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理”的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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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隻得自責國人之不争氣，竟任這樣的
報紙跳梁！
北大教授王世傑在撷英館席上演說，即雲“本人決不主張北大少數人與女師大合作”，就可以證明我前言的不誣。
至又謂“照北大校章教職員不得兼他機關主要 任務然而現今北大教授在女師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實屬違法應加以否認雲雲”，則頗有語病。
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 是正在坐中“維持公理”，而且演說的麼？使之何以為情？李教授兼副館長的演說辭，報上卻不載；但我想，大概是不贊成這個辦法的。
北大教授燕樹棠謂女大學生極可佩服，而對于“形同土匪破壞女大的人應以道德上之否認加之”，則竟連所謂女大教務長蕭純錦的自辯女大當日所埋伏者是聽差 而非流氓的啟事〔12〕也沒有見，卻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個“道德”來了。
那麼，對于形同鬼蜮破壞女師大的人，應以什麼上之否認加之呢？ “公理”實在是不容易談，不但在一個維持會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時竟至于會用了“道義”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臉的嘴巴。
西滢是曾在《現代評論》 （三十八）的《閑話》裡冷嘲過援助女師大的人們的：“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
我看不見得吧。
”現在卻簽名于什麼公理會上了，似乎性情或體質有點改 變。
而且曾經感慨過：“你代被群衆專制所壓迫者說了幾句公平話，那麼你不是與那人有‘密切的關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飯。
”（《現代》四十）然而現在的公 理什麼會上的言論和發表的文章上，卻口口聲聲，側重多數了〔13〕；似乎主張又頗有些參差，隻有“吃飯”的一件事還始終如一。
在《現代評論》（五十三） 上，自诩是“所有的批評都本于學理和事實，絕不肆口嫚罵”〔14〕，而忘卻了自己曾稱女師大為“臭毛廁”，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陳源。
陳源不就是西滢麼？半年的事，幾個的人，就這麼矛盾支離，實在可以使人憫笑。
但他們究竟是聰明的，大約不獨覺得“公理”歪邪，而且連自己們的“公理維持 會”也很有些歪邪了罷，所以突然一變而為“女子大學後援會”了，這是的确的，後援，就是站在背後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報》上所載該後援會開會的記事，卻連發言的人的名姓也沒有了，一律叫作“某君”。
莫非後來連對于自己的姓名也覺得可羞，真是“内愧于 心”了？還是将人“投畀豺虎”之後，豫備歸過于“某君”，免得自己負責任，受報複呢？雖然報複的事，并為“正人君子”們所反對，但究竟還不如先使人不知道 “後援”者為誰的穩當，所以即使為着“道義”，而坦白的态度，也仍為他們所不取罷。
因為明白地站出來，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專在背後， 用暗箭的聰明人的人格。
其實，撷英館裡和後援會中所嘯聚的一彪人馬，也不過是各處流來的雜人，正如我一樣，到北京來騙一口飯〔15〕，豈但“投畀豺虎”，簡直是已經“投畀有 北”〔16〕的了。
這算得什麼呢？以人論，我與王桐齡，李順卿雖曾在西安點首談話，卻并不當作朋侪；與陳源雖嘗在給泰戈爾〔17〕祝壽的戲台前一握手，而 早已視為異類，又何至于會有和他們連席之意？而況于不知什麼東西的雜人等輩也哉！以事論，則現在的教育界中實無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18〕之流，那是當 然不能免的。
不幸十餘年來，早見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對于有些人的口頭的鳥“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于此。
十二月十八日。
※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國民新報副刊》。
〔2〕太平湖飯店 應為西安飯店。
參看本書《後記》。
〔3〕章士钊複出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章士钊因禁止學生紀念“五七”國恥的愛國運動，引起學生反對，就逃往天津暫避；六月間，他又重返教育部，于八月十九日派武裝警察解散女師大。
〔4〕胡敦複 江蘇無錫人，美國留學生，曾任上海大同大學校長。
他在大同大學校長任内，将該校在五卅慘案後禁止學生參加愛國運動的通告，寄給章士钊主 辦的《甲寅》周刊發表。
通告中有“許（學生）以奮學救國，決不許以廢學出位救國”的話，章士钊對此嘉許說：“此語不圖于今日聞之”，并稱贊他辦的大同大學 “成績為公私諸校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甲寅》第一卷第五号）。
章士钊在解散女師大以後，便叫胡敦複擔任女子大學校長。
胡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就任，同 年十二月去職。
〔5〕校務維持會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章士钊下令解散
至又謂“照北大校章教職員不得兼他機關主要 任務然而現今北大教授在女師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實屬違法應加以否認雲雲”，則頗有語病。
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 是正在坐中“維持公理”，而且演說的麼？使之何以為情？李教授兼副館長的演說辭，報上卻不載；但我想，大概是不贊成這個辦法的。
北大教授燕樹棠謂女大學生極可佩服，而對于“形同土匪破壞女大的人應以道德上之否認加之”，則竟連所謂女大教務長蕭純錦的自辯女大當日所埋伏者是聽差 而非流氓的啟事〔12〕也沒有見，卻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個“道德”來了。
那麼，對于形同鬼蜮破壞女師大的人，應以什麼上之否認加之呢？ “公理”實在是不容易談，不但在一個維持會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時竟至于會用了“道義”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臉的嘴巴。
西滢是曾在《現代評論》 （三十八）的《閑話》裡冷嘲過援助女師大的人們的：“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
我看不見得吧。
”現在卻簽名于什麼公理會上了，似乎性情或體質有點改 變。
而且曾經感慨過：“你代被群衆專制所壓迫者說了幾句公平話，那麼你不是與那人有‘密切的關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飯。
”（《現代》四十）然而現在的公 理什麼會上的言論和發表的文章上，卻口口聲聲，側重多數了〔13〕；似乎主張又頗有些參差，隻有“吃飯”的一件事還始終如一。
在《現代評論》（五十三） 上，自诩是“所有的批評都本于學理和事實，絕不肆口嫚罵”〔14〕，而忘卻了自己曾稱女師大為“臭毛廁”，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陳源。
陳源不就是西滢麼？半年的事，幾個的人，就這麼矛盾支離，實在可以使人憫笑。
但他們究竟是聰明的，大約不獨覺得“公理”歪邪，而且連自己們的“公理維持 會”也很有些歪邪了罷，所以突然一變而為“女子大學後援會”了，這是的确的，後援，就是站在背後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報》上所載該後援會開會的記事，卻連發言的人的名姓也沒有了，一律叫作“某君”。
莫非後來連對于自己的姓名也覺得可羞，真是“内愧于 心”了？還是将人“投畀豺虎”之後，豫備歸過于“某君”，免得自己負責任，受報複呢？雖然報複的事，并為“正人君子”們所反對，但究竟還不如先使人不知道 “後援”者為誰的穩當，所以即使為着“道義”，而坦白的态度，也仍為他們所不取罷。
因為明白地站出來，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專在背後， 用暗箭的聰明人的人格。
其實，撷英館裡和後援會中所嘯聚的一彪人馬，也不過是各處流來的雜人，正如我一樣，到北京來騙一口飯〔15〕，豈但“投畀豺虎”，簡直是已經“投畀有 北”〔16〕的了。
這算得什麼呢？以人論，我與王桐齡，李順卿雖曾在西安點首談話，卻并不當作朋侪；與陳源雖嘗在給泰戈爾〔17〕祝壽的戲台前一握手，而 早已視為異類，又何至于會有和他們連席之意？而況于不知什麼東西的雜人等輩也哉！以事論，則現在的教育界中實無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18〕之流，那是當 然不能免的。
不幸十餘年來，早見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對于有些人的口頭的鳥“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于此。
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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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平湖飯店 應為西安飯店。
參看本書《後記》。
〔3〕章士钊複出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章士钊因禁止學生紀念“五七”國恥的愛國運動，引起學生反對，就逃往天津暫避；六月間，他又重返教育部，于八月十九日派武裝警察解散女師大。
〔4〕胡敦複 江蘇無錫人，美國留學生，曾任上海大同大學校長。
他在大同大學校長任内，将該校在五卅慘案後禁止學生參加愛國運動的通告，寄給章士钊主 辦的《甲寅》周刊發表。
通告中有“許（學生）以奮學救國，決不許以廢學出位救國”的話，章士钊對此嘉許說：“此語不圖于今日聞之”，并稱贊他辦的大同大學 “成績為公私諸校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甲寅》第一卷第五号）。
章士钊在解散女師大以後，便叫胡敦複擔任女子大學校長。
胡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就任，同 年十二月去職。
〔5〕校務維持會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章士钊下令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