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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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書始末及其編者
奉使行程錄和青宮譯語
汴京之陷和開封府狀
靖康餘緒——呻吟語和宋俘記
本書的流傳及其版本
餘論
箋證凡例及其它
[一]成書始末及其編者
靖康稗史共包括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甕中人語、開封府狀、南征錄彙、青宮譯語、呻吟語、宋俘記七種，故習慣上又稱其為靖康稗史七種。
其中除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又見于三朝北盟會編和大金國志外，其它六種皆所僅見。
本來，開封府狀、南征錄彙、宋俘記、青宮譯語和呻吟語各一卷，是确庵于南宋孝宗隆興二年(公元一一六四年)編訂的同憤錄下帙，但過了一百多年，到耐庵于度宗鹹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于臨安顧氏家發現這個稿本時，該書上帙已經散佚無存。
由于耐庵從下帙的内容，推知「上帙當是靖康閏月前事」(見本書序)，也就是汴京陷落以前的事，故他在下帙的基礎上，又補了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和甕中人語各一卷，以使「靖康禍亂始末備已」(同上)，于是便成了我們見到的這部靖康稗史。
這就是說，靖康稗史是耐庵在确庵同憤錄下帙的基礎上增訂而成的。
關于兩位編者的情況，早在耐庵發現同憤錄下帙這個稿本時，就已經說過：「确庵姓氏亦無考。
」(同上)而我們今天關于耐庵的情況也一無所知。
七十五年前，也就是一九一０年，丁秉衡在鈔完這部書之後，曾疑心這位耐庵「或即為水浒傳之施耐庵乎？」(見本書附跋)但因缺乏左證，他沒有作進一步的說明，隻是懷疑而已。
然而我倒以為，這個懷疑不無道理。
首先，水浒傳正是以徽、欽二朝為背景的，因此，施耐庵留心并收輯這方面的材料自屬順理成章。
其次，為宋江等三十六人作畫贊的龔聖與也是宋末元初人，這不僅說明當時水浒故事已很盛行，而且也說明其影響還頗大。
焉能知道南宋末年流行的這些雛型水浒故事與這位耐庵沒有關系？後人認定水浒傳的作者是施耐庵，與這有沒有一定聯系？凡此等等，我以為，編次這部靖康稗史的耐庵，極有可能就是水浒傳的作者施耐庵。
過去，關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隻有一些後人僞造的東西和一些迷離撲朔的傳說，我以為，如果不錯的話，倒是這部靖康稗史的編次，傾注了他的勞動，并留下了他寫的一篇不長的序言。
靖康稗史從不同角度，記載了北宋都城陷落始末及宋宮室宗族北遷和北遷後的情況。
本書最大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作者大都是親曆、親見其事的人，它為研究靖康禍亂始末，不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本書所涉作者，既有宋人，又有金人，他們對同一件事的記載，不論是相同還是不同，都有助于我們考訂曆史的真實。
可貴的是，本書編者顯然十分注意這一點，故記同一史實，往往兼收出自宋、金不同作者的兩種同類著作，如記汴京失陷和宋帝出降，就既有宋人編着的甕中人語，又有金人編錄的南征錄彙；再如記宋帝等北遷和北遷以後的情況，亦既有宋人編着的呻吟語，又有金人編着的宋俘記。
這些，都極為清楚地體現了編者尊重曆史的求實精神，而這也正是本書的價值所在。
需要強調，賴本書所保存的金人史着，如南征錄彙、宋俘記等，除對研究北宋滅亡這一曆史事件有極大價值外，對研究史着多所散佚的金代史學，亦有同樣的價值。
[二]奉使行程錄和青宮譯語 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是靖康事件之前，也就是宣和七年(公元一一二五年)，許亢宗為賀金太宗吳乞買登位使金而留下的出使紀錄。
這種出使紀錄又叫語錄，是宋廷每個出使要員回朝後必作的一種上之朝廷的例行「公文」，叙述出使見聞和應對情況。
宋代留下了不少這樣的語錄，如路振乘轺錄、王曾上契丹事、張舜民使遼錄、範成大攬辔錄、樓鑰北行日錄等，就都是他們使遼或使金後寫下的這類語錄。
嚴格地說，這類語錄或行程錄還稱不上是「史」，但由于它們都是作者奉命出使異邦的産物，其間亦必涉國家大事，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語錄又顯然具有「史」的性質。
許亢宗是在一個特定的曆史環境下出使的，他既在金國招待使臣的宴會上遇到了大肆誇耀金人「控弦百萬，無敵于天下」的押拌，又在「回程見虜中已轉糧發兵，接迹而來，移駐南邊，而漢兒亦累累詳言其将入寇」。
可惜，由于「前此禦筆指揮，敢妄言邊事者流三千裡，罰錢三千貫，不以赦蔭減，由是無敢言者」罷了。
(以上引文皆見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因此，作為靖康事件的前奏，編者把這個行程錄放在本書的首卷是頗有深意的，因為它較真實地揭示了導緻靖康失敗的重要原因。
不過從今天看，這個行程錄的最大價值還在于交通和地理以及民俗方面。
許亢宗從汴京出發，「本朝界内一千一百五十裡二十二程更不詳叙」，詳叙的是「起自白溝契丹舊界，止于虜廷冒離納缽三千一百二十裡，計三十九程」的情況，每程皆記裡程和見聞。
這些記載，尤其是對女真本土所行裡程及民俗、見聞的記載，對我們今天研究當時的社會狀況和地理方位等極有參考價值。
如：「第三十三程，自黃龍府六十裡至托撤孛堇寨。
府為契丹東寨。
當契丹強盛時，虜獲異國人則遷徙雜處于此。
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韎鞨，東有女真、室韋，東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纥、黨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風俗，凡聚會處，諸國人語言不能相通曉，則各為漢語以證方能辨之。
」這說明，在不同程度上，漢語已成了北方各少數民族的共同語言，充分反映了漢族對北方邊陲少數民族的巨大影響。
這一記載，不僅把托撤孛堇寨的地理方位交待的十分清楚，而且還把這裡的民風特點作了簡要說明，這無論對曆史地理學還是民俗學，都具有重要價值。
再如「第二十四程，自托撤九十裡至漫七離孛堇寨，道旁有契丹舊益州、賓州空城」。
而後人正是根據這一線索，找到了這兩座空城的遺址，并從而确定了今農安城(又稱隆安城)就是金初的黃龍府(後改名隆州)。
這些，都足以說明這個行程錄的價值。
值得強調的是，如此詳細記載女真本土地理裡程的著作并不多，就筆者所見，僅有洪皓的松漠紀聞、張棣的金圖經、趙彥衛雲麓漫鈔中的禦寨行程，和我們下文将要談到的青宮譯語。
但對比起來，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記載最為詳贍，價值亦當首屈一指。
關于這個行程錄的作者，傳統的看法都認為是許亢宗，但三十年代，經過陳樂素先生的考證，認為此錄的作者并非許氏，而是這次奉使的押禮物官鐘邦直。
理由如次：(1)錄中第二十八程有雲：「使長許亢宗，饒之樂平人，以才被選。
為人醞藉似不能言者，臨事敢發如此。
」非自述而是他述語。
(2)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七引有「鐘邦直行程錄」一段，當是這個行程錄中的文字。
(3)同書卷二０在引這個行程錄的開篇雲：「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诏奉議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許亢宗充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國信使，武義大夫、廣南西路廉訪使童緒副之，管押禮物官鐘邦直。
」接着便另外提行雲：「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曰」雲雲。
陳樂素先生認為，這裡當是「管押禮物官鐘邦直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曰」，手民提行有誤，遂使這個行程錄失去了作者之名。
(4)本行程錄開篇詳叙禮物，正因為作者是押禮物官所緻。
我以為，陳樂素先生的考證是有道理的，是可以定論的陳文見前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冊、第二分冊，題目是三朝北盟會編考。
這個行程錄有多種名稱：三朝北盟會編卷首書目作奉使金國行程錄，該書卷二０作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而大金國志卷四０則叫許奉使行程錄。
陳樂素先生以為，「要當以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為最正确」。
但筆者不能不遺憾的指出，陳先生在考證時，顯然并沒有看到靖康稗史七種之第一種就是這個行程錄，而它的名稱則為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
這似比陳氏所謂「最正确」的名稱還要準确。
但是，我終疑心，既然這個行程錄的作者是鐘邦直，那麼，這個行程錄的标題似必當有「許亢宗」三字方妥。
因為鐘邦直不過是個區區押禮物官，是個随員而已，他自己焉能稱「奉使」？能稱奉使的，隻能是許亢宗。
大金國志稱此錄為許奉使行程錄可為此說一旁證；而後人多謂此錄的作者為許亢宗，又可為此說一反證。
由于這個行程錄的題名較長，故後人引用或刊刻多有省改，以緻出現了上述多種不同的标題，造成了一定的混亂。
如果說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在研究女真早期史地方面有重大價值的話，那麼，作為本書的另一種青宮譯語，在這方面則與之有同工之妙。
青宮譯語是作者王成棣作為翻譯人員，于天會五年(公元一一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受粘罕之命，從汴京出發，跟随珍珠大王設野馬押送高宗母韋後等經燕京到上京的行程聞見錄。
因為韋後等大都監押在青城齋宮，故名「青宮」雲雲。
收在本書的青宮譯語雖是節本，文字也不長，但所記皆親曆、親見，極為真切。
如天會五年四月六日，次豐樂一村，記雲：「屋已毀，院中倒埋男婦二十餘人，未盡腐。
」
其中除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又見于三朝北盟會編和大金國志外，其它六種皆所僅見。
本來，開封府狀、南征錄彙、宋俘記、青宮譯語和呻吟語各一卷，是确庵于南宋孝宗隆興二年(公元一一六四年)編訂的同憤錄下帙，但過了一百多年，到耐庵于度宗鹹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于臨安顧氏家發現這個稿本時，該書上帙已經散佚無存。
由于耐庵從下帙的内容，推知「上帙當是靖康閏月前事」(見本書序)，也就是汴京陷落以前的事，故他在下帙的基礎上，又補了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和甕中人語各一卷，以使「靖康禍亂始末備已」(同上)，于是便成了我們見到的這部靖康稗史。
這就是說，靖康稗史是耐庵在确庵同憤錄下帙的基礎上增訂而成的。
關于兩位編者的情況，早在耐庵發現同憤錄下帙這個稿本時，就已經說過：「确庵姓氏亦無考。
」(同上)而我們今天關于耐庵的情況也一無所知。
七十五年前，也就是一九一０年，丁秉衡在鈔完這部書之後，曾疑心這位耐庵「或即為水浒傳之施耐庵乎？」(見本書附跋)但因缺乏左證，他沒有作進一步的說明，隻是懷疑而已。
然而我倒以為，這個懷疑不無道理。
首先，水浒傳正是以徽、欽二朝為背景的，因此，施耐庵留心并收輯這方面的材料自屬順理成章。
其次，為宋江等三十六人作畫贊的龔聖與也是宋末元初人，這不僅說明當時水浒故事已很盛行，而且也說明其影響還頗大。
焉能知道南宋末年流行的這些雛型水浒故事與這位耐庵沒有關系？後人認定水浒傳的作者是施耐庵，與這有沒有一定聯系？凡此等等，我以為，編次這部靖康稗史的耐庵，極有可能就是水浒傳的作者施耐庵。
過去，關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隻有一些後人僞造的東西和一些迷離撲朔的傳說，我以為，如果不錯的話，倒是這部靖康稗史的編次，傾注了他的勞動，并留下了他寫的一篇不長的序言。
靖康稗史從不同角度，記載了北宋都城陷落始末及宋宮室宗族北遷和北遷後的情況。
本書最大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作者大都是親曆、親見其事的人，它為研究靖康禍亂始末，不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本書所涉作者，既有宋人，又有金人，他們對同一件事的記載，不論是相同還是不同，都有助于我們考訂曆史的真實。
可貴的是，本書編者顯然十分注意這一點，故記同一史實，往往兼收出自宋、金不同作者的兩種同類著作，如記汴京失陷和宋帝出降，就既有宋人編着的甕中人語，又有金人編錄的南征錄彙；再如記宋帝等北遷和北遷以後的情況，亦既有宋人編着的呻吟語，又有金人編着的宋俘記。
這些，都極為清楚地體現了編者尊重曆史的求實精神，而這也正是本書的價值所在。
需要強調，賴本書所保存的金人史着，如南征錄彙、宋俘記等，除對研究北宋滅亡這一曆史事件有極大價值外，對研究史着多所散佚的金代史學，亦有同樣的價值。
[二]奉使行程錄和青宮譯語 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是靖康事件之前，也就是宣和七年(公元一一二五年)，許亢宗為賀金太宗吳乞買登位使金而留下的出使紀錄。
這種出使紀錄又叫語錄，是宋廷每個出使要員回朝後必作的一種上之朝廷的例行「公文」，叙述出使見聞和應對情況。
宋代留下了不少這樣的語錄，如路振乘轺錄、王曾上契丹事、張舜民使遼錄、範成大攬辔錄、樓鑰北行日錄等，就都是他們使遼或使金後寫下的這類語錄。
嚴格地說，這類語錄或行程錄還稱不上是「史」，但由于它們都是作者奉命出使異邦的産物，其間亦必涉國家大事，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語錄又顯然具有「史」的性質。
許亢宗是在一個特定的曆史環境下出使的，他既在金國招待使臣的宴會上遇到了大肆誇耀金人「控弦百萬，無敵于天下」的押拌，又在「回程見虜中已轉糧發兵，接迹而來，移駐南邊，而漢兒亦累累詳言其将入寇」。
可惜，由于「前此禦筆指揮，敢妄言邊事者流三千裡，罰錢三千貫，不以赦蔭減，由是無敢言者」罷了。
(以上引文皆見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因此，作為靖康事件的前奏，編者把這個行程錄放在本書的首卷是頗有深意的，因為它較真實地揭示了導緻靖康失敗的重要原因。
不過從今天看，這個行程錄的最大價值還在于交通和地理以及民俗方面。
許亢宗從汴京出發，「本朝界内一千一百五十裡二十二程更不詳叙」，詳叙的是「起自白溝契丹舊界，止于虜廷冒離納缽三千一百二十裡，計三十九程」的情況，每程皆記裡程和見聞。
這些記載，尤其是對女真本土所行裡程及民俗、見聞的記載，對我們今天研究當時的社會狀況和地理方位等極有參考價值。
如：「第三十三程，自黃龍府六十裡至托撤孛堇寨。
府為契丹東寨。
當契丹強盛時，虜獲異國人則遷徙雜處于此。
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韎鞨，東有女真、室韋，東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纥、黨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風俗，凡聚會處，諸國人語言不能相通曉，則各為漢語以證方能辨之。
」這說明，在不同程度上，漢語已成了北方各少數民族的共同語言，充分反映了漢族對北方邊陲少數民族的巨大影響。
這一記載，不僅把托撤孛堇寨的地理方位交待的十分清楚，而且還把這裡的民風特點作了簡要說明，這無論對曆史地理學還是民俗學，都具有重要價值。
再如「第二十四程，自托撤九十裡至漫七離孛堇寨，道旁有契丹舊益州、賓州空城」。
而後人正是根據這一線索，找到了這兩座空城的遺址，并從而确定了今農安城(又稱隆安城)就是金初的黃龍府(後改名隆州)。
這些，都足以說明這個行程錄的價值。
值得強調的是，如此詳細記載女真本土地理裡程的著作并不多，就筆者所見，僅有洪皓的松漠紀聞、張棣的金圖經、趙彥衛雲麓漫鈔中的禦寨行程，和我們下文将要談到的青宮譯語。
但對比起來，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記載最為詳贍，價值亦當首屈一指。
關于這個行程錄的作者，傳統的看法都認為是許亢宗，但三十年代，經過陳樂素先生的考證，認為此錄的作者并非許氏，而是這次奉使的押禮物官鐘邦直。
理由如次：(1)錄中第二十八程有雲：「使長許亢宗，饒之樂平人，以才被選。
為人醞藉似不能言者，臨事敢發如此。
」非自述而是他述語。
(2)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七引有「鐘邦直行程錄」一段，當是這個行程錄中的文字。
(3)同書卷二０在引這個行程錄的開篇雲：「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诏奉議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許亢宗充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國信使，武義大夫、廣南西路廉訪使童緒副之，管押禮物官鐘邦直。
」接着便另外提行雲：「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曰」雲雲。
陳樂素先生認為，這裡當是「管押禮物官鐘邦直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曰」，手民提行有誤，遂使這個行程錄失去了作者之名。
(4)本行程錄開篇詳叙禮物，正因為作者是押禮物官所緻。
我以為，陳樂素先生的考證是有道理的，是可以定論的陳文見前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冊、第二分冊，題目是三朝北盟會編考。
這個行程錄有多種名稱：三朝北盟會編卷首書目作奉使金國行程錄，該書卷二０作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而大金國志卷四０則叫許奉使行程錄。
陳樂素先生以為，「要當以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為最正确」。
但筆者不能不遺憾的指出，陳先生在考證時，顯然并沒有看到靖康稗史七種之第一種就是這個行程錄，而它的名稱則為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
這似比陳氏所謂「最正确」的名稱還要準确。
但是，我終疑心，既然這個行程錄的作者是鐘邦直，那麼，這個行程錄的标題似必當有「許亢宗」三字方妥。
因為鐘邦直不過是個區區押禮物官，是個随員而已，他自己焉能稱「奉使」？能稱奉使的，隻能是許亢宗。
大金國志稱此錄為許奉使行程錄可為此說一旁證；而後人多謂此錄的作者為許亢宗，又可為此說一反證。
由于這個行程錄的題名較長，故後人引用或刊刻多有省改，以緻出現了上述多種不同的标題，造成了一定的混亂。
如果說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在研究女真早期史地方面有重大價值的話，那麼，作為本書的另一種青宮譯語，在這方面則與之有同工之妙。
青宮譯語是作者王成棣作為翻譯人員，于天會五年(公元一一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受粘罕之命，從汴京出發，跟随珍珠大王設野馬押送高宗母韋後等經燕京到上京的行程聞見錄。
因為韋後等大都監押在青城齋宮，故名「青宮」雲雲。
收在本書的青宮譯語雖是節本，文字也不長，但所記皆親曆、親見，極為真切。
如天會五年四月六日，次豐樂一村，記雲：「屋已毀，院中倒埋男婦二十餘人，未盡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