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内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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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
昔者劉氏之玄，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
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
"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
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
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
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
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
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阙，亦曰一家之道然也。
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
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
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
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
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
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
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
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
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
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
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夫是堯、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
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
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讬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
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
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為事役也。
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
奮摩不已，而氣積焉。
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複憑吊生流連矣。
流連不已，而情深焉。
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
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
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
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
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
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
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
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
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
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
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
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於陽矣。
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
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
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於陰矣。
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
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
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為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
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
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
華樸争而不能無邪色，濃淡争而不能無奇味。
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争也。
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為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
以此為文，未有見其至者。
以此為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 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
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吾則以謂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蓋言心術貴於養也。
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
所雲發憤著書，不過叙述窮愁，而假以為辭耳。
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為怨诽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為謗書。
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為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為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仿效為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禅》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
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遊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
馀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讪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
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
夫以一身坎轲，怨诽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
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
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
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诽君謗主，不妨尊為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
"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
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
《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
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
故曰必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内史、外史、太史、小史、禦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
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
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内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
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
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
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
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
然而卿士、大夫，讨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财貨也。
典、谟、訓、诰，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
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诰、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
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
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笾豆之事，則有司存。
"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
"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
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
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
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而文為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
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
《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章也。
《傳》曰："禮，時為大。
"又曰："書同文"。
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
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為鬥奇射覆之資，不複計其實用也。
故道隐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
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
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
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
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
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
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為師，三代之舊法也。
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為師耳。
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為師。
《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
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
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
秦人以吏為師，始複古制。
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為非耳。
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為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
"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
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
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
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
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
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
損益雖曰随時，未有薄堯、舜，而诋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為治者。
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
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
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緻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
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
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複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
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
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
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
(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
)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
史遷著百三十篇，(《漢書》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
)乃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
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
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
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
遷書自裴骃為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為之注者，猶若幹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
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
且其為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複淺近，亦無古人隐微難喻之故；自可随其詣力，孤行於世耳。
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
惟於文诰案牍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沓，盡失遷、固之舊也。
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
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
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
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
作者多，則牴牾複沓之弊出。
複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複，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 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
源正而流别者，曆久而失真也。
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
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
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雲，而特筆以标之。
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雲雲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複自明也。
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
其陳、範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為之注。
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标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
自後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尚存饩羊於一線。
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
宋範沖修《神宗實錄》，别為《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
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為之解。
當與《通鑒舉要》、《考異》之屬，同為近代之良法也。
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為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為二品，實則一例。
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複者也。
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隐》、《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
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
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
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敬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
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
誠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僞，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複於質古，是又為益之尤大者也。
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後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
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
《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
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
其後支分派别，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為之傳；叙事迹者，區為之記。
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
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衆可也。
然如虞預《妒記》、《襄陽耆舊記》之類，叙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為典為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
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為傳而非經，而《易·系》亦止稱為《大傳》。
其後悉列為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别於後儒之
昔者劉氏之玄，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
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
"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
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
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
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
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
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阙，亦曰一家之道然也。
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
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
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
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
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
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
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
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
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
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
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夫是堯、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
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
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讬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
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
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為事役也。
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
奮摩不已，而氣積焉。
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複憑吊生流連矣。
流連不已，而情深焉。
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
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
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
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
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
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
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
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
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
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
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
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於陽矣。
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
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
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於陰矣。
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
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
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為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
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
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
華樸争而不能無邪色，濃淡争而不能無奇味。
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争也。
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為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
以此為文，未有見其至者。
以此為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 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
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吾則以謂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蓋言心術貴於養也。
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
所雲發憤著書，不過叙述窮愁，而假以為辭耳。
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為怨诽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為謗書。
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為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為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仿效為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禅》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
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遊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
馀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讪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
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
夫以一身坎轲，怨诽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
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
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
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诽君謗主，不妨尊為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
"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
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
《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
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
故曰必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内史、外史、太史、小史、禦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
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
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内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
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
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
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
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
然而卿士、大夫，讨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财貨也。
典、谟、訓、诰，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
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诰、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
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
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笾豆之事，則有司存。
"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
"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
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
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
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而文為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
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
《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章也。
《傳》曰："禮，時為大。
"又曰："書同文"。
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
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為鬥奇射覆之資，不複計其實用也。
故道隐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
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
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
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
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
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
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為師，三代之舊法也。
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為師耳。
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為師。
《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
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
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
秦人以吏為師，始複古制。
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為非耳。
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為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
"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
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
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
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
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
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
損益雖曰随時，未有薄堯、舜，而诋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為治者。
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
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
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緻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
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
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複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
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
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
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
)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
史遷著百三十篇，
)乃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
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
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
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
遷書自裴骃為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為之注者，猶若幹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
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
且其為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複淺近，亦無古人隐微難喻之故；自可随其詣力，孤行於世耳。
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
惟於文诰案牍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沓，盡失遷、固之舊也。
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
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
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
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
作者多，則牴牾複沓之弊出。
複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複，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 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
源正而流别者，曆久而失真也。
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
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
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雲，而特筆以标之。
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雲雲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複自明也。
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
其陳、範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為之注。
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标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
自後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尚存饩羊於一線。
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
宋範沖修《神宗實錄》，别為《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
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為之解。
當與《通鑒舉要》、《考異》之屬，同為近代之良法也。
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為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為二品，實則一例。
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複者也。
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隐》、《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
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
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
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敬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
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
誠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僞，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複於質古，是又為益之尤大者也。
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後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
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
《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
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
其後支分派别，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為之傳；叙事迹者，區為之記。
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
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衆可也。
然如虞預《妒記》、《襄陽耆舊記》之類，叙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為典為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
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為傳而非經，而《易·系》亦止稱為《大傳》。
其後悉列為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别於後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