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拜倫式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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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呐喊：“快來吧！試一試快樂，享一享幸福！”但是，看哪，這也是空虛！但智慧仍纏繞着他。
我心想：“笨人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即使聰明過人，又有什麼益處呢？”我的答案是：“不，一切都是空虛！”因此，人生對我毫無意義，太陽底下所做的一切事隻地使我厭煩，一切都是虛無，一切都是精神的作繭自縛。
對文人來說幸運的是，人們不再去讀很久以前的東西了；因為一旦讀了這些書，便會得出結論，說不管關于水池有人曾經發表何種議論，新的書籍的撰述必定空虛。
假如我們可以表明《布道書》的教義并不僅僅為聰明人所獨有，我們就不必為後來出現的表達同樣感情的詞句而困擾了。
在這種讨論中，我們必須區分開情緒與理智的表述。
同情緒是沒有必要展開争辯的，因為它會随着某一幸運的事件，或者我們身體狀況的變中，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盡管後來的新事物同逝去的舊事物之間沒有什麼差異。
一個人死去，他的後代收獲他的勞動果實；河流奔向大海，但是河水卻不允許呆在海裡。
如此周而複始、無盡期、無目的，人類和萬事萬物在這個循環中生生死死，沒有進步發展，沒有永恒的收獲，日複一日，年複一年。
河流如果有智慧，就會呆在原地，止步不前。
所羅門如果有智慧，就不會種植果樹，而讓他的兒子坐享其成。
但是如果處在另一種情緒之下，這一切看上去就會完全不同。
太陽底下沒有新事物麼？那怎麼解釋摩天大樓、航空飛機和政治家們的廣播演說？所羅門何曾知道過這些？如果他可以通過無線電廣播收聽到希巴皇後從他的領地回去時對臣民們的演說，這難道不是對處身在無用的樹不池塘間的他的一個安慰麼？如果他擁有一個新聞剪輯機構，通過它他可以了解到報紙是如何報道他的建築的富麗堂皇、後宮的舒适安逸、那些同他辯論的聖哲們的狼狽困窘，他還會堅持說太陽底下沒有新事物麼？也許這些東西并不能徹底治好他的悲觀論調，但他至少會來用一種新的表達方式。
實際上，克魯奇先生對我們時代的抱怨之一便是：太陽底下的新事物太多了！如果不管新事物的出現還是它的消失都同樣令人煩惱的話，那很難說兩者都是使人絕望的真正原因。
我們再來看這樣一個事實：“所有的江河都奔向大海，而大海卻從不滿溢；江河來到它們發源之處，在那裡它們又回來了。
”把這當作悲觀主義的根據，于是便假定這種旅行是不愉快的了。
人們夏天來到療養勝地，然後又回到他們的原來的地方。
這并不能證明夏天去療養勝地是無益之舉。
如果河水具有感情的話，它們很可能會像雪萊詩中的雲一樣，享受着這種冒險性的循環的樂趣。
至于把财物留給後代的痛苦的問題，可以從兩個觀點來看：從繼承人的角度看，這顯然并不是什麼大的損失或災難。
所有的事物在自身内部不斷承傳這一事實也不能成為悲觀論的理由。
如果繼之而起的是更壞的事物，那倒還可以說得過去，但是如果随之而來的事物是更美好的，那就應該是樂觀論的理由了。
然而，就像所羅門所認為的那樣，如果繼承的事物同原來的事物一模一樣，我們又該如何認識它呢？這不是使整個過程都失去了意義麼？當然不是，除非循環的各個階段本身是令人痛苦悲傷的。
隻注視着未來，認為今天的全部意義隻在于它将産生的結果，這是一種有害的習慣。
沒有局部性的價值，也就沒有所謂的整體性的價值。
生活不應被看作這樣一種情節劇，劇中的男女主角經曆難以想像的不幸之後，最終以圓滿的結局作為補償。
我活着有我的活法，兒子繼承了我，他有他的活法，他的兒子又繼承了他。
這一切又有什麼悲劇可言？相反，如果我永生不死，那麼生活的樂趣必定最終會失去吸引力。
代代相繼，生活将永遠煥發青春活力。
我在生命之火前烘暖了雙手；火焰漸漸熄滅，于是我準備離去。
這種态度與對死亡的憤接态度一樣，是很合乎理性的。
因此，如果情緒決定于理性，快樂和絕望就都有着同樣的理由。
《布道書》是悲劇性的，克魯奇先生的《現代性情》一書則帶有哀怨色彩。
克魯奇先生之所以哀怨，根本上是因為中世紀以及稍後一些時代所認同的事物準則都崩潰了。
他說：“當今這一時代是一個不幸的時代，幽冥世界的鬼魂四處遊蕩；它不熟悉自己所屬的世界。
我心想：“笨人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即使聰明過人，又有什麼益處呢？”我的答案是：“不，一切都是空虛！”因此，人生對我毫無意義，太陽底下所做的一切事隻地使我厭煩，一切都是虛無，一切都是精神的作繭自縛。
對文人來說幸運的是，人們不再去讀很久以前的東西了；因為一旦讀了這些書，便會得出結論，說不管關于水池有人曾經發表何種議論，新的書籍的撰述必定空虛。
假如我們可以表明《布道書》的教義并不僅僅為聰明人所獨有，我們就不必為後來出現的表達同樣感情的詞句而困擾了。
在這種讨論中，我們必須區分開情緒與理智的表述。
同情緒是沒有必要展開争辯的，因為它會随着某一幸運的事件，或者我們身體狀況的變中，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盡管後來的新事物同逝去的舊事物之間沒有什麼差異。
一個人死去，他的後代收獲他的勞動果實；河流奔向大海，但是河水卻不允許呆在海裡。
如此周而複始、無盡期、無目的，人類和萬事萬物在這個循環中生生死死，沒有進步發展，沒有永恒的收獲，日複一日，年複一年。
河流如果有智慧，就會呆在原地，止步不前。
所羅門如果有智慧，就不會種植果樹，而讓他的兒子坐享其成。
但是如果處在另一種情緒之下，這一切看上去就會完全不同。
太陽底下沒有新事物麼？那怎麼解釋摩天大樓、航空飛機和政治家們的廣播演說？所羅門何曾知道過這些？如果他可以通過無線電廣播收聽到希巴皇後從他的領地回去時對臣民們的演說，這難道不是對處身在無用的樹不池塘間的他的一個安慰麼？如果他擁有一個新聞剪輯機構，通過它他可以了解到報紙是如何報道他的建築的富麗堂皇、後宮的舒适安逸、那些同他辯論的聖哲們的狼狽困窘，他還會堅持說太陽底下沒有新事物麼？也許這些東西并不能徹底治好他的悲觀論調，但他至少會來用一種新的表達方式。
實際上，克魯奇先生對我們時代的抱怨之一便是：太陽底下的新事物太多了！如果不管新事物的出現還是它的消失都同樣令人煩惱的話，那很難說兩者都是使人絕望的真正原因。
我們再來看這樣一個事實：“所有的江河都奔向大海，而大海卻從不滿溢；江河來到它們發源之處，在那裡它們又回來了。
”把這當作悲觀主義的根據，于是便假定這種旅行是不愉快的了。
人們夏天來到療養勝地，然後又回到他們的原來的地方。
這并不能證明夏天去療養勝地是無益之舉。
如果河水具有感情的話，它們很可能會像雪萊詩中的雲一樣，享受着這種冒險性的循環的樂趣。
至于把财物留給後代的痛苦的問題，可以從兩個觀點來看：從繼承人的角度看，這顯然并不是什麼大的損失或災難。
所有的事物在自身内部不斷承傳這一事實也不能成為悲觀論的理由。
如果繼之而起的是更壞的事物，那倒還可以說得過去，但是如果随之而來的事物是更美好的，那就應該是樂觀論的理由了。
然而，就像所羅門所認為的那樣，如果繼承的事物同原來的事物一模一樣，我們又該如何認識它呢？這不是使整個過程都失去了意義麼？當然不是，除非循環的各個階段本身是令人痛苦悲傷的。
隻注視着未來，認為今天的全部意義隻在于它将産生的結果，這是一種有害的習慣。
沒有局部性的價值，也就沒有所謂的整體性的價值。
生活不應被看作這樣一種情節劇，劇中的男女主角經曆難以想像的不幸之後，最終以圓滿的結局作為補償。
我活着有我的活法，兒子繼承了我，他有他的活法，他的兒子又繼承了他。
這一切又有什麼悲劇可言？相反，如果我永生不死，那麼生活的樂趣必定最終會失去吸引力。
代代相繼，生活将永遠煥發青春活力。
我在生命之火前烘暖了雙手；火焰漸漸熄滅，于是我準備離去。
這種态度與對死亡的憤接态度一樣，是很合乎理性的。
因此，如果情緒決定于理性，快樂和絕望就都有着同樣的理由。
《布道書》是悲劇性的，克魯奇先生的《現代性情》一書則帶有哀怨色彩。
克魯奇先生之所以哀怨，根本上是因為中世紀以及稍後一些時代所認同的事物準則都崩潰了。
他說：“當今這一時代是一個不幸的時代，幽冥世界的鬼魂四處遊蕩；它不熟悉自己所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