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輕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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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捕捉了一個奇怪的事實：人人都朝他笑，人人都希望他寫那個收回聲明，
人人都會因此而高興！第一種人高興，是因為他将他們的懦弱擡高身價，使他們過去的
行為看來是小事一樁，能歸還他們失去的名聲。
第二種人高興，是因為他們能視自己的 榮耀為特權，決不願意讓出，甚至會慢慢培養出一種對懦弱者的暗暗喜愛。
要是沒有這 些懦弱者，他們的英勇将會立即變成一種無人景仰羨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單調。
托馬斯受不了這些笑。
他認為自己處處都看見這種笑，連街上陌生人的臉上也莫不 如此。
他開始失眠。
事情能這樣嗎？他真的那麼仰仗那些人嗎？不，他對他們沒好話可 說，自己居然讓他們的眼色搞得如此不安，實在使他氣憤。
這是完全不合邏輯的。
一個 這麼不在乎别人的人怎麼會這樣受制于别人的想法呢？ 也許，這種根深蒂固的對人的不信任感（他懷疑那些人有權決定他的命運和對他給 予評判），在他選擇職業時起了作用。
眼下的職業使他可以回避公開露面。
比方說，一 個選擇政治家職業的人，當然會樂意去當衆指手劃腳評頭品足，懷着幼稚的自信，以為 如此會獲得民衆的歡心。
如果群衆表示了不贊同，那隻會刺激他繼續幹下去力争做得更 多更好。
同樣，托馬斯也受到刺激，不過他的刺激來自疾病的診斷難點。
一個醫生不象政治家，也不象演員，隻是被他的病人以及同行醫生所評價，就是說， 是一種關上門後個人對個人的評價。
面對那些品評者的目光，他能立即用自己的目光回 答他們，為自己解釋或者辯護。
現在，托馬斯生平第一次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數不清 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無法接應它們，既不能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語來回答它們。
他 聽任每一個人的擺布，聽任人們在醫院内外議論着他（其時緊張的布拉格正謠言四起， 誰背叛，誰告密，誰勾結，傳謠速度快如電報不可思議）。
他雖然知道但毫無辦法。
他 對謠言如此不堪忍受感到驚奇，對自己如此病苦焦灼感到不可理解。
他們對他的興趣令 人不快，如同你碰我撞的擠迫，如同噩夢中一夥人七手八腳将我們的衣服撕扯。
他去了主治醫生那裡，告訴對方他不會寫一個字。
主治醫生異乎尋常地用力跟他握了握手，說他對托馬斯的決定早有預料。
“即使沒有那個聲明，也許您也能有辦法留我繼續工作吧。
”托馬斯竭力暗示對方， 他的解雇足以使所有的同事以辭職來威脅當局。
但他的同事做夢也沒想到要用辭職來吓唬誰。
不久（主治醫生比前次更為有力地握 了，握他的手——幾天來他的手都是青一塊紫一塊的），他被迫離開了醫院。
5
開始，他在一家離布拉格約五十英裡的鄉村診所裡混，每天乘火車往返兩地，回家
就精疲力盡了。
一年後，他設法找一個強些的差事，得到的卻是布拉格郊外某個診所裡 更低的職位。
他在那裡不可能幹自己的外科本行，成了什麼都幹的通用品。
候診室裡總 是擠成一團糟，他對付每一個病人還不要五分鐘，無非是告訴他們吃多少阿斯匹林，給 他們開開病假條，送他們去找某些專科大夫。
他看自己與其是醫生，還不如說是個管家 仆人。
一天，門診時間完了，一個約摸五十歲的男人拜訪了他，那人舉止的莊重增添了幾 分高貴氣。
他自我介紹，是國家内務部的代表，想邀請托馬斯到馬路那邊去喝一杯。
他要了一杯葡萄酒，托馬斯表示拒絕：“我還得開車回家，他們發現我喝了酒，會 沒收我的執照。
”内務部的人笑着說：“真要碰上什麼事，給他們看看這個就行了。
” 他遞給托馬斯一張名片（顯然那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上面還有部裡的電話号碼。
然後，他大談特談他如何欽佩托馬斯，大談特談整個部裡的人如何難過，不忍心想 到一位受人尊敬助外科醫生競在一所偏遠的小診所裡分發阿斯匹林。
他讓托馬斯懂得， 雖然他不能出來說話，警察是不同意采用這麼嚴厲的措施，把專家們從自己的崗位上趕 走的。
從來沒有誰想到過要表揚托馬斯，于是他非常仔細地聽這位胖官員的講話，對那人 在醫學方面的知識精确和細節熟悉感到驚訝。
當我們面對奉承時，是多麼沒有防備啊！ 托馬斯無法使自己不把部裡官員的話當成一回事。
這不隻是出于虛榮，更重要的是托馬斯缺乏經驗。
當你對面坐着一個使人愉快、值 得尊敬、有禮貌的人時，你要提醒自己說，他說的都不是實話，沒有一句出自真誠，是 不容易的。
保持不相信（經常地、完備地、毫不猶豫地），需要有極大的努力和适當的 訓練——換句話說，要常常經受警察的盤問。
而托馬斯缺乏這種訓練。
部裡來的人繼續說：“我們知道，你在蘇黎世有極好的職位，我們非常贊賞你的回 國。
這是一種高尚的行為，你認識到了你的崗位在這裡。
”他又象責怪托馬斯似的說： “可你的崗位應該在手術台上才對！” “我太同意了。
”托馬斯說。
稍停了一下，部裡來的人用悲哀的語調說：“那麼告訴我，大夫，你真的認為共産 黨員應該挖掉自己 的眼睛嗎？你，一位給那麼多人賜予過健康的人，會這麼認為嗎？” “太荒謬了！”托馬斯自衛地吼道，“你為什麼不去讀讀我寫的東西？” “我讀過的。
”部裡來的人說。
聲音聽起來似乎非常難受。
“我寫了共産黨員應該把眼睛挖去麼？” “人人都是這麼理解的。
”部裡來的人說。
聲音變得越來越悲哀。
“你去讀全部的文章，我原先寫的那樣。
你不會談到它的，登出來的文章被删掉了 一些。
” “是嗎？”部裡來的人警覺起來，“你是說他們不是按你寫的那樣發表的嗎？” “他們删節了。
” “很多嗎？” “大約三分之一。
” 部裡來的人看來真的吃了一驚：“他們這樣做是非常不合适的。
” 托馬斯聳了聳肩。
“你應該抗議！他們責無旁貸地應該迅速刊登原稿。
” “俄國人來以前，我還有閑工夫想想這事，那以後，我還有其它事要想。
” “但你總不願意人們認為你，一個醫生，要剝奪人看東西的權利吧！” “你想想，你懂嗎？這是一封給編輯的信，藏在報紙的角落裡，沒有人注意它，除 了俄國使館的人員。
隻有他們才去找它。
” “别那麼說！别那麼想！我親自與很多人談過，他們讀過你的文章，對你這麼寫感 到吃驚。
可你現在對我說，那文章與你寫的不相符合，有很多地方不對，是他們讓你寫 的嗎？” “你是說那篇文章？不，我自己寫了交給他們的。
” “你認識那裡的人嗎？” “什麼人？” “給你登文章的人呀。
” “不。
” “你是說你從未跟他們說過話？” “他們叫我親自去過一次。
” “幹嘛？” “還是關于文章。
” “你跟誰談的？” “一位編輯。
” “他叫什麼名字？” 直到這時，托馬斯才意識到自已是在被審訊。
他馬上明白了，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有 可能使某個人陷入危險。
他顯然知道那位編輯的名字，卻否認了：“我不清楚。
” “好啦，好啦，”那人的聲音中透出對托馬斯不老實的惱怒，“你總不能說，他連 自我介紹都沒有？” 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實，我們良好的教養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幫兇。
我們不知道 如何撤謊。
我們的爸爸媽媽們老是命令我們“說實話”。
這種思想灌輸變成了一種如此 自覺的行為，以至我仍在審訊中對秘密警察撒謊都感到羞恥。
對我們來說，與他争一場 或罵一頓（我們可以無動于衷），比當着他的面撤謊（這是唯一可行的），要簡單得多。
部裡的人指責他不老實時，托馬斯幾乎要感到内疚了，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礙來 堅持謊言：“我想，他的确作了介紹，但他的名字不響亮，我馬上就給忘了。
” “他什麼樣子？” 他打交道的那位編緝是一個淺棕色頭發、剪平頭的矮個子男人，托馬斯現在盡力選 擇與他相反的特征：“高個子，留着長長的黑頭發。
”他說。
“呵，”部裡來的人說，“有個大下巴！” “對了。
”托馬斯說。
“背有點駝。
” “對了。
”托馬斯心想，部裡來的人現在已經認準某個人了。
重要的不是托馬斯說 出了某個可憐的編輯，而是他說出的情況是不真實的。
“那麼他要見你是為了什麼呢？你們談了些什麼呢？” “有關詞序的問題。
” 這聽起來象是在可笑地捏造借口。
部裡來的人對于托馬斯拒絕講實話更惱火了： “你開始說他們删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來又對我說，他們跟你隻談了詞序的 問題！這合邏輯嗎？” 這回托馬斯回答得毫不為難，因為他講的絕對是實話：“是不合邏輯，但事實就是 這樣。
”他笑起來，“他們要求我允許他們改變一個句子的語序，随後便把我寫的東西 砍去了三分之一。
” 部裡來的人搖搖頭，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為：“他們這樣做太亂彈琴了。
” 他喝完了酒就作總結：“你是被人操縱了，大夫，被人利用了。
遺憾的是你和你的 病人都吃了苦頭。
我們非常了解你積極的品質，我們知道該怎麼辦。
” 他向托馬斯把手伸過來，熱情地握了握手，然後各自乘自己的車走了。
6
與那位部裡來的人談過以後，托馬斯深深地陷入了消沉之中。
他怎麼能一直用快活 的語調進行那場談話呢？如果說，當初他未能拒絕與那人打交道的話（他對于突如其來 的事毫無準備，不知道法律寬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絕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 假如有人看見他了，而且還認識那個人，必定推斷出托馬斯在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 為什麼要告訴對方文章删節一事呢？幹嘛要多嘴多舌？他對自己不高興到了極點。
兩周後，部裡來的人又拜訪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
但這一次托馬斯提出要呆 在自己的辦公室裡。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
”那人笑着說。
托馬斯對他的話産生了好奇。
對方說那些話，就象一個棋手在告訴對手：你先走錯 了一步。
他們相對而坐，托馬斯坐在辦公桌旁。
他們大約談了十分鐘當時猖獗一時的流行性 感冒，然後那人說：“我們為你的事想了很多。
如果僅僅是我們處理這事，那就不會有 什麼問題。
可我們還得考慮社會輿論。
無論你是有意還是無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 底裡的反共之火。
我得告訴你，有人甚至就因為你這篇文章，建議到法院去告你。
法律 中有一條。
就是針對公開煽動暴力
第二種人高興，是因為他們能視自己的 榮耀為特權，決不願意讓出，甚至會慢慢培養出一種對懦弱者的暗暗喜愛。
要是沒有這 些懦弱者，他們的英勇将會立即變成一種無人景仰羨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單調。
托馬斯受不了這些笑。
他認為自己處處都看見這種笑，連街上陌生人的臉上也莫不 如此。
他開始失眠。
事情能這樣嗎？他真的那麼仰仗那些人嗎？不，他對他們沒好話可 說，自己居然讓他們的眼色搞得如此不安，實在使他氣憤。
這是完全不合邏輯的。
一個 這麼不在乎别人的人怎麼會這樣受制于别人的想法呢？ 也許，這種根深蒂固的對人的不信任感（他懷疑那些人有權決定他的命運和對他給 予評判），在他選擇職業時起了作用。
眼下的職業使他可以回避公開露面。
比方說，一 個選擇政治家職業的人，當然會樂意去當衆指手劃腳評頭品足，懷着幼稚的自信，以為 如此會獲得民衆的歡心。
如果群衆表示了不贊同，那隻會刺激他繼續幹下去力争做得更 多更好。
同樣，托馬斯也受到刺激，不過他的刺激來自疾病的診斷難點。
一個醫生不象政治家，也不象演員，隻是被他的病人以及同行醫生所評價，就是說， 是一種關上門後個人對個人的評價。
面對那些品評者的目光，他能立即用自己的目光回 答他們，為自己解釋或者辯護。
現在，托馬斯生平第一次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數不清 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無法接應它們，既不能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語來回答它們。
他 聽任每一個人的擺布，聽任人們在醫院内外議論着他（其時緊張的布拉格正謠言四起， 誰背叛，誰告密，誰勾結，傳謠速度快如電報不可思議）。
他雖然知道但毫無辦法。
他 對謠言如此不堪忍受感到驚奇，對自己如此病苦焦灼感到不可理解。
他們對他的興趣令 人不快，如同你碰我撞的擠迫，如同噩夢中一夥人七手八腳将我們的衣服撕扯。
他去了主治醫生那裡，告訴對方他不會寫一個字。
主治醫生異乎尋常地用力跟他握了握手，說他對托馬斯的決定早有預料。
“即使沒有那個聲明，也許您也能有辦法留我繼續工作吧。
”托馬斯竭力暗示對方， 他的解雇足以使所有的同事以辭職來威脅當局。
但他的同事做夢也沒想到要用辭職來吓唬誰。
不久（主治醫生比前次更為有力地握 了，握他的手——幾天來他的手都是青一塊紫一塊的），他被迫離開了醫院。
一年後，他設法找一個強些的差事，得到的卻是布拉格郊外某個診所裡 更低的職位。
他在那裡不可能幹自己的外科本行，成了什麼都幹的通用品。
候診室裡總 是擠成一團糟，他對付每一個病人還不要五分鐘，無非是告訴他們吃多少阿斯匹林，給 他們開開病假條，送他們去找某些專科大夫。
他看自己與其是醫生，還不如說是個管家 仆人。
一天，門診時間完了，一個約摸五十歲的男人拜訪了他，那人舉止的莊重增添了幾 分高貴氣。
他自我介紹，是國家内務部的代表，想邀請托馬斯到馬路那邊去喝一杯。
他要了一杯葡萄酒，托馬斯表示拒絕：“我還得開車回家，他們發現我喝了酒，會 沒收我的執照。
”内務部的人笑着說：“真要碰上什麼事，給他們看看這個就行了。
” 他遞給托馬斯一張名片（顯然那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上面還有部裡的電話号碼。
然後，他大談特談他如何欽佩托馬斯，大談特談整個部裡的人如何難過，不忍心想 到一位受人尊敬助外科醫生競在一所偏遠的小診所裡分發阿斯匹林。
他讓托馬斯懂得， 雖然他不能出來說話，警察是不同意采用這麼嚴厲的措施，把專家們從自己的崗位上趕 走的。
從來沒有誰想到過要表揚托馬斯，于是他非常仔細地聽這位胖官員的講話，對那人 在醫學方面的知識精确和細節熟悉感到驚訝。
當我們面對奉承時，是多麼沒有防備啊！ 托馬斯無法使自己不把部裡官員的話當成一回事。
這不隻是出于虛榮，更重要的是托馬斯缺乏經驗。
當你對面坐着一個使人愉快、值 得尊敬、有禮貌的人時，你要提醒自己說，他說的都不是實話，沒有一句出自真誠，是 不容易的。
保持不相信（經常地、完備地、毫不猶豫地），需要有極大的努力和适當的 訓練——換句話說，要常常經受警察的盤問。
而托馬斯缺乏這種訓練。
部裡來的人繼續說：“我們知道，你在蘇黎世有極好的職位，我們非常贊賞你的回 國。
這是一種高尚的行為，你認識到了你的崗位在這裡。
”他又象責怪托馬斯似的說： “可你的崗位應該在手術台上才對！” “我太同意了。
”托馬斯說。
稍停了一下，部裡來的人用悲哀的語調說：“那麼告訴我，大夫，你真的認為共産 黨員應該挖掉自己 的眼睛嗎？你，一位給那麼多人賜予過健康的人，會這麼認為嗎？” “太荒謬了！”托馬斯自衛地吼道，“你為什麼不去讀讀我寫的東西？” “我讀過的。
”部裡來的人說。
聲音聽起來似乎非常難受。
“我寫了共産黨員應該把眼睛挖去麼？” “人人都是這麼理解的。
”部裡來的人說。
聲音變得越來越悲哀。
“你去讀全部的文章，我原先寫的那樣。
你不會談到它的，登出來的文章被删掉了 一些。
” “是嗎？”部裡來的人警覺起來，“你是說他們不是按你寫的那樣發表的嗎？” “他們删節了。
” “很多嗎？” “大約三分之一。
” 部裡來的人看來真的吃了一驚：“他們這樣做是非常不合适的。
” 托馬斯聳了聳肩。
“你應該抗議！他們責無旁貸地應該迅速刊登原稿。
” “俄國人來以前，我還有閑工夫想想這事，那以後，我還有其它事要想。
” “但你總不願意人們認為你，一個醫生，要剝奪人看東西的權利吧！” “你想想，你懂嗎？這是一封給編輯的信，藏在報紙的角落裡，沒有人注意它，除 了俄國使館的人員。
隻有他們才去找它。
” “别那麼說！别那麼想！我親自與很多人談過，他們讀過你的文章，對你這麼寫感 到吃驚。
可你現在對我說，那文章與你寫的不相符合，有很多地方不對，是他們讓你寫 的嗎？” “你是說那篇文章？不，我自己寫了交給他們的。
” “你認識那裡的人嗎？” “什麼人？” “給你登文章的人呀。
” “不。
” “你是說你從未跟他們說過話？” “他們叫我親自去過一次。
” “幹嘛？” “還是關于文章。
” “你跟誰談的？” “一位編輯。
” “他叫什麼名字？” 直到這時，托馬斯才意識到自已是在被審訊。
他馬上明白了，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有 可能使某個人陷入危險。
他顯然知道那位編輯的名字，卻否認了：“我不清楚。
” “好啦，好啦，”那人的聲音中透出對托馬斯不老實的惱怒，“你總不能說，他連 自我介紹都沒有？” 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實，我們良好的教養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幫兇。
我們不知道 如何撤謊。
我們的爸爸媽媽們老是命令我們“說實話”。
這種思想灌輸變成了一種如此 自覺的行為，以至我仍在審訊中對秘密警察撒謊都感到羞恥。
對我們來說，與他争一場 或罵一頓（我們可以無動于衷），比當着他的面撤謊（這是唯一可行的），要簡單得多。
部裡的人指責他不老實時，托馬斯幾乎要感到内疚了，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礙來 堅持謊言：“我想，他的确作了介紹，但他的名字不響亮，我馬上就給忘了。
” “他什麼樣子？” 他打交道的那位編緝是一個淺棕色頭發、剪平頭的矮個子男人，托馬斯現在盡力選 擇與他相反的特征：“高個子，留着長長的黑頭發。
”他說。
“呵，”部裡來的人說，“有個大下巴！” “對了。
”托馬斯說。
“背有點駝。
” “對了。
”托馬斯心想，部裡來的人現在已經認準某個人了。
重要的不是托馬斯說 出了某個可憐的編輯，而是他說出的情況是不真實的。
“那麼他要見你是為了什麼呢？你們談了些什麼呢？” “有關詞序的問題。
” 這聽起來象是在可笑地捏造借口。
部裡來的人對于托馬斯拒絕講實話更惱火了： “你開始說他們删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來又對我說，他們跟你隻談了詞序的 問題！這合邏輯嗎？” 這回托馬斯回答得毫不為難，因為他講的絕對是實話：“是不合邏輯，但事實就是 這樣。
”他笑起來，“他們要求我允許他們改變一個句子的語序，随後便把我寫的東西 砍去了三分之一。
” 部裡來的人搖搖頭，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為：“他們這樣做太亂彈琴了。
” 他喝完了酒就作總結：“你是被人操縱了，大夫，被人利用了。
遺憾的是你和你的 病人都吃了苦頭。
我們非常了解你積極的品質，我們知道該怎麼辦。
” 他向托馬斯把手伸過來，熱情地握了握手，然後各自乘自己的車走了。
他怎麼能一直用快活 的語調進行那場談話呢？如果說，當初他未能拒絕與那人打交道的話（他對于突如其來 的事毫無準備，不知道法律寬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絕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 假如有人看見他了，而且還認識那個人，必定推斷出托馬斯在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 為什麼要告訴對方文章删節一事呢？幹嘛要多嘴多舌？他對自己不高興到了極點。
兩周後，部裡來的人又拜訪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
但這一次托馬斯提出要呆 在自己的辦公室裡。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
”那人笑着說。
托馬斯對他的話産生了好奇。
對方說那些話，就象一個棋手在告訴對手：你先走錯 了一步。
他們相對而坐，托馬斯坐在辦公桌旁。
他們大約談了十分鐘當時猖獗一時的流行性 感冒，然後那人說：“我們為你的事想了很多。
如果僅僅是我們處理這事，那就不會有 什麼問題。
可我們還得考慮社會輿論。
無論你是有意還是無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 底裡的反共之火。
我得告訴你，有人甚至就因為你這篇文章，建議到法院去告你。
法律 中有一條。
就是針對公開煽動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