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與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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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恥最後”的人的民族,無論什麼事,怕總不會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将來的脊梁。

     四 流産與斷種 近來對于青年的創作,忽然降下一個“流産”的惡谥,哄然應和的就有一大群。

    我現在相信,發明這話的是沒有什麼惡意的,不過偶爾說一說;應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世事本來大概就這樣。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于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于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于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于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 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聖賢,豪傑,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 那麼,他是保守派麼?據說:并不然的。

    他正是革命家。

     惟獨他有公平,正當,穩健,圓滿,平和,毫無流弊的改革法;現下正在研究室裡研究着哩,——隻是還沒有研究好。

     什麼時候研究好呢?答曰:沒有準兒。

     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确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

    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卻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 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闊人的路線而“逼死”他;也決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夠飛跑時再下地。

    因為她知道:假如這麼辦,即使長到 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

     古來就這樣,所謂讀書人,對于後起者卻反而專用彰明較著的或改頭換面的禁锢。

    近來自然客氣些,有誰出來,大抵會遇見學士文人們擋駕:且住,請坐。

    接着 是談道理了:調查,研究,推敲,修養,……結果是老死在原地方。

    否則,便得到“搗亂”的稱号。

    我也曾有如現在的青年一樣,向已死和未死的導師們問過應走的 路。

    他們都說:不可向東,或西,或南,或北。

    但不說應該向東,或西,或南,或北。

    我終于發見他們心底裡的蘊蓄了:不過是一個“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進,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慮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卻終于不至;不生育,不流産而等待一個英偉的甯馨兒〔22〕,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慮的是終于什麼也沒有。

     倘以為與其所得的不是出類拔萃的嬰兒,不如斷種,那就無話可說。

    但如果我們永遠要聽見人類的足音,則我以為流産究竟比不生産還有望,因為這已經明明白白地證明着能夠生産的了。

     十二月二十日。

     ※       ※        ※ 〔1〕本篇最初分三次發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北京《國民新報副刊》。

     〔2〕一個闊人 指章士钊。

    關于讀經“救國”,參看本卷第131頁注〔11〕。

     〔3〕“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語見《論語·學而》。

    “說”同“悅”。

     〔4〕開學校,廢讀經 清政府在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甲午)中日戰争中戰敗後,不久就采取了一些改良主義的辦法。

    戊戌變法(1898)期間,光緒 帝于七月六日下诏普遍設立中小學,改書院為學堂;六月二十日曾诏令在科舉考試中廢止八股,“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

     〔5〕“欽定四庫全書” 清代乾隆三十八年(1773)設立四庫全書館,把宮中所藏和民間所獻書籍,命館臣分别加以選擇、鈔錄,費時十年,共選錄書籍 三千五百○三種,分經、史、子、集四部,即所謂“欽定四庫全書”。

    它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存和整理文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