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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選本，也是我們編纂工作中的重要依據之一。
綜合地利用上述資料編纂《全宋詞》，我們遇到過不少困難。
有的書由于刊刻不精，有的書限手編輯者的水平，經常有許多意想不到的錯誤；即使是編輯得比較認真的書，如果和其他材料綜合比照來看，也時會顯出它們零亂和蕪雜的缺點。
因而，選擇底本和考訂作品的真僞是我們利用這些詞籍時付出勞動最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選擇上，尊重舊本而不迷信舊本，擇善而從。
例如北京圖書館藏陸贻典、毛扆手校的《宋名家詞》，陸、毛二人所據校的本子都是舊本，今天已經看不到了。
而從校勘記的實際情況來考察，他們所據校的本子确乎勝過現存的本子，因此這一部分的底本我們基本上選擇了陸、毛的校本。
然而他們所據的舊本也決不是完美無缺的，如盧祖臯的《蒲江詞》，汲古閣本隻二十馀首，陸、毛的校本也沒有增補，但《彊村叢書》本所據的是明抄本《蒲江詞稿》，縱然其中雜有個别僞詞，但在數量上比汲古閣本多出七十馀首。
對這種情況，我們當然選用了《彊村叢書》本。
又例如黃庭堅的詞集，現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編》，但《彊村叢書》本的《山谷琴趣外編》是經朱孝臧校過的，我們把兩本比勘以後，也選用了《彊村叢書》本。
關于作品的考訂，情況要更複雜一點。
宋詞作品互見于兩個或兩個以上作家的集中，為數甚多。
汲古閣刻《宋名家詞》本《珠玉詞》、《六一詞》、《壽域詞》、《惜香樂府》，就頗多這一類的例子。
詞選中如《類編草堂詩馀》誤題作者姓名的約有八十馀首，《詞林萬選》約有二十馀首，《續草堂詩馀》約有三十馀首。
後人失考，陳陳相因，也有誤補于各家詞集的。
辨僞存真，宋朝的羅泌已經做了一些，他校勘歐陽修《近體樂府》，在校記中作了說明而不下結論。
毛晉刻詞，也間有考證，然而缺乏冷靜和嚴肅的态度，随意判斷，誤删誤補，不免流于武斷。
我們在編纂的過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錯誤，澄清前人的混淆。
如歐陽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時”一首，楊慎以為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晉承謬踵誤，以之補入《斷腸詞》，不久以前還有人發表文章力辨楊慎之說不誤。
其實此詞既見于宋元本的歐集，宋人又别無異說，随便推翻這個結論是很不妥當的。
又如《蒲江詞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見于曾慥《樂府雅詞》。
曾慥的時代比盧祖臯早得多，這首詞決不是盧祖臯所作。
《彊村叢書》奉朱翌《灊山詩馀》，僅存詞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張元幹所作。
凡此種種，我們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了比較認真的考察。
宋詞的輯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經是清末的事了。
前面提到的《漱玉詞》和《白雲小稿》，就是王鵬運和吳昌绶的成績。
之後，劉毓盤的《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集六十種輯》開始了大規模的輯佚，内收宋詞四十四種六十四家，可惜出處不明、真僞不辨、校勘不精，頗為學者诟病。
到趙萬裡的《校輯宋金元人詞》，利用的材料更為廣泛，收宋詞五十五家，内五十一家為裒輯遺佚而成。
此外也還有人做過這方面的工作。
盡管各家的工作還都有不足之處，然而沒有這些成果，《全宋詞》的編輯工作就會困難得多。
我們在這些輯佚工作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發掘。
除了在各種詞選中搜集資料以外，某些類書如《全芳備祖》、《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等等，都是輯佚的淵薮。
僅僅這三種書，就輯得一千馀首。
而其他載籍如《宋會要輯稿》、《樂邦文類》、《壽親養老新書》、鄭元佐《新注朱淑真斷腸詩集》、《永樂大典》以及各種詩文總集别集、筆記小說、書畫題跋、金石錄、花木譜、方志等等，散見的資料還不知凡幾。
文獻資料浩如煙海，鈎沉表微，需要付出大量勞動。
我們盡可能的尋檢了所知道的和所能見到的資料，補苴前人的缺漏，盡管所得不多，有的還是零簡殘篇，但在使研究工作者比較全面地看到現存宋詞整個面貌這一意義上，還不無差堪自慰之處。
關于校訂、編排、寫作詞人小傳等等具體工作，在《凡例》中作具體說明，此處不贅。
這次重編訂補，雖然我們已經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傳世宋詞，決不能謂為已盡于此。
我們的見聞有限，看到的書不夠多，沒有收入的詞必定還有不少；即使是已經用過的書，也難保沒有遺漏。
自付排至校畢過程中，又有某些訂補(詳《訂補附記》中)，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在考訂編排工作上，還有三百人左右迄今不知行實；就是寫出小傳的，有的過嫌簡略，有的還可能有錯誤。
又，宋代同姓名的人很多，稍一忽略，就容易張冠李戴，現在的《全宋詞》裡很可能也有這類錯誤。
我們懇切地要求讀者指出遺漏和錯誤，以便在再版時重加修訂。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六四年五月
綜合地利用上述資料編纂《全宋詞》，我們遇到過不少困難。
有的書由于刊刻不精，有的書限手編輯者的水平，經常有許多意想不到的錯誤；即使是編輯得比較認真的書，如果和其他材料綜合比照來看，也時會顯出它們零亂和蕪雜的缺點。
因而，選擇底本和考訂作品的真僞是我們利用這些詞籍時付出勞動最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選擇上，尊重舊本而不迷信舊本，擇善而從。
例如北京圖書館藏陸贻典、毛扆手校的《宋名家詞》，陸、毛二人所據校的本子都是舊本，今天已經看不到了。
而從校勘記的實際情況來考察，他們所據校的本子确乎勝過現存的本子，因此這一部分的底本我們基本上選擇了陸、毛的校本。
然而他們所據的舊本也決不是完美無缺的，如盧祖臯的《蒲江詞》，汲古閣本隻二十馀首，陸、毛的校本也沒有增補，但《彊村叢書》本所據的是明抄本《蒲江詞稿》，縱然其中雜有個别僞詞，但在數量上比汲古閣本多出七十馀首。
對這種情況，我們當然選用了《彊村叢書》本。
又例如黃庭堅的詞集，現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編》，但《彊村叢書》本的《山谷琴趣外編》是經朱孝臧校過的，我們把兩本比勘以後，也選用了《彊村叢書》本。
關于作品的考訂，情況要更複雜一點。
宋詞作品互見于兩個或兩個以上作家的集中，為數甚多。
汲古閣刻《宋名家詞》本《珠玉詞》、《六一詞》、《壽域詞》、《惜香樂府》，就頗多這一類的例子。
詞選中如《類編草堂詩馀》誤題作者姓名的約有八十馀首，《詞林萬選》約有二十馀首，《續草堂詩馀》約有三十馀首。
後人失考，陳陳相因，也有誤補于各家詞集的。
辨僞存真，宋朝的羅泌已經做了一些，他校勘歐陽修《近體樂府》，在校記中作了說明而不下結論。
毛晉刻詞，也間有考證，然而缺乏冷靜和嚴肅的态度，随意判斷，誤删誤補，不免流于武斷。
我們在編纂的過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錯誤，澄清前人的混淆。
如歐陽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時”一首，楊慎以為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晉承謬踵誤，以之補入《斷腸詞》，不久以前還有人發表文章力辨楊慎之說不誤。
其實此詞既見于宋元本的歐集，宋人又别無異說，随便推翻這個結論是很不妥當的。
又如《蒲江詞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見于曾慥《樂府雅詞》。
曾慥的時代比盧祖臯早得多，這首詞決不是盧祖臯所作。
《彊村叢書》奉朱翌《灊山詩馀》，僅存詞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張元幹所作。
凡此種種，我們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了比較認真的考察。
宋詞的輯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經是清末的事了。
前面提到的《漱玉詞》和《白雲小稿》，就是王鵬運和吳昌绶的成績。
之後，劉毓盤的《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集六十種輯》開始了大規模的輯佚，内收宋詞四十四種六十四家，可惜出處不明、真僞不辨、校勘不精，頗為學者诟病。
到趙萬裡的《校輯宋金元人詞》，利用的材料更為廣泛，收宋詞五十五家，内五十一家為裒輯遺佚而成。
此外也還有人做過這方面的工作。
盡管各家的工作還都有不足之處，然而沒有這些成果，《全宋詞》的編輯工作就會困難得多。
我們在這些輯佚工作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發掘。
除了在各種詞選中搜集資料以外，某些類書如《全芳備祖》、《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等等，都是輯佚的淵薮。
僅僅這三種書，就輯得一千馀首。
而其他載籍如《宋會要輯稿》、《樂邦文類》、《壽親養老新書》、鄭元佐《新注朱淑真斷腸詩集》、《永樂大典》以及各種詩文總集别集、筆記小說、書畫題跋、金石錄、花木譜、方志等等，散見的資料還不知凡幾。
文獻資料浩如煙海，鈎沉表微，需要付出大量勞動。
我們盡可能的尋檢了所知道的和所能見到的資料，補苴前人的缺漏，盡管所得不多，有的還是零簡殘篇，但在使研究工作者比較全面地看到現存宋詞整個面貌這一意義上，還不無差堪自慰之處。
關于校訂、編排、寫作詞人小傳等等具體工作，在《凡例》中作具體說明，此處不贅。
這次重編訂補，雖然我們已經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傳世宋詞，決不能謂為已盡于此。
我們的見聞有限，看到的書不夠多，沒有收入的詞必定還有不少；即使是已經用過的書，也難保沒有遺漏。
自付排至校畢過程中，又有某些訂補(詳《訂補附記》中)，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在考訂編排工作上，還有三百人左右迄今不知行實；就是寫出小傳的，有的過嫌簡略，有的還可能有錯誤。
又，宋代同姓名的人很多，稍一忽略，就容易張冠李戴，現在的《全宋詞》裡很可能也有這類錯誤。
我們懇切地要求讀者指出遺漏和錯誤，以便在再版時重加修訂。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六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