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關燈
小
中
大
的悲痛使人們的嗓子喑啞了。
談話的聲音都很低。
幾百雙眼睛流露出哀痛和不安。
聚集在這裡的好像是一群失去了領航員的水手，他們那位久經考驗的領航員被狂風巨浪卷走了。
黨委會的委員們也默默地在主席台上坐下來。
矮壯的西羅堅科小心地拿起鈴，輕輕搖了一下，就放在桌子上。
這已經夠了。
大廳裡漸漸靜下來，靜得使人感到壓抑。
報告完了以後，黨委書記西羅堅科立刻從桌子後邊站了起來，他宣布了一件事，這種事在追悼會上宣布是很少見的，但是并沒有任何人感到驚奇。
他說：“三十七位工人同志署名寫了一份申請書，請求大會予以讨論。
”接着，他宣讀了這份申請書：西南鐵路舍佩托夫卡站布爾什維克******組織：領袖的逝世号召我們加入布爾什維克的行列，我們請求在今天的大會上審查我們，并接受我們加入列甯的黨。
在這段簡短的文字下面是兩排簽名。
西羅堅科挨個往下念，每念一個就停幾秒鐘，好讓到會的人記住這些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濟格蒙多維奇，火車司機，三十六年工齡。
” 大廳裡發出一片贊同聲。
“柯察金，阿爾焦姆·安德列耶維奇，鉗工，十七年工齡。
” “勃魯紮克，紮哈爾·瓦西裡耶維奇，火車司機，二十一年工齡。
” 大廳裡的聲音越來越大了，西羅堅科繼續往下念，大家聽到的都是那些始終同鋼鐵和機油打交道的産業工人的名字。
當第一個簽名的人走上講台的時候，大廳裡立刻鴉雀無聲了。
波利托夫斯基老頭講起自己一生的經曆，怎麼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動。
“……同志們，我還能說些什麼呢？過去舊社會當工人的，日子過得怎麼樣，大家都清楚。
一輩子受壓迫受奴役，到老了，窮得像叫化子，兩腿一伸了事。
說實在的，革命在這兒剛鬧起來那陣子，我想我老了，歲數大了，拖家帶口的，入黨的事也就放過去了。
我倒是從來沒幫過敵人的忙，可也沒怎麼參加戰鬥。
一九○五年在華沙的工廠裡參加過罷工委員會，跟布爾什維克一起鬧過革命。
那個時候我還年輕，幹什麼也幹脆。
老話還提它幹什麼！列甯死了，這對我的心打擊太大了，我們永遠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
什麼歲數大不大，我哪能再說這話！……我不會講話，有講得好的，讓他們講吧。
反正有一點我敢保證：永遠跟着布爾什維克走，絕不含糊。
” 老司機那白發蒼蒼的頭倔強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兩隻眼睛射出堅定的目光，一眨不眨地注視着大廳，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決。
黨委會請非黨群衆發表意見，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
表決的時候，也沒有一個人反對吸收這個矮小的白發老人入黨。
波利托夫斯基離開主席台的時候，已經是一名******員了。
會場上的每一個人都懂得，現在發生的事情是不同尋常的。
老司機剛才講話的地方，現在站着身材魁梧的阿爾焦姆。
這個鉗工不知道該把他的大手往哪裡放，就老是擺弄手裡那頂大耳帽子。
他那件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開着，露出裡面的灰色軍便服，領口上整整齊齊地扣着兩顆銅鈕扣，這使他顯得像過節一樣整潔。
他把臉轉向大廳，突然看到了一張熟悉的婦女的面孔：在被服廠那群工人中間坐着石匠的女兒加莉娜。
她對阿爾焦姆寬恕地笑了一下。
她的微笑中包含着對他的鼓勵，嘴角上還露出一種含蓄的隻能意會的表情。
“講講你的經曆吧，阿爾焦姆！”他聽到西羅堅科說。
阿爾焦姆不習慣在大會上發言，不知道從哪裡講起才好。
隻是到現在他才感到，不可能把一生中積累的一切全講出來。
詞句老是連貫不起來，加上心情激動，就更說不出來了。
這種滋味他還從來沒有體會過。
他清楚地意識到，他的生活已經開始發生急遽的轉折——他阿爾焦姆，正在邁出最後的一步，這一步将使他那艱辛的生活變得溫暖，獲得新的意義。
“我母親生了我們四個。
”阿爾焦姆開始說。
會場上很肅靜，六百個人聚精會神地聽着這個高個子、鷹鈎鼻、濃眉大眼的工人講話。
“我母親給有錢人家當傭人。
父親什麼樣，我記不大清了，他跟母親合不來，酒喝得很兇。
我們跟着母親過日子，她養活那麼多張嘴，可真不容易。
東家管飯，她一個月才掙四個盧布，就為這幾個錢，她天天起早貪黑，腰都累彎了。
我總算好，有兩個冬天上小學，學會了看書寫字。
滿九歲那年，母親實在沒法，隻好打發我到一家小鐵工廠去當學徒，隻管飯，白幹三年，不給工錢……老闆是個德國人，叫費斯特，他嫌我小，不願意要，後來看我長得結實，母親又給我多報了兩歲，才把我收下。
我給他幹了三年，他什麼手藝也沒教給我，盡支使我幹雜活，給他打酒。
他一喝起酒來就不要命。
撮煤叫我去，搬鐵也叫我去……老闆娘也把我當成小奴隸，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
他們倆動不動就踢我一腳，常常是無緣無故的，他們就是這個脾氣。
因為老闆常喝醉酒，老闆娘對誰都沒好氣，稍微有點不如意，就打我幾個嘴巴子。
有時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哪兒逃呢？苦水能向誰吐呢？母親離我有四十俄裡，再說她那兒也沒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廠裡也一樣。
管事的是老闆的弟弟。
這個畜生專愛拿我開心。
有一回，他指着牆角放鐵匠爐的地方，對我說：‘去把那個鐵套圈給我拿來。
’我跑過去，伸手就拿，哪知道鐵圈剛從爐子裡夾出來，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着是黑的，手剛碰上，皮都燙掉了。
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卻在那兒哈哈大笑。
我實在受不了這種折磨，就跑回母親那兒去了。
可她也沒地方安頓我，隻好又把我送回德國人那兒。
一路上她光是哭。
到了第三年，他們開始教我一點鉗工技術了，但是還照樣打我。
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舊康斯坦丁諾夫，進了一家灌香腸的作坊。
在這個作坊整天洗腸子，像條狗似的又過了不到兩年。
後來老闆耍錢把家當輸得精光，四個月不給我們工錢，不知道溜到哪兒去了，我就離開了那個鬼地方。
我搭上火車，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車就去找活幹。
感謝機車庫的一個工人，他很同情我。
他聽我說多少會點鉗工，就說我是他的侄子，央求上司把我收下。
他看我個子高，給我報了十七歲。
就這樣，我給鉗工打下手。
後來我轉到這兒來幹活，已經有九個年頭了。
我過去的情況就是這樣。
在這兒的這一段，你們全都知道。
” 阿爾焦姆用帽子擦了擦前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現在，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最難講的事要說，不能等着别人發問。
他緊皺着濃眉。
繼續講下去：“人人都會問我，為什麼革命烈火剛燒起來的時候，我沒有成為布爾什維克？對這個問題，我能說些什麼呢？說老吧，我還早着呢。
我隻能說，我是今天才找到自己的這條路。
我有什麼可隐瞞的呢？以前就是沒有看清路。
早在一九一八年，舉行反德大罷工的時候，就應該走上這條路。
有個水兵，叫朱赫來，跟我談過不止一次。
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槍來戰鬥。
後來戰争結束了，白匪給扔進了黑海。
我們就轉回來了。
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一頭鑽到家務事裡去了。
現在，我們的列甯同志逝世了，黨向我們發出了号召，我回頭看看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我一生中缺少的是什麼。
單單保衛過自己的政權是不夠的，我們應該一緻動員起來，接替列甯，把蘇維埃政權建設成鐵打的江山。
我們都應該成為布爾什維克——黨是我們的黨嘛！” 阿爾焦姆結束了自己樸實而又極其真誠的發言，他為自己那不尋常的措詞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同時像從肩上卸下了重擔似的，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問題。
“也許，有人想要問點什麼吧？”西羅堅科打破了沉默。
會場裡的人晃動起來，但是暫時還沒有人說話。
一個下了機車就來開會的、黑得像甲蟲一樣的司爐幹脆利落地喊道：“還有什麼可問的？難道咱們還不了解他嗎？把黨證給他就得了。
” 矮壯的鍛工基利亞卡又熱又緊張，臉漲得通紅，他用傷了風的沙啞聲音說：“這種人是不會出岔子的，他會成為一個堅強的同志。
表決吧，西羅堅科！” 後面共青團員座席上站起一個人來，由于光線很暗，看不清是誰，他說：“讓柯察金同志說說，他為什麼讓土地纏住了，種地會不會使他喪失無産階級意識。
” 會場上掠過一陣輕輕的、不以為然的議論聲。
有個人出來指責那個小夥子說：“講簡單點，别跑到這兒來賣弄……” 阿爾焦姆打斷他說：“沒關系，同志，這小夥子說得對，我是叫土地纏住了。
這是實在的，不過我并沒有因為這個把工人階級的良心扔掉。
從今天起就一刀兩斷。
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廠附近來，住在這兒更牢靠些。
要不然，那塊地會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 阿爾焦姆看見會場上舉起很多手臂，他的心又哆嗦了一下。
他感到渾身輕松，挺胸闊步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身後傳來了西羅堅科的聲音：“一緻通過！” 第三個走上主席台的是勃魯紮克。
波利托夫斯基的這個沉默寡言的老助手，早就當上司機了。
他介紹了自己勞苦的一生，快結束的時候，講到了最近的感受。
他說話聲音很低，但是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我有義務完成我兩個孩子沒有完成的事業。
他們犧牲了，可并不是為了讓我躲在房後去哭。
我還沒有補上他們犧牲的損失。
這回領袖的逝世打開了我的眼界。
過去的事情大家就不要問我了，真正的生活打現在起重新開始。
” 勃魯紮克回憶起往事，心緒很亂，憂傷地皺着眉頭。
會上沒有人向他提出任何尖銳的問題，就一緻舉手通過他入黨了。
他的眼睛立刻閃出了光彩。
斑白的頭也擡了起來。
讨論接收新黨員的大會一直開到深夜。
隻有那些大家熟悉的、經過生活考驗的、最優秀的分子，才被吸收入了黨。
列甯的逝世促使幾十萬工人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領袖的去世沒有造成黨的隊伍渙散。
一棵大樹，它的巨大的根子深深地紮在土壤裡，隻削去它的頂端，它是不會死去的。
談話的聲音都很低。
幾百雙眼睛流露出哀痛和不安。
聚集在這裡的好像是一群失去了領航員的水手，他們那位久經考驗的領航員被狂風巨浪卷走了。
黨委會的委員們也默默地在主席台上坐下來。
矮壯的西羅堅科小心地拿起鈴，輕輕搖了一下，就放在桌子上。
這已經夠了。
大廳裡漸漸靜下來，靜得使人感到壓抑。
報告完了以後，黨委書記西羅堅科立刻從桌子後邊站了起來，他宣布了一件事，這種事在追悼會上宣布是很少見的，但是并沒有任何人感到驚奇。
他說：“三十七位工人同志署名寫了一份申請書，請求大會予以讨論。
”接着，他宣讀了這份申請書：西南鐵路舍佩托夫卡站布爾什維克******組織：領袖的逝世号召我們加入布爾什維克的行列，我們請求在今天的大會上審查我們，并接受我們加入列甯的黨。
在這段簡短的文字下面是兩排簽名。
西羅堅科挨個往下念，每念一個就停幾秒鐘，好讓到會的人記住這些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濟格蒙多維奇，火車司機，三十六年工齡。
” 大廳裡發出一片贊同聲。
“柯察金，阿爾焦姆·安德列耶維奇，鉗工，十七年工齡。
” “勃魯紮克，紮哈爾·瓦西裡耶維奇，火車司機，二十一年工齡。
” 大廳裡的聲音越來越大了，西羅堅科繼續往下念，大家聽到的都是那些始終同鋼鐵和機油打交道的産業工人的名字。
當第一個簽名的人走上講台的時候，大廳裡立刻鴉雀無聲了。
波利托夫斯基老頭講起自己一生的經曆，怎麼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動。
“……同志們，我還能說些什麼呢？過去舊社會當工人的，日子過得怎麼樣，大家都清楚。
一輩子受壓迫受奴役，到老了，窮得像叫化子，兩腿一伸了事。
說實在的，革命在這兒剛鬧起來那陣子，我想我老了，歲數大了，拖家帶口的，入黨的事也就放過去了。
我倒是從來沒幫過敵人的忙，可也沒怎麼參加戰鬥。
一九○五年在華沙的工廠裡參加過罷工委員會，跟布爾什維克一起鬧過革命。
那個時候我還年輕，幹什麼也幹脆。
老話還提它幹什麼！列甯死了，這對我的心打擊太大了，我們永遠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
什麼歲數大不大，我哪能再說這話！……我不會講話，有講得好的，讓他們講吧。
反正有一點我敢保證：永遠跟着布爾什維克走，絕不含糊。
” 老司機那白發蒼蒼的頭倔強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兩隻眼睛射出堅定的目光，一眨不眨地注視着大廳，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決。
黨委會請非黨群衆發表意見，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
表決的時候，也沒有一個人反對吸收這個矮小的白發老人入黨。
波利托夫斯基離開主席台的時候，已經是一名******員了。
會場上的每一個人都懂得，現在發生的事情是不同尋常的。
老司機剛才講話的地方，現在站着身材魁梧的阿爾焦姆。
這個鉗工不知道該把他的大手往哪裡放，就老是擺弄手裡那頂大耳帽子。
他那件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開着，露出裡面的灰色軍便服，領口上整整齊齊地扣着兩顆銅鈕扣，這使他顯得像過節一樣整潔。
他把臉轉向大廳，突然看到了一張熟悉的婦女的面孔：在被服廠那群工人中間坐着石匠的女兒加莉娜。
她對阿爾焦姆寬恕地笑了一下。
她的微笑中包含着對他的鼓勵，嘴角上還露出一種含蓄的隻能意會的表情。
“講講你的經曆吧，阿爾焦姆！”他聽到西羅堅科說。
阿爾焦姆不習慣在大會上發言，不知道從哪裡講起才好。
隻是到現在他才感到，不可能把一生中積累的一切全講出來。
詞句老是連貫不起來，加上心情激動，就更說不出來了。
這種滋味他還從來沒有體會過。
他清楚地意識到，他的生活已經開始發生急遽的轉折——他阿爾焦姆，正在邁出最後的一步，這一步将使他那艱辛的生活變得溫暖，獲得新的意義。
“我母親生了我們四個。
”阿爾焦姆開始說。
會場上很肅靜，六百個人聚精會神地聽着這個高個子、鷹鈎鼻、濃眉大眼的工人講話。
“我母親給有錢人家當傭人。
父親什麼樣，我記不大清了，他跟母親合不來，酒喝得很兇。
我們跟着母親過日子，她養活那麼多張嘴，可真不容易。
東家管飯，她一個月才掙四個盧布，就為這幾個錢，她天天起早貪黑，腰都累彎了。
我總算好，有兩個冬天上小學，學會了看書寫字。
滿九歲那年，母親實在沒法，隻好打發我到一家小鐵工廠去當學徒，隻管飯，白幹三年，不給工錢……老闆是個德國人，叫費斯特，他嫌我小，不願意要，後來看我長得結實，母親又給我多報了兩歲，才把我收下。
我給他幹了三年，他什麼手藝也沒教給我，盡支使我幹雜活，給他打酒。
他一喝起酒來就不要命。
撮煤叫我去，搬鐵也叫我去……老闆娘也把我當成小奴隸，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
他們倆動不動就踢我一腳，常常是無緣無故的，他們就是這個脾氣。
因為老闆常喝醉酒，老闆娘對誰都沒好氣，稍微有點不如意，就打我幾個嘴巴子。
有時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哪兒逃呢？苦水能向誰吐呢？母親離我有四十俄裡，再說她那兒也沒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廠裡也一樣。
管事的是老闆的弟弟。
這個畜生專愛拿我開心。
有一回，他指着牆角放鐵匠爐的地方，對我說：‘去把那個鐵套圈給我拿來。
’我跑過去，伸手就拿，哪知道鐵圈剛從爐子裡夾出來，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着是黑的，手剛碰上，皮都燙掉了。
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卻在那兒哈哈大笑。
我實在受不了這種折磨，就跑回母親那兒去了。
可她也沒地方安頓我，隻好又把我送回德國人那兒。
一路上她光是哭。
到了第三年，他們開始教我一點鉗工技術了，但是還照樣打我。
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舊康斯坦丁諾夫，進了一家灌香腸的作坊。
在這個作坊整天洗腸子，像條狗似的又過了不到兩年。
後來老闆耍錢把家當輸得精光，四個月不給我們工錢，不知道溜到哪兒去了，我就離開了那個鬼地方。
我搭上火車，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車就去找活幹。
感謝機車庫的一個工人，他很同情我。
他聽我說多少會點鉗工，就說我是他的侄子，央求上司把我收下。
他看我個子高，給我報了十七歲。
就這樣，我給鉗工打下手。
後來我轉到這兒來幹活，已經有九個年頭了。
我過去的情況就是這樣。
在這兒的這一段，你們全都知道。
” 阿爾焦姆用帽子擦了擦前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現在，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最難講的事要說，不能等着别人發問。
他緊皺着濃眉。
繼續講下去：“人人都會問我，為什麼革命烈火剛燒起來的時候，我沒有成為布爾什維克？對這個問題，我能說些什麼呢？說老吧，我還早着呢。
我隻能說，我是今天才找到自己的這條路。
我有什麼可隐瞞的呢？以前就是沒有看清路。
早在一九一八年，舉行反德大罷工的時候，就應該走上這條路。
有個水兵，叫朱赫來，跟我談過不止一次。
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槍來戰鬥。
後來戰争結束了，白匪給扔進了黑海。
我們就轉回來了。
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一頭鑽到家務事裡去了。
現在，我們的列甯同志逝世了，黨向我們發出了号召，我回頭看看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我一生中缺少的是什麼。
單單保衛過自己的政權是不夠的，我們應該一緻動員起來，接替列甯，把蘇維埃政權建設成鐵打的江山。
我們都應該成為布爾什維克——黨是我們的黨嘛！” 阿爾焦姆結束了自己樸實而又極其真誠的發言，他為自己那不尋常的措詞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同時像從肩上卸下了重擔似的，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問題。
“也許，有人想要問點什麼吧？”西羅堅科打破了沉默。
會場裡的人晃動起來，但是暫時還沒有人說話。
一個下了機車就來開會的、黑得像甲蟲一樣的司爐幹脆利落地喊道：“還有什麼可問的？難道咱們還不了解他嗎？把黨證給他就得了。
” 矮壯的鍛工基利亞卡又熱又緊張，臉漲得通紅，他用傷了風的沙啞聲音說：“這種人是不會出岔子的，他會成為一個堅強的同志。
表決吧，西羅堅科！” 後面共青團員座席上站起一個人來，由于光線很暗，看不清是誰，他說：“讓柯察金同志說說，他為什麼讓土地纏住了，種地會不會使他喪失無産階級意識。
” 會場上掠過一陣輕輕的、不以為然的議論聲。
有個人出來指責那個小夥子說：“講簡單點，别跑到這兒來賣弄……” 阿爾焦姆打斷他說：“沒關系，同志，這小夥子說得對，我是叫土地纏住了。
這是實在的，不過我并沒有因為這個把工人階級的良心扔掉。
從今天起就一刀兩斷。
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廠附近來，住在這兒更牢靠些。
要不然，那塊地會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 阿爾焦姆看見會場上舉起很多手臂，他的心又哆嗦了一下。
他感到渾身輕松，挺胸闊步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身後傳來了西羅堅科的聲音：“一緻通過！” 第三個走上主席台的是勃魯紮克。
波利托夫斯基的這個沉默寡言的老助手，早就當上司機了。
他介紹了自己勞苦的一生，快結束的時候，講到了最近的感受。
他說話聲音很低，但是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我有義務完成我兩個孩子沒有完成的事業。
他們犧牲了，可并不是為了讓我躲在房後去哭。
我還沒有補上他們犧牲的損失。
這回領袖的逝世打開了我的眼界。
過去的事情大家就不要問我了，真正的生活打現在起重新開始。
” 勃魯紮克回憶起往事，心緒很亂，憂傷地皺着眉頭。
會上沒有人向他提出任何尖銳的問題，就一緻舉手通過他入黨了。
他的眼睛立刻閃出了光彩。
斑白的頭也擡了起來。
讨論接收新黨員的大會一直開到深夜。
隻有那些大家熟悉的、經過生活考驗的、最優秀的分子，才被吸收入了黨。
列甯的逝世促使幾十萬工人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領袖的去世沒有造成黨的隊伍渙散。
一棵大樹，它的巨大的根子深深地紮在土壤裡，隻削去它的頂端，它是不會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