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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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中央沒有耽擱很久。
他被派到一個工業專區去，擔任共青團專區委員會書記。
一個星期後，城裡的共青團積極分子就聽到了他的第一次講話。
深秋的一天，保爾和兩名工作人員乘專區黨委會的汽車到離城很遠的一個區去，汽車掉進路邊的壕溝裡，翻了車。
車上的人都受了重傷。
保爾的右膝蓋壓壞了。
幾天以後，他被送到哈爾科夫外科學院。
幾個醫生會診，檢查了他紅腫的膝蓋，看了愛克斯光片，主張立即動手術。
保爾同意了。
“那麼就明天早晨做吧。
”主持會診的胖教授最後這樣說，接着就起身走了。
其他醫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一間明亮的單人小病室，一塵不染，散發着保爾久已淡忘的那種醫院特有的氣味。
他向四周看了看。
一隻鋪着白台布的床頭櫃，一張白凳子，這就是全部家具。
護理員送來了晚飯。
保爾謝絕了。
他半躺在床上寫信。
傷腿疼得很厲害，影響思考，也不想吃東西。
寫完第四封信的時候，病室的門輕輕地打開了。
保爾看見一個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輕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爾依稀看到她那兩道描得細細的眉毛和一對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
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紙和鉛筆。
“我是您這個病室的責任醫生，”她說。
“今天我值班。
現在我向您提一些問題，您呢，不管願意不願意，要把您的全部情況都告訴我。
” 女醫生親切地笑了笑。
這一笑，減輕了“審問”的不快。
保爾整整講了一個小時，不僅講了自己的情況，而且連祖宗三代都講到了。
手術室裡，幾個人戴着大口罩。
鍍鎳的手術器械閃着銀光，狹長的手術台下面放着一個大盆。
保爾躺在手術台上的時候，教授已經快洗完手了。
手術前的準備工作正在保爾身後緊張地進行着。
保爾回頭看了一下，護士在安放手術刀、鑷子。
責任醫生巴紮諾娃給他解開腿上的繃帶，輕聲對他說：“柯察金同志，别往那邊看，看了對神經有刺激。
” “您說的是誰的神經，大夫？”保爾不以為然地笑了笑。
幾分鐘以後，保爾的臉給蒙上了厚實的面罩，教授對他說：“不要緊張，現在就給您施行氯仿麻醉。
請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氣，數數吧。
” 面罩下傳出了低沉而平靜的聲音：“好的，我保不住會說出不幹不淨的話來，那就事先請你們原諒了。
” 教授忍不住笑了。
幾滴氯仿麻醉劑，散發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難聞氣味。
保爾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數起數來，努力把數字說得清楚些。
他的生活悲劇就這樣揭開了第一幕。
阿爾焦姆差點把信封撕成兩半。
他打開信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心情忐忑不安。
眼睛一看到信的開頭，他就急忙一口氣讀了下去： 阿爾焦姆！咱們很少通信。
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兩次吧！但是，次數多少有什麼關系呢？你來信說，為了同老根一刀兩斷，你已經轉到卡紮京的機車庫工作，帶着全家離開了舍佩托夫卡。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說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種小私有者的落後心理，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
改造斯捷莎這一類人是困難的，我擔心你未必做得到。
你說“上了年紀，學習有困難”，可是你學得并不壞嘛。
讓你脫産專做市蘇維埃主席的工作，你堅決不幹，這是不對的。
你不是為奪取政權戰鬥過嗎？那你就應該掌握政權。
你應該明天就接手市蘇維埃的工作，幹起來。
現在談談我自己。
我的情況有點不妙。
經常住院，開了兩次刀，流了不少血，體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誰也不告訴我，什麼時候是個頭。
我離開了工作，給自己找到了一種新的職業——當病号。
我忍受着種種痛苦，而結果呢，是右膝關節不能活動了，身上添了好幾個刀口；另外，醫生最近發現，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過暗傷。
現在他們說，這個傷可能要我付出極高的代價。
我準備忍受一切，隻要能重新歸隊就行。
對我的生活來說，沒有比掉隊更可怕的事情了。
我甚至連想都不敢想。
正因為這樣，我才承受一切，隻是一直不見起色，相反，陰雲越聚越濃。
第一次手術過後，我剛能走動，就恢複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進了醫院。
剛才我拿到了葉夫帕托裡亞的邁納克療養院的入院證，明天就動身。
别難過，阿爾焦姆，要我進棺材并不那麼容易。
我的生命力頂三個人不成問題。
咱們還能幹一陣呢，哥哥！你要注意身體，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
不然，以後黨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給你修理。
歲月給我們經驗，學習給我們知識，而得到這一切，并不是為了到一個又一個醫院去做客。
握你的手。
保爾·柯察金 就在阿爾焦姆皺着兩道濃眉，閱讀弟弟來信的時候，保爾正在醫院和巴紮諾娃告别。
她把手伸給他，問：“您明天就動身到克裡木去嗎？今天您打算在哪兒過呢？” 保爾回答：“朵拉同志馬上就來。
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裡，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車。
” 巴紮諾娃認識朵拉，因為她常來看保爾。
“柯察金同志，咱們說過，您臨走之前要同我父親見一面，您還記得嗎？我已經把您的病情詳細地告訴他了。
我很想讓他給您檢查一下。
今天晚上就可以。
” 保爾立即同意了。
當天晚上，巴紮諾娃把保爾領到她父親寬敞的工作室裡。
這位著名的外科專家給保爾做了詳細檢查。
巴紮諾娃也在場，她從醫院拿來了愛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驗單。
談話中間，她父親用拉丁語說了很長一段話，她聽了之後，臉色頓時變得煞白，這不能不引起保爾的注意。
他盯着教授那秃頂的大腦袋，想從他敏銳的目光中看出點什麼來，但是巴紮諾夫教授不露聲色，無法捉摸。
等保爾穿好衣服，巴紮諾夫客氣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參加一個會議，囑咐女兒把檢查結果告訴保爾。
在巴紮諾娃那間陳設雅緻的房間裡，保爾靠在沙發上，等待她開口。
但是她不知道從哪裡說起，說些什麼；她感到很為難。
父親告訴她，保爾體内的緻命炎症正在發展，醫學現在還無法控制。
教授反對再做任何外科手術，他說：“這個年輕人面臨着癱瘓的悲劇，我們卻沒有能力防止它。
” 作為保爾的醫生和朋友，巴紮諾娃覺得不能把這一切都和盤托出。
她隻是用謹慎的措詞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葉夫帕托裡亞的泥療一定會使您的病出現轉機。
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 但是她說這些話的時候，忘記了有一對敏銳的眼睛一直在注視着她。
“從您的話裡，确切些說，是從您沒明說的話裡，我已經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嚴重性。
您該記得，我請求過您永遠要對我實話實說。
什麼事情都不要瞞着我，我聽了不會暈倒，也不會抹脖子。
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後會怎麼樣。
”保爾說。
巴紮諾娃說了句笑話，把話岔開了。
這天晚上，保爾到底還是沒有了解到真實情況，不知道他的明天将會怎樣。
臨分手的時候，巴紮諾娃輕聲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記我對您的友情。
您生活裡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
如果您需要我的幫助，或者希望我出個主意，您就來信。
我一定盡全力幫助您。
” 她從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軀，吃力地拄着手杖，從大門口向一輛出租的輕便馬車走去。
又到了葉夫帕托裡亞。
又是南方的炎熱和曬得黝黑的、戴繡金小圓帽的、高聲喧嚷的人群。
小汽車用十分鐘的時間就把旅客送到邁納克療養院，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層樓房。
值班醫生把新來的人領到各個房間。
“同志，您是哪個單位介紹來的？”他在十一号房間門口停了下來，問保爾。
“烏克蘭******（布）中央委員會。
” “那就請您住在這兒吧，跟埃勃涅同志一個房間。
他是德國人，希望我們給他找一個俄國同伴。
”醫生解釋了一下，就去敲門。
從房裡傳出一句外國腔的俄國話：“請進。
” 保爾進了房間，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轉過身去。
那個德國人滿頭金發，長着兩隻漂亮而靈活的藍眼睛。
他向保爾溫厚地微微一笑。
“顧特莫根，蓋諾森［德語“早安，同志”的譯音。
——譯者］。
我想說：‘你好’。
”他改用俄語說，并向保爾伸出一隻指頭很長的蒼白的手。
幾分鐘以後，保爾已經坐在德國人床邊，兩個人用一種“國際”語言熱烈地交談起來。
用這種語言談話，詞語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勢、表情——總之，用一種無師自通的世界語裡的一切方法幫忙。
保爾了解到，埃勃涅是個德國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漢堡起義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槍。
這回他舊傷複發，又倒在床上。
盡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飽滿，因而立刻赢得了保爾的尊敬。
同這樣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爾是求之不得的。
這樣的人絕不會因為自己的病痛從早到晚向你訴苦，唉聲歎氣。
相反，同他在一起，你會連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幹二淨。
“可惜的是我對德語一竅不通。
”保爾這樣想。
花園的一角，有幾把搖椅、一張竹桌和兩把病人坐的輪椅。
有五個人，每天治療完畢，都到這裡消磨一整天，病友們管他們叫“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
一把輪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爾，其餘三個人，一個是克裡木共和國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身粗體重的愛沙尼亞人瓦伊曼；另一個是長着兩隻深棕色眼睛、像十八歲少女一樣年輕的拉脫維亞人瑪爾塔·勞琳；還有一個是兩鬓
他被派到一個工業專區去，擔任共青團專區委員會書記。
一個星期後，城裡的共青團積極分子就聽到了他的第一次講話。
深秋的一天，保爾和兩名工作人員乘專區黨委會的汽車到離城很遠的一個區去，汽車掉進路邊的壕溝裡，翻了車。
車上的人都受了重傷。
保爾的右膝蓋壓壞了。
幾天以後，他被送到哈爾科夫外科學院。
幾個醫生會診，檢查了他紅腫的膝蓋，看了愛克斯光片，主張立即動手術。
保爾同意了。
“那麼就明天早晨做吧。
”主持會診的胖教授最後這樣說，接着就起身走了。
其他醫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一間明亮的單人小病室，一塵不染，散發着保爾久已淡忘的那種醫院特有的氣味。
他向四周看了看。
一隻鋪着白台布的床頭櫃，一張白凳子，這就是全部家具。
護理員送來了晚飯。
保爾謝絕了。
他半躺在床上寫信。
傷腿疼得很厲害，影響思考，也不想吃東西。
寫完第四封信的時候，病室的門輕輕地打開了。
保爾看見一個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輕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爾依稀看到她那兩道描得細細的眉毛和一對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
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紙和鉛筆。
“我是您這個病室的責任醫生，”她說。
“今天我值班。
現在我向您提一些問題，您呢，不管願意不願意，要把您的全部情況都告訴我。
” 女醫生親切地笑了笑。
這一笑，減輕了“審問”的不快。
保爾整整講了一個小時，不僅講了自己的情況，而且連祖宗三代都講到了。
手術室裡，幾個人戴着大口罩。
鍍鎳的手術器械閃着銀光，狹長的手術台下面放着一個大盆。
保爾躺在手術台上的時候，教授已經快洗完手了。
手術前的準備工作正在保爾身後緊張地進行着。
保爾回頭看了一下，護士在安放手術刀、鑷子。
責任醫生巴紮諾娃給他解開腿上的繃帶，輕聲對他說：“柯察金同志，别往那邊看，看了對神經有刺激。
” “您說的是誰的神經，大夫？”保爾不以為然地笑了笑。
幾分鐘以後，保爾的臉給蒙上了厚實的面罩，教授對他說：“不要緊張，現在就給您施行氯仿麻醉。
請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氣，數數吧。
” 面罩下傳出了低沉而平靜的聲音：“好的，我保不住會說出不幹不淨的話來，那就事先請你們原諒了。
” 教授忍不住笑了。
幾滴氯仿麻醉劑，散發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難聞氣味。
保爾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數起數來，努力把數字說得清楚些。
他的生活悲劇就這樣揭開了第一幕。
阿爾焦姆差點把信封撕成兩半。
他打開信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心情忐忑不安。
眼睛一看到信的開頭，他就急忙一口氣讀了下去： 阿爾焦姆！咱們很少通信。
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兩次吧！但是，次數多少有什麼關系呢？你來信說，為了同老根一刀兩斷，你已經轉到卡紮京的機車庫工作，帶着全家離開了舍佩托夫卡。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說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種小私有者的落後心理，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
改造斯捷莎這一類人是困難的，我擔心你未必做得到。
你說“上了年紀，學習有困難”，可是你學得并不壞嘛。
讓你脫産專做市蘇維埃主席的工作，你堅決不幹，這是不對的。
你不是為奪取政權戰鬥過嗎？那你就應該掌握政權。
你應該明天就接手市蘇維埃的工作，幹起來。
現在談談我自己。
我的情況有點不妙。
經常住院，開了兩次刀，流了不少血，體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誰也不告訴我，什麼時候是個頭。
我離開了工作，給自己找到了一種新的職業——當病号。
我忍受着種種痛苦，而結果呢，是右膝關節不能活動了，身上添了好幾個刀口；另外，醫生最近發現，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過暗傷。
現在他們說，這個傷可能要我付出極高的代價。
我準備忍受一切，隻要能重新歸隊就行。
對我的生活來說，沒有比掉隊更可怕的事情了。
我甚至連想都不敢想。
正因為這樣，我才承受一切，隻是一直不見起色，相反，陰雲越聚越濃。
第一次手術過後，我剛能走動，就恢複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進了醫院。
剛才我拿到了葉夫帕托裡亞的邁納克療養院的入院證，明天就動身。
别難過，阿爾焦姆，要我進棺材并不那麼容易。
我的生命力頂三個人不成問題。
咱們還能幹一陣呢，哥哥！你要注意身體，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
不然，以後黨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給你修理。
歲月給我們經驗，學習給我們知識，而得到這一切，并不是為了到一個又一個醫院去做客。
握你的手。
保爾·柯察金 就在阿爾焦姆皺着兩道濃眉，閱讀弟弟來信的時候，保爾正在醫院和巴紮諾娃告别。
她把手伸給他，問：“您明天就動身到克裡木去嗎？今天您打算在哪兒過呢？” 保爾回答：“朵拉同志馬上就來。
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裡，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車。
” 巴紮諾娃認識朵拉，因為她常來看保爾。
“柯察金同志，咱們說過，您臨走之前要同我父親見一面，您還記得嗎？我已經把您的病情詳細地告訴他了。
我很想讓他給您檢查一下。
今天晚上就可以。
” 保爾立即同意了。
當天晚上，巴紮諾娃把保爾領到她父親寬敞的工作室裡。
這位著名的外科專家給保爾做了詳細檢查。
巴紮諾娃也在場，她從醫院拿來了愛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驗單。
談話中間，她父親用拉丁語說了很長一段話，她聽了之後，臉色頓時變得煞白，這不能不引起保爾的注意。
他盯着教授那秃頂的大腦袋，想從他敏銳的目光中看出點什麼來，但是巴紮諾夫教授不露聲色，無法捉摸。
等保爾穿好衣服，巴紮諾夫客氣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參加一個會議，囑咐女兒把檢查結果告訴保爾。
在巴紮諾娃那間陳設雅緻的房間裡，保爾靠在沙發上，等待她開口。
但是她不知道從哪裡說起，說些什麼；她感到很為難。
父親告訴她，保爾體内的緻命炎症正在發展，醫學現在還無法控制。
教授反對再做任何外科手術，他說：“這個年輕人面臨着癱瘓的悲劇，我們卻沒有能力防止它。
” 作為保爾的醫生和朋友，巴紮諾娃覺得不能把這一切都和盤托出。
她隻是用謹慎的措詞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葉夫帕托裡亞的泥療一定會使您的病出現轉機。
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 但是她說這些話的時候，忘記了有一對敏銳的眼睛一直在注視着她。
“從您的話裡，确切些說，是從您沒明說的話裡，我已經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嚴重性。
您該記得，我請求過您永遠要對我實話實說。
什麼事情都不要瞞着我，我聽了不會暈倒，也不會抹脖子。
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後會怎麼樣。
”保爾說。
巴紮諾娃說了句笑話，把話岔開了。
這天晚上，保爾到底還是沒有了解到真實情況，不知道他的明天将會怎樣。
臨分手的時候，巴紮諾娃輕聲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記我對您的友情。
您生活裡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
如果您需要我的幫助，或者希望我出個主意，您就來信。
我一定盡全力幫助您。
” 她從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軀，吃力地拄着手杖，從大門口向一輛出租的輕便馬車走去。
又到了葉夫帕托裡亞。
又是南方的炎熱和曬得黝黑的、戴繡金小圓帽的、高聲喧嚷的人群。
小汽車用十分鐘的時間就把旅客送到邁納克療養院，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層樓房。
值班醫生把新來的人領到各個房間。
“同志，您是哪個單位介紹來的？”他在十一号房間門口停了下來，問保爾。
“烏克蘭******（布）中央委員會。
” “那就請您住在這兒吧，跟埃勃涅同志一個房間。
他是德國人，希望我們給他找一個俄國同伴。
”醫生解釋了一下，就去敲門。
從房裡傳出一句外國腔的俄國話：“請進。
” 保爾進了房間，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轉過身去。
那個德國人滿頭金發，長着兩隻漂亮而靈活的藍眼睛。
他向保爾溫厚地微微一笑。
“顧特莫根，蓋諾森［德語“早安，同志”的譯音。
——譯者］。
我想說：‘你好’。
”他改用俄語說，并向保爾伸出一隻指頭很長的蒼白的手。
幾分鐘以後，保爾已經坐在德國人床邊，兩個人用一種“國際”語言熱烈地交談起來。
用這種語言談話，詞語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勢、表情——總之，用一種無師自通的世界語裡的一切方法幫忙。
保爾了解到，埃勃涅是個德國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漢堡起義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槍。
這回他舊傷複發，又倒在床上。
盡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飽滿，因而立刻赢得了保爾的尊敬。
同這樣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爾是求之不得的。
這樣的人絕不會因為自己的病痛從早到晚向你訴苦，唉聲歎氣。
相反，同他在一起，你會連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幹二淨。
“可惜的是我對德語一竅不通。
”保爾這樣想。
花園的一角，有幾把搖椅、一張竹桌和兩把病人坐的輪椅。
有五個人，每天治療完畢，都到這裡消磨一整天，病友們管他們叫“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
一把輪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爾，其餘三個人，一個是克裡木共和國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身粗體重的愛沙尼亞人瓦伊曼；另一個是長着兩隻深棕色眼睛、像十八歲少女一樣年輕的拉脫維亞人瑪爾塔·勞琳；還有一個是兩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