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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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維亞人，一臉絡腮胡子。
他握住保爾的手，說：“日子過得怎麼樣？你怎麼這麼不像話呀？起來吧，我們馬上派你下地幹活去。
”說完，他大笑起來。
區委書記在保爾家裡呆了兩個小時，甚至忘記了晚上還要開會。
保爾說得很激動，拉脫維亞人一面聽，一面在屋裡踱來踱去，最後他說：“你别提小組的事了。
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病看出個結果來。
不見得就沒辦法了吧。
要不要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慮一下……” 保爾打斷了他的話：“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爾同志，是活的人。
孤單單一個人，我是活不下去的。
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觸。
給我派幾個年輕人來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
他們在你們鄉下，總想搞‘左’一點，嫌集體農莊不過瘾，想搞公社。
這些共青團小夥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們就會冒到前邊去，脫離群衆。
我過去就是這樣，這我知道。
” 沃利梅爾停下腳步問：“這些情況今天才從區裡傳來，你是從哪兒知道的？” 保爾微微一笑。
“你大概還記得我愛人吧？你們昨天才吸收她入黨。
是她告訴我的。
” “啊，柯察金娜，就是那個洗碗工？她是你愛人？哈哈，我還不知道呢！”他想了一下，用手拍了拍前額，接着說：“有了，我們給你派個人來吧，就是列夫·别爾謝涅夫。
這個同志再合适不過了。
你們兩個脾氣挺相近，準合得來。
你們有點像兩隻高頻變壓器。
你知道嗎，我以前當過電工，所以愛用這樣的字眼，打這樣的比喻。
列夫還會給你裝上個收音機，他是個無線電專家。
你知道，我常在他家聽耳機子，一聽就是半夜兩點。
連我老伴都起了疑心，說：你這老鬼，天天晚上到哪兒逛去了？” 保爾微笑着問：“别爾謝涅夫是個什麼樣的人？” 沃利梅爾來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說：“别爾謝涅夫是咱們區的公證人，但是，他當公證人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樣外行。
不久前他還是個大幹部。
一九一二年參加革命，十月革命時入了黨。
國内戰争時期他是軍級幹部，在騎兵第二集團軍革命軍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跟熱洛巴一起消滅過‘白虱子’。
他到過察裡津，去過南方戰線，在遠東主管過一個共和國的最高軍事法庭。
他這人什麼艱難困苦都嘗過，後來肺結核把他撂倒了。
他從遠東來到這兒。
在高加索，他當過省法院院長，邊疆區法院副院長。
最後他的兩個肺都壞了，眼看要不行了，這才強把他調到咱們這兒。
這就是咱們這個不平常的公證人的來曆。
這個職務挺清閑，所以他還活着。
可是，今天悄悄讓他領導一個支部，明天又把他拉進區委會，接着，又塞給他一個政治學校讓他管，又要他參加監察委員會；成立處理難題的重要委員會時，都少不了他。
除了這些，他還愛打獵，又是個無線電迷。
别看他少了一個肺，可一點也不像病人。
他精力很充沛。
他要是死，大概也要死在從區委到法院的路上。
” 保爾提了個尖銳的問題，打斷了他的話，說：“你們為什麼給他那麼多工作呢？他在這兒比原先工作還忙。
” 沃利梅爾眯縫着眼睛，瞟了保爾一下。
“要是讓你領導一個小組，再加點别的工作，别爾謝涅夫也準會說：‘你們為什麼給他那麼多工作呢？’可是他對他自己呢，卻又會說：‘甯可猛幹工作活一年，也不躺在病床混五年’。
愛惜人這件事，看來隻有等社會主義建成之後才能做到了。
” “他說得對。
我也贊成幹一年，反對混五年，不過我們還是常常随便浪費人力，這等于犯罪。
現在我才明白，這樣做與其說是英雄行為，不如說是任性和不負責任。
直到現在我才開始懂得，我沒有權利這樣糟蹋自己的健康。
原來這并不是什麼英雄行為。
要不是因為蠻幹，我也許還可以再堅持幾年。
一句話，對我來說，‘左派’幼稚病是一個主要的危險。
” “也就說得好聽罷了，真讓他下床幹起來，早就什麼都不顧了。
”沃利梅爾心裡這樣想，但是沒有說出來。
第二天晚上，别爾謝涅夫來看保爾，一直談到半夜才走。
别爾謝涅夫離開新朋友的時候，心情就像剛剛見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一樣。
早晨，有幾個人爬上屋頂，架起了天線。
别爾謝涅夫在房裡一面安裝收音機，一面講着他經曆過的最有意思的事情。
保爾看不見他，根據達雅的描述，知道他長着淡黃色的頭發，淺藍色的眼睛，體格勻稱，動作敏捷，也就是說，他的模樣跟保爾剛同他見面時想象的完全一樣。
天黑的時候，三隻小燈亮了，别爾謝涅夫莊重地把耳機遞給保爾。
太空中傳來一片雜音。
港口的莫爾斯電報機像小鳥一樣啁啾地叫着，輪船上的無線電台正在某個地方（看樣子是在近海）發報。
一片嘈雜聲中，可變電感器的線圈突然收到了沉着而自信的聲音：“注意，注意，這裡是莫斯科廣播電台……” 小小的收音機，通過天線，可以收聽到世界上六十個電台的播音。
疾病割斷了保爾同生活的聯系，現在生活穿過耳機的膜片，又沖了進來，他又重新摸到了生活的強有力的脈搏。
疲勞的别爾謝涅夫看見保爾兩眼閃爍着光芒，微微地笑了。
家裡的人全睡了。
達雅在睡夢中不安地嘟哝着。
她每天很晚才回家，又冷又累。
保爾很少見到她。
她越是一心撲在工作上，晚上空閑時間就越少，于是保爾想起了别爾謝涅夫的話：“如果一個布爾什維克的妻子也是黨員，他們就不能常見面。
這有兩個好處：一是彼此不會嫌棄，二是沒有時間吵嘴！” 他怎麼能反對呢？這本來是預料中的事。
過去，達雅把她的每個晚上都給了他。
那時候比現在有更多的溫暖，更多的體貼。
不過，那時候她僅僅是個朋友、妻子，而現在則是他的學生和黨内的同志。
他懂得，随着達雅的成長，她照顧他的時間會越來越少，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保爾接受了輔導一個小組的任務。
晚上，家裡又熱鬧起來。
保爾每天同青年人在一起度過幾個小時，就會獲得新的活力。
其餘的時間他都聽廣播，母親喂他吃飯，要費很大勁才能摘掉他的耳機。
失明奪去的東西，無線電又給了他——他又可以學習了。
他以無堅不摧的頑強意志進行學習，忘記了一直在發燒的身體，忘記了肉體的劇烈疼痛，忘記了兩眼火燒火燎的炎腫，忘記了嚴峻無情的生活。
在馬格尼托戈爾斯克鋼鐵企業建築工地上，繼保爾那一代共青團員之後，青年們高舉青年共産國際的旗幟，建立了功勳，當電波把這個消息傳來的時候，保爾感到無比幸福。
他想象中出現了暴風雨——像狼群一樣猖獗的暴風雪和烏拉爾的嚴寒。
狂風怒号，大雪鋪天蓋地而來，就在這樣的黑夜裡，由第二代共青團員組成的突擊隊，在明亮的弧光燈下，在龐大的建築物頂上安裝玻璃，從冰雪嚴寒中搶救那個舉世聞名的聯合企業剛建成的第一批車間。
基輔第一代共青團員頂風冒雪鋪設的森林鐵路同它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國家壯大了，人也成長了。
在第聶伯河上，大水沖垮鋼閘，洶湧澎湃，淹沒了機器和人。
又是共青團員們頂住天災，顧不上睡眠和休息，苦戰兩晝夜，終于把河水趕進了閘門。
在這場艱巨的搶險鬥争中，走在前面的是新一代的共青團員。
在英雄模範人物的名單中，保爾高興地聽到了一個熟悉的名字——伊格納特·潘克拉托夫。
他握住保爾的手，說：“日子過得怎麼樣？你怎麼這麼不像話呀？起來吧，我們馬上派你下地幹活去。
”說完，他大笑起來。
區委書記在保爾家裡呆了兩個小時，甚至忘記了晚上還要開會。
保爾說得很激動，拉脫維亞人一面聽，一面在屋裡踱來踱去，最後他說：“你别提小組的事了。
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病看出個結果來。
不見得就沒辦法了吧。
要不要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慮一下……” 保爾打斷了他的話：“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爾同志，是活的人。
孤單單一個人，我是活不下去的。
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觸。
給我派幾個年輕人來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
他們在你們鄉下，總想搞‘左’一點，嫌集體農莊不過瘾，想搞公社。
這些共青團小夥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們就會冒到前邊去，脫離群衆。
我過去就是這樣，這我知道。
” 沃利梅爾停下腳步問：“這些情況今天才從區裡傳來，你是從哪兒知道的？” 保爾微微一笑。
“你大概還記得我愛人吧？你們昨天才吸收她入黨。
是她告訴我的。
” “啊，柯察金娜，就是那個洗碗工？她是你愛人？哈哈，我還不知道呢！”他想了一下，用手拍了拍前額，接着說：“有了，我們給你派個人來吧，就是列夫·别爾謝涅夫。
這個同志再合适不過了。
你們兩個脾氣挺相近，準合得來。
你們有點像兩隻高頻變壓器。
你知道嗎，我以前當過電工，所以愛用這樣的字眼，打這樣的比喻。
列夫還會給你裝上個收音機，他是個無線電專家。
你知道，我常在他家聽耳機子，一聽就是半夜兩點。
連我老伴都起了疑心，說：你這老鬼，天天晚上到哪兒逛去了？” 保爾微笑着問：“别爾謝涅夫是個什麼樣的人？” 沃利梅爾來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說：“别爾謝涅夫是咱們區的公證人，但是，他當公證人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樣外行。
不久前他還是個大幹部。
一九一二年參加革命，十月革命時入了黨。
國内戰争時期他是軍級幹部，在騎兵第二集團軍革命軍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跟熱洛巴一起消滅過‘白虱子’。
他到過察裡津，去過南方戰線，在遠東主管過一個共和國的最高軍事法庭。
他這人什麼艱難困苦都嘗過，後來肺結核把他撂倒了。
他從遠東來到這兒。
在高加索，他當過省法院院長，邊疆區法院副院長。
最後他的兩個肺都壞了，眼看要不行了，這才強把他調到咱們這兒。
這就是咱們這個不平常的公證人的來曆。
這個職務挺清閑，所以他還活着。
可是，今天悄悄讓他領導一個支部，明天又把他拉進區委會，接着，又塞給他一個政治學校讓他管，又要他參加監察委員會；成立處理難題的重要委員會時，都少不了他。
除了這些，他還愛打獵，又是個無線電迷。
别看他少了一個肺，可一點也不像病人。
他精力很充沛。
他要是死，大概也要死在從區委到法院的路上。
” 保爾提了個尖銳的問題，打斷了他的話，說：“你們為什麼給他那麼多工作呢？他在這兒比原先工作還忙。
” 沃利梅爾眯縫着眼睛，瞟了保爾一下。
“要是讓你領導一個小組，再加點别的工作，别爾謝涅夫也準會說：‘你們為什麼給他那麼多工作呢？’可是他對他自己呢，卻又會說：‘甯可猛幹工作活一年，也不躺在病床混五年’。
愛惜人這件事，看來隻有等社會主義建成之後才能做到了。
” “他說得對。
我也贊成幹一年，反對混五年，不過我們還是常常随便浪費人力，這等于犯罪。
現在我才明白，這樣做與其說是英雄行為，不如說是任性和不負責任。
直到現在我才開始懂得，我沒有權利這樣糟蹋自己的健康。
原來這并不是什麼英雄行為。
要不是因為蠻幹，我也許還可以再堅持幾年。
一句話，對我來說，‘左派’幼稚病是一個主要的危險。
” “也就說得好聽罷了，真讓他下床幹起來，早就什麼都不顧了。
”沃利梅爾心裡這樣想，但是沒有說出來。
第二天晚上，别爾謝涅夫來看保爾，一直談到半夜才走。
别爾謝涅夫離開新朋友的時候，心情就像剛剛見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一樣。
早晨，有幾個人爬上屋頂，架起了天線。
别爾謝涅夫在房裡一面安裝收音機，一面講着他經曆過的最有意思的事情。
保爾看不見他，根據達雅的描述，知道他長着淡黃色的頭發，淺藍色的眼睛，體格勻稱，動作敏捷，也就是說，他的模樣跟保爾剛同他見面時想象的完全一樣。
天黑的時候，三隻小燈亮了，别爾謝涅夫莊重地把耳機遞給保爾。
太空中傳來一片雜音。
港口的莫爾斯電報機像小鳥一樣啁啾地叫着，輪船上的無線電台正在某個地方（看樣子是在近海）發報。
一片嘈雜聲中，可變電感器的線圈突然收到了沉着而自信的聲音：“注意，注意，這裡是莫斯科廣播電台……” 小小的收音機，通過天線，可以收聽到世界上六十個電台的播音。
疾病割斷了保爾同生活的聯系，現在生活穿過耳機的膜片，又沖了進來，他又重新摸到了生活的強有力的脈搏。
疲勞的别爾謝涅夫看見保爾兩眼閃爍着光芒，微微地笑了。
家裡的人全睡了。
達雅在睡夢中不安地嘟哝着。
她每天很晚才回家，又冷又累。
保爾很少見到她。
她越是一心撲在工作上，晚上空閑時間就越少，于是保爾想起了别爾謝涅夫的話：“如果一個布爾什維克的妻子也是黨員，他們就不能常見面。
這有兩個好處：一是彼此不會嫌棄，二是沒有時間吵嘴！” 他怎麼能反對呢？這本來是預料中的事。
過去，達雅把她的每個晚上都給了他。
那時候比現在有更多的溫暖，更多的體貼。
不過，那時候她僅僅是個朋友、妻子，而現在則是他的學生和黨内的同志。
他懂得，随着達雅的成長，她照顧他的時間會越來越少，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保爾接受了輔導一個小組的任務。
晚上，家裡又熱鬧起來。
保爾每天同青年人在一起度過幾個小時，就會獲得新的活力。
其餘的時間他都聽廣播，母親喂他吃飯，要費很大勁才能摘掉他的耳機。
失明奪去的東西，無線電又給了他——他又可以學習了。
他以無堅不摧的頑強意志進行學習，忘記了一直在發燒的身體，忘記了肉體的劇烈疼痛，忘記了兩眼火燒火燎的炎腫，忘記了嚴峻無情的生活。
在馬格尼托戈爾斯克鋼鐵企業建築工地上，繼保爾那一代共青團員之後，青年們高舉青年共産國際的旗幟，建立了功勳，當電波把這個消息傳來的時候，保爾感到無比幸福。
他想象中出現了暴風雨——像狼群一樣猖獗的暴風雪和烏拉爾的嚴寒。
狂風怒号，大雪鋪天蓋地而來，就在這樣的黑夜裡，由第二代共青團員組成的突擊隊，在明亮的弧光燈下，在龐大的建築物頂上安裝玻璃，從冰雪嚴寒中搶救那個舉世聞名的聯合企業剛建成的第一批車間。
基輔第一代共青團員頂風冒雪鋪設的森林鐵路同它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國家壯大了，人也成長了。
在第聶伯河上，大水沖垮鋼閘，洶湧澎湃，淹沒了機器和人。
又是共青團員們頂住天災，顧不上睡眠和休息，苦戰兩晝夜，終于把河水趕進了閘門。
在這場艱巨的搶險鬥争中，走在前面的是新一代的共青團員。
在英雄模範人物的名單中，保爾高興地聽到了一個熟悉的名字——伊格納特·潘克拉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