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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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多想。
這種官員，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rdquo 春秋時鄭穆公的女兒夏姬，後世稱她為&ldquo一代妖姬&rdquo，是當時的名女人，陳、鄭等好幾個國家都亡在她手裡。
據說她好幾十歲了還不顯老，許多諸候都被她迷住了。
最初她嫁給陳國的大夫禦叔，丈夫死後，她和陳靈公及朝中大夫孔甯、儀行父私通，搞得朝廷烏煙瘴氣。
陳國的大夫洩冶看不下去，就向他們提出規谏。
陳靈公自知理虧，無顔面對洩冶，就買通一個刺客，把洩冶殺了。
就這件事子貢問孔子：&ldquo陳靈公君臣與夏姬yín亂朝綱，洩冶規勸，招來殺身之禍。
洩冶的行為與纣王時代的比幹相同，能不能說洩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rdquo 孔子說：&ldquo不能這樣說，因為比幹之于纣王，從私人關系方面講，他們是皇親，比幹是纣王的叔父；從公的方面講，比于是皇帝的老師。
比于是為保住殷商的宗廟社稷，所以他下決心犧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所以比幹當時的心理狀态，是真正的仁一愛一之心。
洩冶就不同了，他隻是陳靈公的部屬，地位不過是個下大夫，并沒有血緣上的親密關系，在陳國這樣一個政亂君昏的國家，正人君子本應挂冠而去，可是洩冶沒有這樣做。
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實際的幻想，想用區區一身，糾正國家領一導一人的yín亂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點用處都沒有。
象他這種作法，一愛一國之心還是有的，至于說到忠、仁，卻毫不相幹。
《詩經》中有兩句話：&lsquo民之多僻，無自立辟。
&rsquo意思是說，尋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時候，是沒有辦法把他們拉回來的。
洩冶就是這種人。
&rdquo 有人問：&ldquo叔孫通順着秦二世的心事拍馬屁，這是應該的嗎？&rdquo 司馬遷回答道：&ldquo叔孫通先生考較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決定自己的進退，這個原則是前代哲人所認可的。
他為了繼承文化道統，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時代一來，好做一番事業，制定富有文化一精一神的體制。
進退韬諱，他看得很清楚。
在秦始皇那個時代，他沒有辦法，隻好遷就當時的時代環境。
他非常懂得适應時代的變化，以最強的應變能力達到最終目的，最後終于成了漢王朝的儒學宗師，開創了幾千年的儒家禮儀制度。
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樹，所有的樹都被彎曲折斷的時候，隻有它還直立着，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險，容易折斷，所以雖然直立，卻很柔韌。
保全自身以後，在那樣的亂世是很難生存的，不來點随波逐流，就顯得與衆不同，太特别了也要吃虧，隻好遷就世俗。
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須&lsquo曲而不撓&rsquo，心中始終堅持一貫的思想原則。
所以在亂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種&lsquo大直若诎&rsquo的樣子，看上去好象不會說話，畏畏縮縮的，曲裡拐彎的，但最終的目的是要實現自己的理想。
這就是叔孫通的處世哲學。
&rdquo 有這樣一個觀點：司馬遷在談到官員的标準時說：&ldquo在朝為官而不給領導提意見，這種官員要不的。
&rdquo比如朱雲和張禹的事吧，這兩個人都是漢成帝的老師，當時正是王莽家族用權的時候，民間怨恨到了極點，各地的奏章報到中央，都被張禹壓下來不給皇帝看。
朱雲當着皇帝的面诘問張禹：&ldquo下面那麼多奏章你不讓聖上看，象死人一樣占着一塊地方，隻想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什麼都不幹，使上下的意見、消息無法勾通，該殺！&rdquo 班固對此發表意見說：&ldquo為人處世太難了，跟着時代、世俗走吧，就違背了倫理道德，違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脫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馬上變的舉步維艱，危機四伏，至少這輩子沒有飯吃，會把自己給餓死。
因此古代的人給官也不做。
為什麼不願做官？為什麼要清高？因為他既然出來做官，就想對國家對社會有所貢獻。
可是如果估量一下當時的局勢，當官後不但一無所為，甚至還有危險，那又何必出來？這樣一想，就不輕易接收招聘了。
&rdquo由這個道理看起來，推論下去，一旦面臨生存還是死亡的抉擇，有時候連命也得搭上，這生與死的取舍，該怎麼講呢？ 範晔對這一重大問題的回答是：&ldquo一個人一天到晚，專門講文化道德、義理之學，那麼就連飯也吃不上，連謀生的辦法都沒有了；但是如果隻講求生，為掙錢，為當官，連命都不要，倫理道德的貫徹就被堵死了。
古人在生與義發生沖突時，取舍的标準是這樣：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價值，就舍生取義；假如生存下來可以扭轉局面，幹一番更大的事業，雖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價值，那就舍義求生。
否則，隻能殉難以全節了。
&rdquo 如果有人問：&ldquo如此說來，後漢的窦武、陳蕃，與把持朝政的窦後及其親信宦官曹節、王甫抗衡鬥争，最終還是死在這班外戚、宦官手裡，難道他們做錯了嗎？&rdquo 《後漢書》的作者範晔對這段曆史是這樣議論的：&ldquo漢桓帝、漢靈帝兩朝，象陳蕃這樣的人，都是能夠建樹時代風尚，對當時渾渾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風氣發出抗議的人。
以他的人品學問，道德情一操一，在最腐敗的社會風氣中，猶如駿馬馳騁在坎坷崎岖的險途中一樣，敢和那些權勢薰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
以他的聰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潔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這樣做 罷了。
因為他堅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準，悲憫當時世俗庸人，象一些知識分子那樣，看到世風日下，盡管反感極了，也隻求遠離五濁惡世，自以為清高，然而這樣一來，人世間就連一些互相同情、憐惜的人情味都沒有了。
所以他反對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認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義，而他自己好幾次有機會退隐避禍，可就是不走，以&lsquo天下興亡，匹夫有責&rsquo的一精一神，以仁義之心為已任，明知任重道遠，意志更加堅定、激昂。
等到政治形勢一有施展才智的機會，就協同窦武掃除宦官勢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
這樣的死，以曆史的眼光看，把時間拉長、空間放大了，是把千秋萬代的事業放在一個暫短的時空内做了。
他這生命的價值，在于一精一神的不死，千秋萬代都要受人景仰。
雖然他失敗了，然而他的一精一神、正義卻世世代代作為信念的支柱在引導、支持着世道人心。
&rdquo 這就是前面所講的義重于生、舍生取義的道理。
] [三國交戰的時候，廣陵（今江蘇揚州一帶）的太守張超把地方政務委托給臧洪去代理，後來袁紹也和臧洪成了朋友。
等到曹一操一在雍丘（今河南杞縣） 包圍了張超，臧洪聞訊後，光着腳哭着到處替張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張超，因與袁紹是朋友，又向袁紹求援，可是袁紹沒答應。
雍丘被曹一操一攻破後，張超全家被殺。
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紹，就和他絕交了。
朋友反目成仇後，袁紹舉兵圍攻臧洪，城破之後，臧洪也被袁紹殺了。
後來人們在談論起這件往事時，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認為他頭腦不清，稀裡胡塗。
三國交戰的那個時代，正象春秋戰國縱橫錯節的時代一樣，是個沒有道理好講的時代，說不上哪一方是仁義之師。
臧洪昏頭昏腦，對時代環境看不清，身家一性一命都保不住，還妄想象在和平安居時那樣講道義，講友情，豈不可笑！所以說，身處亂世還想象臧洪那樣去立功立業，救苦救難，隻能自取滅亡。
] 也許有人會問：&ldquo臧洪雖然不明智，但他為救朋友張超而死，總還夠得上講義氣吧？&rdquo 對此範晔也有他的看法。
他說：&ldquo曹一操一兵圍雍丘，張超處境危急，臧洪為救朋友到處求救，當時就臧洪個人感情之悲憤、慷慨來說，是一種壯烈的情一操一。
看他那副光着腳奔走呼号、帶兵赴難的樣子，确實值得同情。
可是話說回來，英雄豪傑在某種特定的情勢下，對于是非善惡的取舍，與普通人的信守節義，在心态上是否不一樣呢？&lsquo大行不辭小讓&rsquo，成大功，立大業，辦大事的人，是顧不到那麼多枝節瑣事的，甚至挨罵都在所不惜。
至于象三國時期，袁紹、曹一操一、張超這一幫人，和一切亂世中擁兵割據的草頭王一樣，有時候結盟訂約，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實際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盤，聯合有利就聯合，開戰有利就汗戰，根本沒有什麼信義可講，唯一的出發點是形勢的需要，利害的衡量。
在這種局勢下，看不透這一點，而去和人講道義，隻有送命了。
更何況三國時，在軍閥割劇的戰亂局面下，雍丘是個非常危險的偏城，臧洪出于一時憤慨，隻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一操一包圍了，心想袁紹也是朋友，就去請袁出兵，卻不知曹、袁當時出于利害關系的考慮，剛剛講和，正是友好相處的時候。
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紹的兵打敗曹一操一，來解救朋友的危難，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門驅狼後門進虎的做法，是很危險的。
再說，按兵法來講，逞一時義憤，率忿恨之師，是兵家之大忌。
臧洪&lsquo徒跣且号，束甲請兵&rsquo，和楚國的申包胥因楚國被吳國打敗，到秦國請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樣，在個人的情感上無可指責，但是對解決問題而言，一點用也沒有。
借助外力解決本國的危難，隻會落個把國家拱手讓給他人的下場，從來沒有聽說這樣能複國圖存的。
&rdquo 有人問：&ldquo天下聞名的遊俠季布，當年曾是項羽麾下戰将，一次追擊劉邦，差點殺了劉邦。
後來劉邦得了天下，最恨的就是季布，懸重賞全國通緝他，同時下令，誰敢藏匿他就誅滅九族。
弄得季布無處藏身，剃成了光頭，毀了容，東躲西藏，四處流竄。
一個真正的英雄壯士，窮途末路，一死了之算了。
象季布這樣的壯士，一反昔日剛勇豪邁的氣概，去做窩囊的亡命徒。
這樣對嗎？&rdquo 司馬遷在談到季布的行為時說：&ldquo在劉、項争雄的時候，以西楚霸王項羽那樣&lsquo力拔山兮&rsquo的氣概，季布仍然能在楚軍中以武勇揚名楚國，每次戰役都身先士卒，率領部隊沖鋒陷陣，多少次沖入敵軍奪旗斬将，稱得上是真正的壯士。
可是等到項羽失敗，劉邦下令通緝他，要抓他殺他的時候，他又甘心為奴而不自一殺，又顯得多麼下賤，一點志氣都沒有。
季布為什麼要這麼做呢？他肯定是堅信自己是個了不起的人才，隻是投錯了胎，走錯了路，所以受盡了屈辱但不以為恥，盼望有機會能施展自己還沒有充分發揮的潛能，所以最終還是成了漢代的名将。
由他的所作所為，可以窺測出他的志氣、抱負，他覺得為項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樣忍厚負重，委屈求全。
由此看來，一個有見識、有素養、有氣魄的賢者，固然把死看的很重，可并不象愚夫愚婦一樣，心胸狹隘，為了一點兒小事，就氣得尋死上吊，這并不是有勇氣的表現，而是計窮力竭，覺得沒有辦法挽回局面，走到絕路上了，所以才去自一殺。
而胸懷大志的人，雖然不怕死，但要看值不值得去死，隻要還有一線東山再起的希望，是絕不會輕生的。
&rdquo [對生與義的沖突和取舍，司馬遷還有一種說法：&ldquo在楚漢相争的時候，魏豹和彭越這兩個人，有自己的軍隊，能征慣戰，都是一方的霸主，他們投靠哪一方，對局勢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這兩個人雖然出身卑賤，一個是亡命徒，一個是打魚的，然而亂世英雄起四方，一旦聚衆呼嘯，攻城略地，席卷千裡，就有了稱王稱霸的資本，殺人放火，氣焰嚣張，天天都是他們得意的時候。
這種土匪、流一氓出身的投機分子，心懷叛逆，唯恐天下不亂，因為在亂世他們才有機可乘，有油水可撈，一旦社會安定，就沒他們的立足之地了。
這種人失敗了是不會自一殺的，他們甯願被俘虜，受盡淩一辱而死，而且至死也不甘心，這是什麼道理呢？&rdquo 司馬遷說：&ldquo象這樣的行徑，就是中等水平以上的人，也會覺得羞恥，更何況具有帝王之才的人呢？如項羽失敗了，都因元顔面對江東父老而自一殺了。
但這些人失敗之後，甯可被俘也不願自行了斷，落到坐大獄、受刑戮的地步，這是為什麼呢？沒有别的緣故，隻因為他們的智慧、謀略超人，唯一憂懼的是此身不保，隻要&lsquo留得青山在&rsquo，一旦抓到哪怕是不大的一點權力，就想實現他的理想，讓天下來個天翻地覆，所以他們甯願做囚犯也不想死。
&rdquo 這些縱橫之士，隻想如何建功立業，為此受什麼委屈都在所不惜。
司馬遷在《蔺相如列傳》之後，贊頌蔺相如時說過：&ldquo一個人明知幹一件事非死不可，還要決心去做，這是需要大勇的。
死并不是一件難事，難的是如何處理。
決定死還是生，這不但要有大勇，還要有大智。
當蔺相如捧着和氏壁，眼睛看着柱子，準備人玉俱毀的時候，回過頭來怒斥秦王及其左右，蔺相如已經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以一文弱書生，當面折辱威加四海的秦王，多不過被砍頭而已。
可是在那種情況下，能做出這一決定是最難的，就連當時在場的文武百宮，都吓得戰戰兢兢，大氣都不敢出，然而蔺相如卻能氣勢奪人，反而鎮住了秦國上下。
後來他回到趙國，因此舉功勞太大，位比廉頗，老将軍心有不服，處處和他過不去，然而蔺相如總是百般謙讓，後來廉頗負荊請罪，将相和好，名重泰山，千古流芳。
象蔺相如這樣處理生與死、榮與辱的，才算是智勇雙全啊！&rdquo 這就是忠貞之士的典型，真正懂的何時、何地、何事上不伯死，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又不輕言犧牲，是具有大智慧、大勇氣的英雄。
齊桓公的名相管仲說：&ldquo人們認為我被齊桓公俘虜後，關在牢裡委屈求全是可恥的，可我認為有志之士可恥的不是一時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對國家、社會做貢獻；人們認為我所追随、擁戴的公子糾死了，我也應該跟着死，不死就是可恥，可我認為可恥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讓一個國家稱雄天下。
&rdquo 管仲的這番話表明，有經世治國之才的人由于對自己的才能充滿信心，以改天換地作為人生之目标，所以決不會把生死看得太重。
季布也罷，管仲也罷，這些有才有識之士，對自己一生的行為，乃至死與不死，都有很明确的價值觀念和衡量标準。
] [我們再提出一個問題來讨論一下。
魏晉南北朝末，在劉裕建立的宋朝（公元420～502年），有一個叫宗悫的落魄書生，他的同鄉庾業很瞧不起他。
庾業有錢有勢，豪闊得很，宴請客人，一上幾十道菜，酒桌都有一丈見方，可是招待宗悫的飯菜卻隻有用稗子等雜糧煮的粗飯，宗悫照樣坦然地吃。
等到後來宗悫發達了，做了豫州太守，生殺之權集于一身，不但不記庾業輕辱他的舊恨，反而請庾業來做他的秘書長。
]對宗悫這種不記恨過去折辱他的人，反而以德報怨的度量該如何理解、評價呢？ 斐子野在談到幾個類似的曆史人物時說：&ldquo一個人在窮困時不悲不愁，在微賤時不氣餒不苦悶，淡泊于天命和平凡，窮就窮，很坦然，可是絕不放棄偉大的理想。
這樣的素養、器度和品德隻有象曾子、原憲這兩位孔子的學生才具有；還有一種人，倒黴的時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準，低頭認命，甚至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低眉順目，鞠躬屈膝，屈居庸庸碌碌、無賴潑皮之下，忍受胯一下之辱也不反抗，一旦得勢了，就在英雄頭上跑馬。
韓信、黥布就是這種人。
&ldquo這兩種人，卑賤的時候被人輕蔑、侮辱的情況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态卻截然不同。
一種是英雄情一操一，得志就氣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負重；另一種是道德、人格的榜樣，認為人生本來平淡，從不侈求榮華富貴，淡泊中養其清泰天和。
&ldquo至于象宗悫這樣的人，卻兼有這兩種情一操一、氣度的長處。
當年庾業在高朋滿座的情況下冷落他，小瞧他，他不覺得慚愧，因為他有理想，有大志，這一點和韓信、黥布相象；在他得志以後，還請庾業做部下，不
這種官員，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rdquo 春秋時鄭穆公的女兒夏姬，後世稱她為&ldquo一代妖姬&rdquo，是當時的名女人，陳、鄭等好幾個國家都亡在她手裡。
據說她好幾十歲了還不顯老，許多諸候都被她迷住了。
最初她嫁給陳國的大夫禦叔，丈夫死後，她和陳靈公及朝中大夫孔甯、儀行父私通，搞得朝廷烏煙瘴氣。
陳國的大夫洩冶看不下去，就向他們提出規谏。
陳靈公自知理虧，無顔面對洩冶，就買通一個刺客，把洩冶殺了。
就這件事子貢問孔子：&ldquo陳靈公君臣與夏姬yín亂朝綱，洩冶規勸，招來殺身之禍。
洩冶的行為與纣王時代的比幹相同，能不能說洩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rdquo 孔子說：&ldquo不能這樣說，因為比幹之于纣王，從私人關系方面講，他們是皇親，比幹是纣王的叔父；從公的方面講，比于是皇帝的老師。
比于是為保住殷商的宗廟社稷，所以他下決心犧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所以比幹當時的心理狀态，是真正的仁一愛一之心。
洩冶就不同了，他隻是陳靈公的部屬，地位不過是個下大夫，并沒有血緣上的親密關系，在陳國這樣一個政亂君昏的國家，正人君子本應挂冠而去，可是洩冶沒有這樣做。
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實際的幻想，想用區區一身，糾正國家領一導一人的yín亂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點用處都沒有。
象他這種作法，一愛一國之心還是有的，至于說到忠、仁，卻毫不相幹。
《詩經》中有兩句話：&lsquo民之多僻，無自立辟。
&rsquo意思是說，尋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時候，是沒有辦法把他們拉回來的。
洩冶就是這種人。
&rdquo 有人問：&ldquo叔孫通順着秦二世的心事拍馬屁，這是應該的嗎？&rdquo 司馬遷回答道：&ldquo叔孫通先生考較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決定自己的進退，這個原則是前代哲人所認可的。
他為了繼承文化道統，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時代一來，好做一番事業，制定富有文化一精一神的體制。
進退韬諱，他看得很清楚。
在秦始皇那個時代，他沒有辦法，隻好遷就當時的時代環境。
他非常懂得适應時代的變化，以最強的應變能力達到最終目的，最後終于成了漢王朝的儒學宗師，開創了幾千年的儒家禮儀制度。
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樹，所有的樹都被彎曲折斷的時候，隻有它還直立着，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險，容易折斷，所以雖然直立，卻很柔韌。
保全自身以後，在那樣的亂世是很難生存的，不來點随波逐流，就顯得與衆不同，太特别了也要吃虧，隻好遷就世俗。
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須&lsquo曲而不撓&rsquo，心中始終堅持一貫的思想原則。
所以在亂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種&lsquo大直若诎&rsquo的樣子，看上去好象不會說話，畏畏縮縮的，曲裡拐彎的，但最終的目的是要實現自己的理想。
這就是叔孫通的處世哲學。
&rdquo 有這樣一個觀點：司馬遷在談到官員的标準時說：&ldquo在朝為官而不給領導提意見，這種官員要不的。
&rdquo比如朱雲和張禹的事吧，這兩個人都是漢成帝的老師，當時正是王莽家族用權的時候，民間怨恨到了極點，各地的奏章報到中央，都被張禹壓下來不給皇帝看。
朱雲當着皇帝的面诘問張禹：&ldquo下面那麼多奏章你不讓聖上看，象死人一樣占着一塊地方，隻想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什麼都不幹，使上下的意見、消息無法勾通，該殺！&rdquo 班固對此發表意見說：&ldquo為人處世太難了，跟着時代、世俗走吧，就違背了倫理道德，違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脫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馬上變的舉步維艱，危機四伏，至少這輩子沒有飯吃，會把自己給餓死。
因此古代的人給官也不做。
為什麼不願做官？為什麼要清高？因為他既然出來做官，就想對國家對社會有所貢獻。
可是如果估量一下當時的局勢，當官後不但一無所為，甚至還有危險，那又何必出來？這樣一想，就不輕易接收招聘了。
&rdquo由這個道理看起來，推論下去，一旦面臨生存還是死亡的抉擇，有時候連命也得搭上，這生與死的取舍，該怎麼講呢？ 範晔對這一重大問題的回答是：&ldquo一個人一天到晚，專門講文化道德、義理之學，那麼就連飯也吃不上，連謀生的辦法都沒有了；但是如果隻講求生，為掙錢，為當官，連命都不要，倫理道德的貫徹就被堵死了。
古人在生與義發生沖突時，取舍的标準是這樣：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價值，就舍生取義；假如生存下來可以扭轉局面，幹一番更大的事業，雖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價值，那就舍義求生。
否則，隻能殉難以全節了。
&rdquo 如果有人問：&ldquo如此說來，後漢的窦武、陳蕃，與把持朝政的窦後及其親信宦官曹節、王甫抗衡鬥争，最終還是死在這班外戚、宦官手裡，難道他們做錯了嗎？&rdquo 《後
以他的人品學問，道德情一操一，在最腐敗的社會風氣中，猶如駿馬馳騁在坎坷崎岖的險途中一樣，敢和那些權勢薰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
以他的聰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潔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這樣做 罷了。
因為他堅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準，悲憫當時世俗庸人，象一些知識分子那樣，看到世風日下，盡管反感極了，也隻求遠離五濁惡世，自以為清高，然而這樣一來，人世間就連一些互相同情、憐惜的人情味都沒有了。
所以他反對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認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義，而他自己好幾次有機會退隐避禍，可就是不走，以&lsquo天下興亡，匹夫有責&rsquo的一精一神，以仁義之心為已任，明知任重道遠，意志更加堅定、激昂。
等到政治形勢一有施展才智的機會，就協同窦武掃除宦官勢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
這樣的死，以曆史的眼光看，把時間拉長、空間放大了，是把千秋萬代的事業放在一個暫短的時空内做了。
他這生命的價值，在于一精一神的不死，千秋萬代都要受人景仰。
雖然他失敗了，然而他的一精一神、正義卻世世代代作為信念的支柱在引導、支持着世道人心。
&rdquo 這就是前面所講的義重于生、舍生取義的道理。
] [三國交戰的時候，廣陵（今江蘇揚州一帶）的太守張超把地方政務委托給臧洪去代理，後來袁紹也和臧洪成了朋友。
等到曹一操一在雍丘（今河南杞縣） 包圍了張超，臧洪聞訊後，光着腳哭着到處替張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張超，因與袁紹是朋友，又向袁紹求援，可是袁紹沒答應。
雍丘被曹一操一攻破後，張超全家被殺。
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紹，就和他絕交了。
朋友反目成仇後，袁紹舉兵圍攻臧洪，城破之後，臧洪也被袁紹殺了。
後來人們在談論起這件往事時，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認為他頭腦不清，稀裡胡塗。
三國交戰的那個時代，正象春秋戰國縱橫錯節的時代一樣，是個沒有道理好講的時代，說不上哪一方是仁義之師。
臧洪昏頭昏腦，對時代環境看不清，身家一性一命都保不住，還妄想象在和平安居時那樣講道義，講友情，豈不可笑！所以說，身處亂世還想象臧洪那樣去立功立業，救苦救難，隻能自取滅亡。
] 也許有人會問：&ldquo臧洪雖然不明智，但他為救朋友張超而死，總還夠得上講義氣吧？&rdquo 對此範晔也有他的看法。
他說：&ldquo曹一操一兵圍雍丘，張超處境危急，臧洪為救朋友到處求救，當時就臧洪個人感情之悲憤、慷慨來說，是一種壯烈的情一操一。
看他那副光着腳奔走呼号、帶兵赴難的樣子，确實值得同情。
可是話說回來，英雄豪傑在某種特定的情勢下，對于是非善惡的取舍，與普通人的信守節義，在心态上是否不一樣呢？&lsquo大行不辭小讓&rsquo，成大功，立大業，辦大事的人，是顧不到那麼多枝節瑣事的，甚至挨罵都在所不惜。
至于象三國時期，袁紹、曹一操一、張超這一幫人，和一切亂世中擁兵割據的草頭王一樣，有時候結盟訂約，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實際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盤，聯合有利就聯合，開戰有利就汗戰，根本沒有什麼信義可講，唯一的出發點是形勢的需要，利害的衡量。
在這種局勢下，看不透這一點，而去和人講道義，隻有送命了。
更何況三國時，在軍閥割劇的戰亂局面下，雍丘是個非常危險的偏城，臧洪出于一時憤慨，隻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一操一包圍了，心想袁紹也是朋友，就去請袁出兵，卻不知曹、袁當時出于利害關系的考慮，剛剛講和，正是友好相處的時候。
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紹的兵打敗曹一操一，來解救朋友的危難，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門驅狼後門進虎的做法，是很危險的。
再說，按兵法來講，逞一時義憤，率忿恨之師，是兵家之大忌。
臧洪&lsquo徒跣且号，束甲請兵&rsquo，和楚國的申包胥因楚國被吳國打敗，到秦國請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樣，在個人的情感上無可指責，但是對解決問題而言，一點用也沒有。
借助外力解決本國的危難，隻會落個把國家拱手讓給他人的下場，從來沒有聽說這樣能複國圖存的。
&rdquo 有人問：&ldquo天下聞名的遊俠季布，當年曾是項羽麾下戰将，一次追擊劉邦，差點殺了劉邦。
後來劉邦得了天下，最恨的就是季布，懸重賞全國通緝他，同時下令，誰敢藏匿他就誅滅九族。
弄得季布無處藏身，剃成了光頭，毀了容，東躲西藏，四處流竄。
一個真正的英雄壯士，窮途末路，一死了之算了。
象季布這樣的壯士，一反昔日剛勇豪邁的氣概，去做窩囊的亡命徒。
這樣對嗎？&rdquo 司馬遷在談到季布的行為時說：&ldquo在劉、項争雄的時候，以西楚霸王項羽那樣&lsquo力拔山兮&rsquo的氣概，季布仍然能在楚軍中以武勇揚名楚國，每次戰役都身先士卒，率領部隊沖鋒陷陣，多少次沖入敵軍奪旗斬将，稱得上是真正的壯士。
可是等到項羽失敗，劉邦下令通緝他，要抓他殺他的時候，他又甘心為奴而不自一殺，又顯得多麼下賤，一點志氣都沒有。
季布為什麼要這麼做呢？他肯定是堅信自己是個了不起的人才，隻是投錯了胎，走錯了路，所以受盡了屈辱但不以為恥，盼望有機會能施展自己還沒有充分發揮的潛能，所以最終還是成了漢代的名将。
由他的所作所為，可以窺測出他的志氣、抱負，他覺得為項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樣忍厚負重，委屈求全。
由此看來，一個有見識、有素養、有氣魄的賢者，固然把死看的很重，可并不象愚夫愚婦一樣，心胸狹隘，為了一點兒小事，就氣得尋死上吊，這并不是有勇氣的表現，而是計窮力竭，覺得沒有辦法挽回局面，走到絕路上了，所以才去自一殺。
而胸懷大志的人，雖然不怕死，但要看值不值得去死，隻要還有一線東山再起的希望，是絕不會輕生的。
&rdquo [對生與義的沖突和取舍，司馬遷還有一種說法：&ldquo在楚漢相争的時候，魏豹和彭越這兩個人，有自己的軍隊，能征慣戰，都是一方的霸主，他們投靠哪一方，對局勢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這兩個人雖然出身卑賤，一個是亡命徒，一個是打魚的，然而亂世英雄起四方，一旦聚衆呼嘯，攻城略地，席卷千裡，就有了稱王稱霸的資本，殺人放火，氣焰嚣張，天天都是他們得意的時候。
這種土匪、流一氓出身的投機分子，心懷叛逆，唯恐天下不亂，因為在亂世他們才有機可乘，有油水可撈，一旦社會安定，就沒他們的立足之地了。
這種人失敗了是不會自一殺的，他們甯願被俘虜，受盡淩一辱而死，而且至死也不甘心，這是什麼道理呢？&rdquo 司馬遷說：&ldquo象這樣的行徑，就是中等水平以上的人，也會覺得羞恥，更何況具有帝王之才的人呢？如項羽失敗了，都因元顔面對江東父老而自一殺了。
但這些人失敗之後，甯可被俘也不願自行了斷，落到坐大獄、受刑戮的地步，這是為什麼呢？沒有别的緣故，隻因為他們的智慧、謀略超人，唯一憂懼的是此身不保，隻要&lsquo留得青山在&rsquo，一旦抓到哪怕是不大的一點權力，就想實現他的理想，讓天下來個天翻地覆，所以他們甯願做囚犯也不想死。
&rdquo 這些縱橫之士，隻想如何建功立業，為此受什麼委屈都在所不惜。
司馬遷在《蔺相如列傳》之後，贊頌蔺相如時說過：&ldquo一個人明知幹一件事非死不可，還要決心去做，這是需要大勇的。
死并不是一件難事，難的是如何處理。
決定死還是生，這不但要有大勇，還要有大智。
當蔺相如捧着和氏壁，眼睛看着柱子，準備人玉俱毀的時候，回過頭來怒斥秦王及其左右，蔺相如已經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以一文弱書生，當面折辱威加四海的秦王，多不過被砍頭而已。
可是在那種情況下，能做出這一決定是最難的，就連當時在場的文武百宮，都吓得戰戰兢兢，大氣都不敢出，然而蔺相如卻能氣勢奪人，反而鎮住了秦國上下。
後來他回到趙國，因此舉功勞太大，位比廉頗，老将軍心有不服，處處和他過不去，然而蔺相如總是百般謙讓，後來廉頗負荊請罪，将相和好，名重泰山，千古流芳。
象蔺相如這樣處理生與死、榮與辱的，才算是智勇雙全啊！&rdquo 這就是忠貞之士的典型，真正懂的何時、何地、何事上不伯死，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又不輕言犧牲，是具有大智慧、大勇氣的英雄。
齊桓公的名相管仲說：&ldquo人們認為我被齊桓公俘虜後，關在牢裡委屈求全是可恥的，可我認為有志之士可恥的不是一時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對國家、社會做貢獻；人們認為我所追随、擁戴的公子糾死了，我也應該跟着死，不死就是可恥，可我認為可恥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讓一個國家稱雄天下。
&rdquo 管仲的這番話表明，有經世治國之才的人由于對自己的才能充滿信心，以改天換地作為人生之目标，所以決不會把生死看得太重。
季布也罷，管仲也罷，這些有才有識之士，對自己一生的行為，乃至死與不死，都有很明确的價值觀念和衡量标準。
] [我們再提出一個問題來讨論一下。
魏晉南北朝末，在劉裕建立的宋朝（公元420～502年），有一個叫宗悫的落魄書生，他的同鄉庾業很瞧不起他。
庾業有錢有勢，豪闊得很，宴請客人，一上幾十道菜，酒桌都有一丈見方，可是招待宗悫的飯菜卻隻有用稗子等雜糧煮的粗飯，宗悫照樣坦然地吃。
等到後來宗悫發達了，做了豫州太守，生殺之權集于一身，不但不記庾業輕辱他的舊恨，反而請庾業來做他的秘書長。
]對宗悫這種不記恨過去折辱他的人，反而以德報怨的度量該如何理解、評價呢？ 斐子野在談到幾個類似的曆史人物時說：&ldquo一個人在窮困時不悲不愁，在微賤時不氣餒不苦悶，淡泊于天命和平凡，窮就窮，很坦然，可是絕不放棄偉大的理想。
這樣的素養、器度和品德隻有象曾子、原憲這兩位孔子的學生才具有；還有一種人，倒黴的時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準，低頭認命，甚至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低眉順目，鞠躬屈膝，屈居庸庸碌碌、無賴潑皮之下，忍受胯一下之辱也不反抗，一旦得勢了，就在英雄頭上跑馬。
韓信、黥布就是這種人。
&ldquo這兩種人，卑賤的時候被人輕蔑、侮辱的情況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态卻截然不同。
一種是英雄情一操一，得志就氣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負重；另一種是道德、人格的榜樣，認為人生本來平淡，從不侈求榮華富貴，淡泊中養其清泰天和。
&ldquo至于象宗悫這樣的人，卻兼有這兩種情一操一、氣度的長處。
當年庾業在高朋滿座的情況下冷落他，小瞧他，他不覺得慚愧，因為他有理想，有大志，這一點和韓信、黥布相象；在他得志以後，還請庾業做部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