這些儀仗都是用來區别尊卑、貴賤，從而勉勵有德行之人的。
所以春秋以來受天命而稱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曆法，确定每年起始的第一個月，變易服裝的顔色，其目的是順應天道。
然而有關官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規定，是有一定之規的。
孔子說：&lsquo奢侈就不會謙遜，勤儉才會鞏固。
&rsquo儉約并不是聖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說奢侈而不使君上儉約，儉約也不強求下面的人執行，這就是王道。
&rdquo] 縱橫家大多是從接待賓客、出使外交一類的官員中分離出來的。
孔子說： &ldquo使者啊，使者啊！這是一份難做的差事啊。
&rdquo意思是說應當因事制宜，權衡處理，因為在接受使命時，不可能也無法教給你全部外交辭令。
這是縱橫家的長處。
後來心術不正的人搞外交，開始崇尚欺詐，不講信義。
這是縱橫家的流弊。
一說是遊行。
遊俠善于制造一種氣勢，作威作福，結成私一黨一，在社會上逞強逞霸；善于遊說的人講求謀略，能言善辯，陰險一奸一詐，他們馳騁天下，以便得到民衆的贊賞；一愛一搞遊行的人善于以隊伍的陣容博取民衆的信任，迎一合時尚所好，連絡同一黨一，樹立虛假的聲勢，目的是為了獲得某一方面的權利。
這三類人，都是使天下産生不穩定的禍根，他們傷害國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敗壞法律，蠱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别警惕這三種人。
&lsquo三遊&rsquo之風是在末世之際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lsquo三遊&rsquo特别盛行。
在上的君主不賢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松一弛荒廢；以是否受到诽傍或贊譽作為榮辱的标準，而不考查其真實情況；以親一愛一和憎惡作為有利還是有害的根據，從來不管其實際内容；發表意見時首先在心中盤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講話；選擇畫圈的時候，首先考慮與自己的關系親疏遠近才下筆。
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義來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來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開始觸犯禮義，小人觸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榮華而抛棄真實的内容，竟相謀取私利，骨肉之間的恩情開始淡薄。
相反，人們重視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間的情誼，修身養一性一之道被忘得一幹二淨，一心一意隻想博得世人的一聲叫好。
有權勢的人家，送禮行一賄的人門庭若市，人們公開在大街上招聘、咨詢&mdash&mdash由于上述種種社會風氣的形成，結果導緻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壞。
&ldquo遊俠源于武勇剛強的鬥士階層，他們不願意拒絕有求于他們的人苦苦的要求，對于自己講過的話銘記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請求，舍上一性一命也要幫助他人排憂解難，或者接濟與之同一類型的人。
遊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稱之為義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變成黑社會的盜賊了。
遊說本來源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國，陳述天下大義或國家大事，以便完成國君交給的任務。
代表國家進行國際一性一活動，可以達到安定、有利于祖國的政治目的。
遊說主要是為解決國際糾紛，以達到相互諒解，消除人民的困惑。
如果正确地行使這一職責，那麼就是一種智慧與口才的較量；一旦運用得太過分了，就會變成欺騙和訛詐。
最初，遊行的出發點是為追求仁義道德，實踐泛一愛一思想，廣交天下朋友。
以文會友，相互寬容，求同存異，以便加強自身修養，順應時代的要求，為國為民建功立業。
如果用正當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會成為損害他人的行為，甚而成為犯上作亂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這不是很可悲的嗎？所以說，隻要最清明的治國之道得以推行，&lsquo三遊&rsquo就會自然被淘汰。
&rdquo] 雜家大多出身于議事之官。
雜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一揉一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張。
他們明白治理國家，實現太平盛世，必須融彙貫通諸子百家的學說。
這是雜家的長處。
後來學識淺薄的人搞起雜家來，就恣意放縱，務求廣博，沒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
這是雜家的流弊。
農家大多出身于主管農業的官員。
他們種植農作物，鼓勵耕種和養蠶，以達到人民豐衣足食的目的。
孔子說：&ldquo最為重要的是：人民和糧食。
&rdquo這是農家的長處。
後來見識淺薄的人，主張讓國王和大臣也去耕種，這就違背了君臣上下的關系。
這是農家的流弊。
[班固說：&ldquo司馬遷的《史記》，評論是非，很多觀點與聖人不同。
論述最高的政治原則，首先推崇道家的黃老學說，其次才是六經；講述遊俠的事迹，則貶低隐士，擡高一奸一雄；叙述财政經濟，則尊崇财富的權勢，以貧賤為羞恥。
這些都是《史記》的不足之處。
但《史記》擅長叙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華美，質樸而不俗氣，他秉筆直書，記述的曆史事件真實完備，不做虛假的贊美，不掩飾醜惡的東西，所以後世稱贊《史記》為真實的曆史記錄。
&rdquo] 文子說：&ldquo聖人做事，殊途同歸。
秦楚燕魏的歌曲，雖然曲調不同但都表達了歡樂之情；各少數民族的哭聲，雖然哭聲不同卻都是悲傷的表現。
因此說，歌聲是快樂的表現；哭泣是悲傷的結果。
内心和悅閑适，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來，凡有流露，就會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樂。
&rdquo 範晔說：&ldquo諸子百家關于政治的學說，是很高尚的啊！其要點是從根本上鞏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順應時代的變化。
然而國家命運和政治形勢不是一成不變的，因而導緻各種意見偏頗龐雜，所以對任何事情的是非評論，都會議論紛紛，互相矛盾。
&rdquo 對此可以再作一些評論：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遠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個含哺而嬉、鼓服而遊的時代了，人們的欲求也不是易于滿足的時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頭萬緒，人們千奇百怪的欲一望和情感也在不斷地萌生。
即便有應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窮盡這世道人心的變遷；就是高山大川的險峻幽深，也無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難測。
那麼，順應時尚和世事之推移變化，就不能用常規的辦法解決了。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假如由大聖人來治理天下，那麼所要達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規，以及為普天下的老百姓謀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應該有什麼不同。
然而法規、制度的增補或廢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樸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發揚光明，或者是保守傳統，也隻能在過去的範圍内轉來轉去。
興兵打仗與和平交往，也隻是與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
就是坐在帝王的寶座上，擺出皇帝的儀仗，穿上天子的服裝，雖然厚薄華美不同，但把國家治理好的宗旨卻是一緻的。
或者有時為了政治的需要，給達官貴人平反昭雪，對亂臣賊一黨一施以刑罰，雖然寬松的程度有區别，但是防犯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
這就是說，不同時代的政治制度，形式雖然相異，本質卻是相同的；思維方式雖然千差萬别，但目标卻是一緻的。
至于假如故意矯情用事，就會出現矯枉過正的弊端。
比方說吧，穿着涼鞋過冬，就犯了過分儉樸的一毛一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應當反對窮奢極侈；禁令不嚴，對下屬過于寬容，就容易出現尾大不掉、欺淩弱小的情況；權力過于集中，刑法過于嚴酷，又容易導緻分崩離析的局面。
在曹魏時期，文人寫詩撰文，極盡譏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個時期的國家風氣；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敗，在許多細小的事情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
所以采用或是舍棄什麼樣的制度，實在是決定一個國家的興盛還是衰敗的先決條件啊！ 由此看來，政策法規繁雜還是簡約，要根據時代的要求決定，寬松的政策與剛猛的政策要相互補充。
刑書鑄刻在鼎上，固然詳細，然而約法三章，其可貴之處就在于簡明有效。
大叔因為使用了強硬的政治想來改變國家的衰敗局面，結果王室的皇子皇孫隻有哀悼的眼淚了。
春秋時晉國的趙盾一上台就改變他父親趙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陽侯曹參代蕭何為相後，卻一仍其舊，對蕭何當相國時的法令一字不動。
這些都是弛張寬猛之政治的極端例子，難道可以強求它們都整齊劃一嗎？ 諸子百家的學說，論述的都是當世政治的功過得失，我們已經都認真詳細地加以研究過了。
然而世人對為政之道大多存在誤解，隻偏好于某一種學說。
尊崇清淨無為學說的道家，視懦家學說為迂腐；拘泥名實的名家，卻認為道家學說荒誕；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風，認為現在依然可以實行；有的人征引切時救弊的成規，認為應當流傳于後世。
其實如果認真考究，這些認識都各有各的弊病。
由此可見，有法與無法，應當根據時代的不同加以讨論，時代結束了，實用于那個時代的政治方針也就失去了效用；時代向前發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随時代而發展。
隻要行動不錯過時機，前途必然光明。
不具有聰明智慧的人，誰能夠通曉權變的奧妙呢？
法家不分關系的親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繩之以法，這樣就把一愛一親屬、尊師長的恩誼倫理斷絕了。
這隻可以作為臨時措施，決不可以長期實行。
因此說法家&lsquo嚴而少恩&rsquo。
至于法家主張主尊貴、臣卑賤，劃清職責權限，誰也不準超越，這是各家學說都不能改變的。
&rdquo] 名家大多出身于掌管禮儀的官員。
古人身分地位不同，禮儀也不同。
孔子說：&ldquo一定要正名呀！&rdquo正名分是名家的長處。
到後來吹一毛一求疵的人利用它來治理天下，就隻辨析名分的細節而不注重實際情況，把名分搞得支離破碎。
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ldquo名家使人儉約，可是失去了真實一性一，但是它循名責實，卻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
名家過于明察，糾纏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專注于名詞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把握的常情，所以說名家&lsquo使人儉而善失真&rsquo。
至于名家循名責實，綜合考察事物的本質這一點，倒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慮的。
&rdquo] 墨家大多出身于掌管宗廟之官。
他們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節儉為貴；贍養有德、能帥衆、好為善和有社會經驗的老人，以兼一愛一為榮；選拔賢士舉行大射典禮，提倡尊重人才；宗廟祭祀敬重父輩，崇信鬼神；順從四時行一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兇的天命，但相信賢愚、善惡]；用孝敬來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為統一。
這些都是墨家的長處。
後來的愚人實行墨家的主張，隻看儉約的好處，于是否定禮制，隻知推崇兼一愛一，而不分别親近與疏遠。
這是墨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ldquo墨家過于儉約，難以遵守，因此他們所提倡的無法完全實行，但是他們務實節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廢棄的。
墨家也崇尚堯舜，引述堯舜的德行說：&lsquo他們住在三尺高的堂室裡，土打的台階不過三級，茅草屋頂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飾。
吃飯用陶簋，飲水用瓦盆，飯用粗米做，湯用豆葉熬。
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
&rsquo他們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喪也不悲哀。
他們教育人民要以此标準舉行喪禮。
若使天下都象這樣，尊卑就沒有分别了。
世道不同，時代變化，事業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說墨家&lsquo儉而難遵&rsquo。
總之，墨家主張強本節用，則是興家富民的好辦法。
這是墨家的長處，任何學派都不能廢棄的。
&rdquo 漢武帝問董仲舒：&ldquo提倡儉約的人是不會去制作玄黃色旌旗的。
到了周代，設立兩觀，乘高大的辂車，把八佾陳列于朝廷并使頌聲興起。
帝王的朝政，難道意旨各不相同嗎？&rdquo董仲舒回答說：&ldquo制度文采、玄黃大旗，這些儀仗都是用來區别尊卑、貴賤，從而勉勵有德行之人的。
所以春秋以來受天命而稱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曆法，确定每年起始的第一個月，變易服裝的顔色，其目的是順應天道。
然而有關官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規定，是有一定之規的。
孔子說：&lsquo奢侈就不會謙遜，勤儉才會鞏固。
&rsquo儉約并不是聖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說奢侈而不使君上儉約，儉約也不強求下面的人執行，這就是王道。
&rdquo] 縱橫家大多是從接待賓客、出使外交一類的官員中分離出來的。
孔子說： &ldquo使者啊，使者啊！這是一份難做的差事啊。
&rdquo意思是說應當因事制宜，權衡處理，因為在接受使命時，不可能也無法教給你全部外交辭令。
這是縱橫家的長處。
後來心術不正的人搞外交，開始崇尚欺詐，不講信義。
這是縱橫家的流弊。
一說是遊行。
遊俠善于制造一種氣勢，作威作福，結成私一黨一，在社會上逞強逞霸；善于遊說的人講求謀略，能言善辯，陰險一奸一詐，他們馳騁天下，以便得到民衆的贊賞；一愛一搞遊行的人善于以隊伍的陣容博取民衆的信任，迎一合時尚所好，連絡同一黨一，樹立虛假的聲勢，目的是為了獲得某一方面的權利。
這三類人，都是使天下産生不穩定的禍根，他們傷害國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敗壞法律，蠱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别警惕這三種人。
&lsquo三遊&rsquo之風是在末世之際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lsquo三遊&rsquo特别盛行。
在上的君主不賢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松一弛荒廢；以是否受到诽傍或贊譽作為榮辱的标準，而不考查其真實情況；以親一愛一和憎惡作為有利還是有害的根據，從來不管其實際内容；發表意見時首先在心中盤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講話；選擇畫圈的時候，首先考慮與自己的關系親疏遠近才下筆。
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義來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來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開始觸犯禮義，小人觸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榮華而抛棄真實的内容，竟相謀取私利，骨肉之間的恩情開始淡薄。
相反，人們重視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間的情誼，修身養一性一之道被忘得一幹二淨，一心一意隻想博得世人的一聲叫好。
有權勢的人家，送禮行一賄的人門庭若市，人們公開在大街上招聘、咨詢&mdash&mdash由于上述種種社會風氣的形成，結果導緻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壞。
&ldquo遊俠源于武勇剛強的鬥士階層，他們不願意拒絕有求于他們的人苦苦的要求，對于自己講過的話銘記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請求，舍上一性一命也要幫助他人排憂解難，或者接濟與之同一類型的人。
遊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稱之為義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變成黑社會的盜賊了。
遊說本來源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國，陳述天下大義或國家大事，以便完成國君交給的任務。
代表國家進行國際一性一活動，可以達到安定、有利于祖國的政治目的。
遊說主要是為解決國際糾紛，以達到相互諒解，消除人民的困惑。
如果正确地行使這一職責，那麼就是一種智慧與口才的較量；一旦運用得太過分了，就會變成欺騙和訛詐。
最初，遊行的出發點是為追求仁義道德，實踐泛一愛一思想，廣交天下朋友。
以文會友，相互寬容，求同存異，以便加強自身修養，順應時代的要求，為國為民建功立業。
如果用正當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會成為損害他人的行為，甚而成為犯上作亂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這不是很可悲的嗎？所以說，隻要最清明的治國之道得以推行，&lsquo三遊&rsquo就會自然被淘汰。
&rdquo] 雜家大多出身于議事之官。
雜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一揉一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張。
他們明白治理國家，實現太平盛世，必須融彙貫通諸子百家的學說。
這是雜家的長處。
後來學識淺薄的人搞起雜家來，就恣意放縱，務求廣博，沒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
這是雜家的流弊。
農家大多出身于主管農業的官員。
他們種植農作物，鼓勵耕種和養蠶，以達到人民豐衣足食的目的。
孔子說：&ldquo最為重要的是：人民和糧食。
&rdquo這是農家的長處。
後來見識淺薄的人，主張讓國王和大臣也去耕種，這就違背了君臣上下的關系。
這是農家的流弊。
[班固說：&ldquo司馬遷的《史記》，評論是非，很多觀點與聖人不同。
論述最高的政治原則，首先推崇道家的黃老學說，其次才是六經；講述遊俠的事迹，則貶低隐士，擡高一奸一雄；叙述财政經濟，則尊崇财富的權勢，以貧賤為羞恥。
這些都是《史記》的不足之處。
但《史記》擅長叙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華美，質樸而不俗氣，他秉筆直書，記述的曆史事件真實完備，不做虛假的贊美，不掩飾醜惡的東西，所以後世稱贊《史記》為真實的曆史記錄。
&rdquo] 文子說：&ldquo聖人做事，殊途同歸。
秦楚燕魏的歌曲，雖然曲調不同但都表達了歡樂之情；各少數民族的哭聲，雖然哭聲不同卻都是悲傷的表現。
因此說，歌聲是快樂的表現；哭泣是悲傷的結果。
内心和悅閑适，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來，凡有流露，就會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樂。
&rdquo 範晔說：&ldquo諸子百家關于政治的學說，是很高尚的啊！其要點是從根本上鞏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順應時代的變化。
然而國家命運和政治形勢不是一成不變的，因而導緻各種意見偏頗龐雜，所以對任何事情的是非評論，都會議論紛紛，互相矛盾。
&rdquo 對此可以再作一些評論：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遠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個含哺而嬉、鼓服而遊的時代了，人們的欲求也不是易于滿足的時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頭萬緒，人們千奇百怪的欲一望和情感也在不斷地萌生。
即便有應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窮盡這世道人心的變遷；就是高山大川的險峻幽深，也無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難測。
那麼，順應時尚和世事之推移變化，就不能用常規的辦法解決了。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假如由大聖人來治理天下，那麼所要達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規，以及為普天下的老百姓謀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應該有什麼不同。
然而法規、制度的增補或廢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樸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發揚光明，或者是保守傳統，也隻能在過去的範圍内轉來轉去。
興兵打仗與和平交往，也隻是與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
就是坐在帝王的寶座上，擺出皇帝的儀仗，穿上天子的服裝，雖然厚薄華美不同，但把國家治理好的宗旨卻是一緻的。
或者有時為了政治的需要，給達官貴人平反昭雪，對亂臣賊一黨一施以刑罰，雖然寬松的程度有區别，但是防犯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
這就是說，不同時代的政治制度，形式雖然相異，本質卻是相同的；思維方式雖然千差萬别，但目标卻是一緻的。
至于假如故意矯情用事，就會出現矯枉過正的弊端。
比方說吧，穿着涼鞋過冬，就犯了過分儉樸的一毛一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應當反對窮奢極侈；禁令不嚴，對下屬過于寬容，就容易出現尾大不掉、欺淩弱小的情況；權力過于集中，刑法過于嚴酷，又容易導緻分崩離析的局面。
在曹魏時期，文人寫詩撰文，極盡譏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個時期的國家風氣；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敗，在許多細小的事情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
所以采用或是舍棄什麼樣的制度，實在是決定一個國家的興盛還是衰敗的先決條件啊！ 由此看來，政策法規繁雜還是簡約，要根據時代的要求決定，寬松的政策與剛猛的政策要相互補充。
刑書鑄刻在鼎上，固然詳細，然而約法三章，其可貴之處就在于簡明有效。
大叔因為使用了強硬的政治想來改變國家的衰敗局面，結果王室的皇子皇孫隻有哀悼的眼淚了。
春秋時晉國的趙盾一上台就改變他父親趙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陽侯曹參代蕭何為相後，卻一仍其舊，對蕭何當相國時的法令一字不動。
這些都是弛張寬猛之政治的極端例子，難道可以強求它們都整齊劃一嗎？ 諸子百家的學說，論述的都是當世政治的功過得失，我們已經都認真詳細地加以研究過了。
然而世人對為政之道大多存在誤解，隻偏好于某一種學說。
尊崇清淨無為學說的道家，視懦家學說為迂腐；拘泥名實的名家，卻認為道家學說荒誕；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風，認為現在依然可以實行；有的人征引切時救弊的成規，認為應當流傳于後世。
其實如果認真考究，這些認識都各有各的弊病。
由此可見，有法與無法，應當根據時代的不同加以讨論，時代結束了，實用于那個時代的政治方針也就失去了效用；時代向前發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随時代而發展。
隻要行動不錯過時機，前途必然光明。
不具有聰明智慧的人，誰能夠通曉權變的奧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