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外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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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諸篇，則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諸子風衰之會也。
蕭氏不察，同編一類，非其質矣。
諸子一變而為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為說部之劄記，則宋人有志於學，而為返樸還淳之會也。
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習氣，而為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
遍閱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馀，取其偶然所得，一時未能結撰者，劄而記之，積少緻多，裒成其帙耳。
故義理率多可觀，而宗旨終難究索也。
永清文獻荒蕪，論說之文，無可采擇，約存一首，聊以備體，非敢謂有合於古人也。
詩賦叙錄 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
古者聲詩立教，铿锵肄於司樂，篇什叙於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
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於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蓋茫然而不可複追矣。
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辭，證其時事。
唐宋以後，雖雲文士所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微隐，敷陳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
故選文至於詩賦，能不墜於文人绮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略》，以封禅儀記入《禮經》，秦官奏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為一略，不隸《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别為部次也。
惜其叙例，不能申明原委，緻開後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
至於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
而劉《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詩，於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於後，以緻蕭《選》以下，奉為一定章程，可謂失所輕重者矣。
又其詩賦區為五種，若雜賦一門，皆無專主名氏，體如後世總集之異於别集。
詩歌一門，自為一類，雖無叙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别。
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家，門類既分為三，當日必有其說；而叙例阙如，(如諸子之目後叙明某家者流，其原出於古者某官雲雲是也。
)不與諸子之書，同申原委；此詩賦一略，後人所為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縣文徵，選輯詩賦，古者《國風》之遺意也。
舊志八景諸詩，頗染文士習氣，故悉删之，所以嚴史例也。
文丞相詞與《祭漯河文》，非詩賦而并錄之者，有韻之文，如銘箴頌诔，皆古詩之遺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班固《古今人表》，為世诟詈久矣。
由今觀之，斷代之書，或可無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無人表也。
固以斷代為書，承遷有作，凡遷史所阙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迹，但畫西京為界也。
是以《地理》及於《禹貢》、《周官》，《五行》羅列春秋戰國；人表之例，可類推矣。
人表之失，不當以九格定人，強分位置，而聖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謹嚴之旨。
又劉知幾摘其有古無今，名與實舛，說亦良允。
其馀紛紛議其不當作者，皆不足為班氏病也。
向令去其九等高下，與夫仁聖愚智之名，而以貴賤尊卑區分品地，或以都分國别異有标題，橫列為經，而以年代先後标著上方，以為之緯；且明著其說曰，取補遷書，作列傳之稽檢。
則其立例，當為後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豈至反為人诟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沉溺於衆毀之馀，而無有精史裁者，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
近代馬氏《繹史》，蓋嘗用其例矣。
然馬氏之書，本屬纂類，不為著作。
推其用意，不過三代去今日久，事文雜出，茫無端緒，列為人表，則一經傳姓名考耳。
且猶貶置班表，不解可為遷書補隙；又不解擴其義類，可為史氏通裁；顧曰人表，若為《繹史》而作，則亦未為知類者也。
夫通古之史，所書事迹，多取簡編故實；非如當代紀載，得於耳聞目見，虛實可以互參。
而既為著作，自命專家，則列傳去取，必有别識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盡類以收，同於排纂，亦其勢也。
(即如《左傳》中事，收入《史記》。
而子産、叔向諸人，不能皆編列傳。
《人表》安可不立？)至前人行事，雜見傳記，姓名隐顯，不無詳略異同。
列傳裁斷所馀，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則略者緻譏挂漏，詳者被謗偏徇，即後人讀我之書，亦覺阙然少繩檢矣。
故班氏之《人表》，於古蓋有所受，不可以輕議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
斷代之史，子言或可無需人表，或之雲者，未定辭也。
斷代無需徵古，何當有人表欤？曰：斷代書不一類，約計蓋有三門，然皆不可無人表也。
較於通史，自稍緩耳；有之，斯為美矣。
史之有列傳也，猶《春秋》之有《左氏》也。
《左氏》依經而次年月，列傳分人而著标題，其體稍異；而其為用，則皆取足以備經(《春秋》。
)紀(本紀。
)之本末而已矣。
治《左氏》者，嘗有列國《公子譜》矣。
治斷代紀傳之文者，僅有班《書》、《人表》，甫著錄而已為叢诟所加，孰敢再議人物之條貫欤？夫《春秋》、《公子》、《谥族》諸譜，(杜預等。
)《名字異同》諸錄，(馮繼先等。
)治編年者，如彼其詳。
而紀傳之史，僅一列傳目錄，而列傳數有限制；即年表世表，亦僅著王侯将相，勢自不能兼該人物，類别區分。
是以學者論世知人，與夫檢尋史傳去取義例，大抵渺然難知；則人表之不可阙也，信矣。
顧氏炎武曰："史無年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列傳既多，則文繁而事反遺漏。
"因謂其失始於陳壽，而範、沈、姚、李諸家，鹹短於此。
顧氏之說，可謂知一而不知二矣。
年表自不可廢；然王公将相，範、沈、姚、李諸史，所占篇幅幾何？唐宋之史，複立年表，而列傳之繁，乃數倍於範沈諸書，年表何救於列傳之多欤？夫不立人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年表猶其次焉者耳。
而人表方為史家怪笑，不敢複犯，宜其紛紛著傳，如填戶版，而難為決斷，定去取矣。
夫通古之史，所取於古紀載，簡冊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遷史之待補於固，未為晚也。
斷代之史，或取裁於簿書記注，或得之於耳目見聞，勢必不能盡類而書，而又不能必其事之無有，牽聯而及；則縱攬人名，區類為表，亦足以自見凡例，且嚴列傳通裁，豈可更待後之人乎？夫斷代之史，上者如班、陳之專門名家，次者如晉唐之集衆所長，下者如宋元之強分抑配。
專門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獨斷别裁；集衆所長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強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蕪濫猥棼。
故曰，斷代之史，約計三門，皆不可無人表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将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謂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於是具焉而已。
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無可表也。
且其所志人物，反類人物表焉，而更無所謂人物志焉，而表又非其表也。
蓋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馬以來，列傳之體，未有易焉者也。
方志為國史所取裁，則列人物而為傳，宜較國史加詳。
而今之志人物者，删略事實，總撷大意，約略方幅，區分門類。
其文非叙非論，似散似骈；尺牍寒溫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複翦裁。
至於品皆曾、史，治盡報、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斯固等於自郐無譏，存而不論可矣。
即有一二矯矯，雅尚别裁，則又簡略其辭，謬讬高古；或仿竹書記注，或摩石刻題名，雖無庸惡膚言，實味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為痼弊久矣。
是以國史甯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
夫志也，志也。
人物列傳，必取别識心裁，法《春秋》之謹嚴，含詩人之比興。
離合取舍，将以成其家言；雖曰一方之志，亦國史之具體而微矣。
今為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
前代帝王後紀，今存故裡，志家收於人物，於義未安；削而不載，又似阙典。
是以方志遇此，聚訟紛然，而私智穿鑿之流，往往節錄本紀，巧更名目，輾轉位置，終無确當。
今於傳删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為成法。
其善一也。
史傳人物本詳，志家反節其略，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
然既舉事文，歸於其義，則簡冊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類纂也。
茲於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苟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疏而不漏。
其善二也。
史家事迹，目詳於耳，寬今嚴古，勢有使然。
至於鄉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标題，節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
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
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難言。
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先王制作，存乎六藝，明其條貫，天下示諸掌乎？夫《書》道政事，典、谟、貢、範，可以為經要矣。
而《周官》器數，不入四代之書。
夏禮、殷禮，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
蓋政教典訓之大，自為專書；而人官物曲之細，别存其籍，其義各有攸當。
故以周孔經綸，不能合為一也。
司馬遷氏紹法《春秋》，著為十二本紀，其年表列傳，次第為篇，足以備其事之本末；而於典章制度，所以經緯人倫，綱維世宙之具，别為八書，以讨論之。
班氏廣為十志，後史因之，互有損益，遂為史家一定法矣。
昔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魯。
左氏綜紀《春秋》，多稱禮經。
書志之原，蓋出官《禮》。
《天官》未改天文，《平準》未改食貨，猶存《漢書》一二名義，可想見也。
鄭樵乃雲："志之大原，出於《爾雅》"，非其質矣。
然遷、固書志，采其綱領，讨論大凡，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得與紀傳互相發明，足矣。
至於名物器數，以謂别有專書，不求全備，猶左氏之數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
司馬《禮書》末雲："俎豆之事，則有司存。
"其他抑可知矣。
自沈、範以降，讨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
至歐陽《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府簿書，泉貨注記，分門别類，惟恐不詳。
《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疊幾，難窺統要。
是殆欲以《周官》職事，經禮容儀，盡入《春秋》，始稱全體。
則夫子删述《禮》、《樂》、《詩》、《書》，不必分經為六矣。
夫馬、班書志，當其創始，略存諸子之遺。
《管子》、《呂覽》、《鴻烈》諸家，所述天文地圓官圖樂制之篇，采掇制數，運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仿也。
馬、班豈不知名數器物，不容忽略，蓋謂各有成書，不容於一家之言，曲折求備耳。
如欲曲折求備，則文必繁蕪，例必龐雜，而事或反晦而不顯矣。
惟夫經生策括，類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該，便於尋檢，此則猥陋無足責耳。
史家綱紀群言，将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數，拾給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禮》，意可互求，而例則不可混合者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簿書纖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張本，後世又無由而知，則欲考古制而得其詳，其道何從？曰：叔孫章程，韓信軍法，蕭何律令，皆漢初經要之書，猶《周官》之六典也。
《漢志》禮樂刑法，不能赅而存之，亦以其書自隸宮府，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
官失書亡，則以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不獨漢為然矣。
歐、宋諸家，不達其故，乃欲藉史力以傳之。
夫文章易傳，而度數難久，故《禮》亡過半，而《樂經》全逸。
六藝且然，況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勝矣。
萬物之情，各有所極。
倘後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床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
是則因度數繁重，反并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數哉？ 然則前代章程故事，将遂聽其亡欤？曰：史學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
歐陽《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也。
劉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并仿《周官》六典，包羅典章，钜細兼收，書盈百帙。
未嘗不曰君臣事迹，紀傳可詳，制度名數，書志難於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
至於宋初王氏有《唐會要》、《五代會要》，其後徐氏更為《兩漢會要》，則補苴前古，括代為書。
雖與劉、杜之典，同源異流，要皆綜核典章，别於史志，義例昭然，不可易矣。
夫唐宋所為典要，既已如彼；後人修唐宋書，即以其法，紀綱唐宋制度，使與紀傳之史，相輔而行；則《春秋》、《周禮》，并接源流。
弈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歐陽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而猥加羅列，則亦不善度乎時矣。
"或謂《通典》、《會要》之書，較馬、班書志之體為加詳耳。
其於器物名數，亦複不能甄綜赅備，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此又非知言也。
古物苟存於今，雖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未始不可備考證也。
如欲皆存而無裁制，則岱嶽不足供藏書，滄海不足為墨渖也。
故為史學計其長策，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删取名物器數，略有條貫，以存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為百世不易之規，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掌故之原，始於官《禮》。
百官具於朝廷，則惟國史書志，得而撷其要，國家會典會要之書，得而備其物與數矣。
撰方志者，何得分志與掌故乎？曰：部寺卿監之志，即掌故也；拟於《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考工記》也。
部府州縣之志，乃國史之分體，拟於周制，猶晉《乘》、楚《梼杌》、與魯《春秋》也。
郡縣異於封建，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
六曹職掌，在上頒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較之國史，具體而微。
志與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溷也。
今之方志，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以譏為也。
然簿書案牍，頒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為加；雖有愚拙，不能為損；名勝大邦，與荒僻陋邑，無以異也。
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牍，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
故曰：禮失求諸野也。
夫治國史者，因推國史以及掌故，蓋史法未亡，而掌故之義不明，故病史也。
治方志者，轉從掌故而正方志；蓋志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修其掌故，則志義轉可明矣。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
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
徒以簡略為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識也。
但知詳備為掌故，則胥史優為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
夫志者，志也。
其事其文之外，蓋有義焉。
所謂操約之道者此也。
而或誤以并省事迹，删削文字，謂之簡也；其去古人，不亦遠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别裁，或詳人之所略，或棄人之所取，初無一成之法。
要讀之者，美愛傳久，而恍然見義於事文間，斯乃有關於名教也。
然不整齊掌故，别為專書，則志亦不能自見其意矣。
《文史通義》 清·章學誠
蕭氏不察，同編一類，非其質矣。
諸子一變而為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為說部之劄記，則宋人有志於學，而為返樸還淳之會也。
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習氣，而為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
遍閱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馀，取其偶然所得，一時未能結撰者，劄而記之，積少緻多，裒成其帙耳。
故義理率多可觀，而宗旨終難究索也。
永清文獻荒蕪，論說之文，無可采擇，約存一首，聊以備體，非敢謂有合於古人也。
詩賦叙錄 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
古者聲詩立教，铿锵肄於司樂，篇什叙於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
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於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蓋茫然而不可複追矣。
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辭，證其時事。
唐宋以後，雖雲文士所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微隐，敷陳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
故選文至於詩賦，能不墜於文人绮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略》，以封禅儀記入《禮經》，秦官奏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為一略，不隸《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别為部次也。
惜其叙例，不能申明原委，緻開後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
至於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
而劉《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詩，於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於後，以緻蕭《選》以下，奉為一定章程，可謂失所輕重者矣。
又其詩賦區為五種，若雜賦一門，皆無專主名氏，體如後世總集之異於别集。
詩歌一門，自為一類，雖無叙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别。
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家，門類既分為三，當日必有其說；而叙例阙如，
)不與諸子之書，同申原委；此詩賦一略，後人所為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縣文徵，選輯詩賦，古者《國風》之遺意也。
舊志八景諸詩，頗染文士習氣，故悉删之，所以嚴史例也。
文丞相詞與《祭漯河文》，非詩賦而并錄之者，有韻之文，如銘箴頌诔，皆古詩之遺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班固《古今人表》，為世诟詈久矣。
由今觀之，斷代之書，或可無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無人表也。
固以斷代為書，承遷有作，凡遷史所阙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迹，但畫西京為界也。
是以《地理》及於《禹貢》、《周官》，《五行》羅列春秋戰國；人表之例，可類推矣。
人表之失，不當以九格定人，強分位置，而聖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謹嚴之旨。
又劉知幾摘其有古無今，名與實舛，說亦良允。
其馀紛紛議其不當作者，皆不足為班氏病也。
向令去其九等高下，與夫仁聖愚智之名，而以貴賤尊卑區分品地，或以都分國别異有标題，橫列為經，而以年代先後标著上方，以為之緯；且明著其說曰，取補遷書，作列傳之稽檢。
則其立例，當為後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豈至反為人诟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沉溺於衆毀之馀，而無有精史裁者，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
近代馬氏《繹史》，蓋嘗用其例矣。
然馬氏之書，本屬纂類，不為著作。
推其用意，不過三代去今日久，事文雜出，茫無端緒，列為人表，則一經傳姓名考耳。
且猶貶置班表，不解可為遷書補隙；又不解擴其義類，可為史氏通裁；顧曰人表，若為《繹史》而作，則亦未為知類者也。
夫通古之史，所書事迹，多取簡編故實；非如當代紀載，得於耳聞目見，虛實可以互參。
而既為著作，自命專家，則列傳去取，必有别識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盡類以收，同於排纂，亦其勢也。
而子産、叔向諸人，不能皆編列傳。
《人表》安可不立？)至前人行事，雜見傳記，姓名隐顯，不無詳略異同。
列傳裁斷所馀，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則略者緻譏挂漏，詳者被謗偏徇，即後人讀我之書，亦覺阙然少繩檢矣。
故班氏之《人表》，於古蓋有所受，不可以輕議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
斷代之史，子言或可無需人表，或之雲者，未定辭也。
斷代無需徵古，何當有人表欤？曰：斷代書不一類，約計蓋有三門，然皆不可無人表也。
較於通史，自稍緩耳；有之，斯為美矣。
史之有列傳也，猶《春秋》之有《左氏》也。
《左氏》依經而次年月，列傳分人而著标題，其體稍異；而其為用，則皆取足以備經
)紀
)之本末而已矣。
治《左氏》者，嘗有列國《公子譜》矣。
治斷代紀傳之文者，僅有班《書》、《人表》，甫著錄而已為叢诟所加，孰敢再議人物之條貫欤？夫《春秋》、《公子》、《谥族》諸譜，
)《名字異同》諸錄，
)治編年者，如彼其詳。
而紀傳之史，僅一列傳目錄，而列傳數有限制；即年表世表，亦僅著王侯将相，勢自不能兼該人物，類别區分。
是以學者論世知人，與夫檢尋史傳去取義例，大抵渺然難知；則人表之不可阙也，信矣。
顧氏炎武曰："史無年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列傳既多，則文繁而事反遺漏。
"因謂其失始於陳壽，而範、沈、姚、李諸家，鹹短於此。
顧氏之說，可謂知一而不知二矣。
年表自不可廢；然王公将相，範、沈、姚、李諸史，所占篇幅幾何？唐宋之史，複立年表，而列傳之繁，乃數倍於範沈諸書，年表何救於列傳之多欤？夫不立人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年表猶其次焉者耳。
而人表方為史家怪笑，不敢複犯，宜其紛紛著傳，如填戶版，而難為決斷，定去取矣。
夫通古之史，所取於古紀載，簡冊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遷史之待補於固，未為晚也。
斷代之史，或取裁於簿書記注，或得之於耳目見聞，勢必不能盡類而書，而又不能必其事之無有，牽聯而及；則縱攬人名，區類為表，亦足以自見凡例，且嚴列傳通裁，豈可更待後之人乎？夫斷代之史，上者如班、陳之專門名家，次者如晉唐之集衆所長，下者如宋元之強分抑配。
專門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獨斷别裁；集衆所長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強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蕪濫猥棼。
故曰，斷代之史，約計三門，皆不可無人表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将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謂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於是具焉而已。
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無可表也。
且其所志人物，反類人物表焉，而更無所謂人物志焉，而表又非其表也。
蓋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馬以來，列傳之體，未有易焉者也。
方志為國史所取裁，則列人物而為傳，宜較國史加詳。
而今之志人物者，删略事實，總撷大意，約略方幅，區分門類。
其文非叙非論，似散似骈；尺牍寒溫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複翦裁。
至於品皆曾、史，治盡報、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斯固等於自郐無譏，存而不論可矣。
即有一二矯矯，雅尚别裁，則又簡略其辭，謬讬高古；或仿竹書記注，或摩石刻題名，雖無庸惡膚言，實味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為痼弊久矣。
是以國史甯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
夫志也，志也。
人物列傳，必取别識心裁，法《春秋》之謹嚴，含詩人之比興。
離合取舍，将以成其家言；雖曰一方之志，亦國史之具體而微矣。
今為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
前代帝王後紀，今存故裡，志家收於人物，於義未安；削而不載，又似阙典。
是以方志遇此，聚訟紛然，而私智穿鑿之流，往往節錄本紀，巧更名目，輾轉位置，終無确當。
今於傳删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為成法。
其善一也。
史傳人物本詳，志家反節其略，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
然既舉事文，歸於其義，則簡冊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類纂也。
茲於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苟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疏而不漏。
其善二也。
史家事迹，目詳於耳，寬今嚴古，勢有使然。
至於鄉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标題，節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
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
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難言。
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先王制作，存乎六藝，明其條貫，天下示諸掌乎？夫《書》道政事，典、谟、貢、範，可以為經要矣。
而《周官》器數，不入四代之書。
夏禮、殷禮，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
蓋政教典訓之大，自為專書；而人官物曲之細，别存其籍，其義各有攸當。
故以周孔經綸，不能合為一也。
司馬遷氏紹法《春秋》，著為十二本紀，其年表列傳，次第為篇，足以備其事之本末；而於典章制度，所以經緯人倫，綱維世宙之具，别為八書，以讨論之。
班氏廣為十志，後史因之，互有損益，遂為史家一定法矣。
昔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魯。
左氏綜紀《春秋》，多稱禮經。
書志之原，蓋出官《禮》。
《天官》未改天文，《平準》未改食貨，猶存《漢書》一二名義，可想見也。
鄭樵乃雲："志之大原，出於《爾雅》"，非其質矣。
然遷、固書志，采其綱領，讨論大凡，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得與紀傳互相發明，足矣。
至於名物器數，以謂别有專書，不求全備，猶左氏之數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
司馬《禮書》末雲："俎豆之事，則有司存。
"其他抑可知矣。
自沈、範以降，讨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
至歐陽《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府簿書，泉貨注記，分門别類，惟恐不詳。
《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疊幾，難窺統要。
是殆欲以《周官》職事，經禮容儀，盡入《春秋》，始稱全體。
則夫子删述《禮》、《樂》、《詩》、《書》，不必分經為六矣。
夫馬、班書志，當其創始，略存諸子之遺。
《管子》、《呂覽》、《鴻烈》諸家，所述天文地圓官圖樂制之篇，采掇制數，運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仿也。
馬、班豈不知名數器物，不容忽略，蓋謂各有成書，不容於一家之言，曲折求備耳。
如欲曲折求備，則文必繁蕪，例必龐雜，而事或反晦而不顯矣。
惟夫經生策括，類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該，便於尋檢，此則猥陋無足責耳。
史家綱紀群言，将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數，拾給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禮》，意可互求，而例則不可混合者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簿書纖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張本，後世又無由而知，則欲考古制而得其詳，其道何從？曰：叔孫章程，韓信軍法，蕭何律令，皆漢初經要之書，猶《周官》之六典也。
《漢志》禮樂刑法，不能赅而存之，亦以其書自隸宮府，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
官失書亡，則以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不獨漢為然矣。
歐、宋諸家，不達其故，乃欲藉史力以傳之。
夫文章易傳，而度數難久，故《禮》亡過半，而《樂經》全逸。
六藝且然，況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勝矣。
萬物之情，各有所極。
倘後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床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
是則因度數繁重，反并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尚能存度數哉？ 然則前代章程故事，将遂聽其亡欤？曰：史學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
歐陽《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也。
劉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并仿《周官》六典，包羅典章，钜細兼收，書盈百帙。
未嘗不曰君臣事迹，紀傳可詳，制度名數，書志難於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
至於宋初王氏有《唐會要》、《五代會要》，其後徐氏更為《兩漢會要》，則補苴前古，括代為書。
雖與劉、杜之典，同源異流，要皆綜核典章，别於史志，義例昭然，不可易矣。
夫唐宋所為典要，既已如彼；後人修唐宋書，即以其法，紀綱唐宋制度，使與紀傳之史，相輔而行；則《春秋》、《周禮》，并接源流。
弈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歐陽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而猥加羅列，則亦不善度乎時矣。
"或謂《通典》、《會要》之書，較馬、班書志之體為加詳耳。
其於器物名數，亦複不能甄綜赅備，故考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此又非知言也。
古物苟存於今，雖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未始不可備考證也。
如欲皆存而無裁制，則岱嶽不足供藏書，滄海不足為墨渖也。
故為史學計其長策，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删取名物器數，略有條貫，以存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為百世不易之規，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掌故之原，始於官《禮》。
百官具於朝廷，則惟國史書志，得而撷其要，國家會典會要之書，得而備其物與數矣。
撰方志者，何得分志與掌故乎？曰：部寺卿監之志，即掌故也；拟於《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考工記》也。
部府州縣之志，乃國史之分體，拟於周制，猶晉《乘》、楚《梼杌》、與魯《春秋》也。
郡縣異於封建，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
六曹職掌，在上頒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較之國史，具體而微。
志與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溷也。
今之方志，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以譏為也。
然簿書案牍，頒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為加；雖有愚拙，不能為損；名勝大邦，與荒僻陋邑，無以異也。
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牍，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
故曰：禮失求諸野也。
夫治國史者，因推國史以及掌故，蓋史法未亡，而掌故之義不明，故病史也。
治方志者，轉從掌故而正方志；蓋志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修其掌故，則志義轉可明矣。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
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
徒以簡略為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識也。
但知詳備為掌故，則胥史優為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
夫志者，志也。
其事其文之外，蓋有義焉。
所謂操約之道者此也。
而或誤以并省事迹，删削文字，謂之簡也；其去古人，不亦遠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别裁，或詳人之所略，或棄人之所取，初無一成之法。
要讀之者，美愛傳久，而恍然見義於事文間，斯乃有關於名教也。
然不整齊掌故，别為專書，則志亦不能自見其意矣。
《文史通義》 清·章學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