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學源流考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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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詩家,最為總雜。

    開國之初,青田劉文成以名世之英,出經綸之餘,形于歌詠。

    當其未遇,已見知于道園虞氏。

    道園稱其“發感慨于性情之正,存憂患于敦厚之言,體制音韻,無愧盛唐”。

    次則吳中四傑高季迪啟、楊孟載基、張來儀羽、徐幼文贲,并有倡始之功。

    而是時劉子高崧起于江右,孫仲衍蕡起于嶺南,林子羽鴻起于閩中[六],又有張志道以甯、袁景文凱相繼而作,可謂一時之盛。

    第舊體初變,掃除未盡,就中求其莊雅純淨諸體皆備者,其海叟乎?青丘才力雖大,歌行而外,他體不無元習;孟陽而下,抑又蕪已。

    永樂以還,崇尚台閣,迄化、治之間,茶陵李東陽出而振之,俗尚一變。

    但其新樂府,于鐵崖之外,又出一格,雖若奇創,終非正軌。

    嗣是空同李氏、大複何氏大聲一呼,海内響應,又得徐昌谷祯卿、邊華泉貢為之輔翼,稱弘治四傑。

    繼又益以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三人為七子,是為“前七子”。

    是時詩學之盛,幾幾比于開元、天寶,而李、何聲價,當時亦不啻李、杜。

    七子之後,則有祥符高子業叔嗣,以深微妙婉之思,發溫柔敦厚之旨,粹然一出于正。

    繼之以皇甫子浚沖、子安涍、子循汸、子約濂兄弟,并溯源于建安及潘、左、鮑、謝諸家,不失五言正音。

    此外如薛君采蕙、華鴻山察、楊夢山巍[七],雖才力或減數子,時有出入,亦其次也。

    嘉靖之初,李、何之風少熄,而王元美氏、李于鱗氏複揚其餘燼,與四溟山人謝榛及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結社為“後七子”,以振興風雅為己任。

    當結社之始,稱詩選格,并取定于四溟。

    其後議論不合,于鱗乃遺書絕交,而元美别定五子,遽削其名。

    又有“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廣至四十子,而四溟終不與。

    其實餘子皆無足稱,而七子之中,亦惟王、李、謝而已。

    前後七子,議論略同,其所宗法,皆在少陵以上,建安而下,唐以後書則置焉。

    其見非不甚善,特斤斤規仿,過于局促,神理不存。

    王、李之視李、何,抑又甚焉,故錢牧齋《曆朝詩選》極力擯之。

    然而當詩教榛蕪之日,其催陷廓清之功,亦何可少!至如昌谷徐氏選擇精融,純乎唐音,皇甫兄弟獨見推獎,王敬美亦攜與高按察并稱[八],謂“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家必無絕響”,論斯允矣。

    即四溟今體,工力深厚,不媿能手,又何可以“七子”而譏之也?自是以後,詩學日壞,隆、萬之際,公安袁氏,繼以竟陵锺氏、譚氏,《詩歸》一出,海内翕然宗之,而三漢、六朝、四唐之風蕩然矣。

    其間非無卓然不惑,如歸季思子慕、高景逸攀龍、李伯遠應征、區海目大相、謝在杭肇淛、曹能始學佺諸君子者,力持風氣,然淫哇之教,浸人心術,論詩之害,未有烈于斯時者也。

    及陳卧子子龍奪奮臂大呼,少一轉變,論者猶以其不離“七子”面目為憾。

    然大雅舉止,與侏儒之拜舞何如也?至嶺南屈翁山大均,五言直接太白,而陳元孝恭尹輔之,而有明一代之詩,至此終焉。

    蓋詩以言志,自《虞書》發其義,而《三百篇》窮其奧。

    漢人去古未遠,創為五言,所作猶古風,故後之學者,以得五言為正。

    五言之轉而七言,濫矣。

    五七言之弊而有律詩,抑又靡矣。

    然自能者為之,則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而合于《虞書》言志之義。

    但或盛或衰,其出多歧,論者以為玩物喪志之資,作者第以為嘲風弄月之具,是以詩教愈隐,此皆沿其流而不知溯其源之故也。

    吾由漢迄明,其間得大宗五人焉:曰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昌黎。

    其它支分派别,各有攸屬。

    彙而一之,以為《詩學源流考》。

     詩之宗派,即文之經緯。

    紛紛綸綸中,一線穿成,可謂金針度盡。

    而黜靈運于晉,不得并于陶;殿翁山于明,直上承乎李,尤為獨具隻眼。

    南豐趙勉齋識 權衡諸家處,皆有來曆,其文氣充沛如江河。

    凡水之蓄洩分合,一以山石為體,而行乎自然,蓋庶幾大觀也。

    塗南池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