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幸福是可能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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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解他們的普通大衆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在這一點上，他比藝術家幸運。
當公衆不能理解一幅畫或一首詩歌時，他們的結論往往是：這是一幅糟糕的畫或這是一首糟糕的詩。
當他們不能理解相對論時，他們都下結論說（這倒在理），他們受的教育不夠。
結果便是：愛因斯坦受到景仰，而畫家卻在閣樓中饑腸鍵限，愛因斯坦是幸福的，而畫家則是不幸福的。
以一貫的我行我素來對抗公衆的懷疑态度，在這種生活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除非他們能自己關在一個排外的小圈子内，忘記外面的冷漠世界。
而科學家，由于除了同事，其他的人都器重自己，因而不需要小圈子。
相反，藝術家則處于要麼選擇被人鄙視，要麼做卑鄙無賴的人的痛苦不堪的處境之中。
如果這位藝術家具有驚人的才華，那麼他必定會招緻非此即彼的厄運：如果他施展了自己的才華，結局便是前者；如果他深藏不露，結局便是後者。
當然事情并非永遠如此。
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時期，那時優秀的藝術家們，甚至在他們年紀尚輕時，便為人們所尊重。
于勒二世①雖說可能對米開朗基羅是不公平的，但他從不貶低米開朗基羅的繪畫才能。
現代的百萬富翁，他可以給才華耗盡的老藝術家萬貫錢财，但他絕不會認為，藝術家所從事的活動，與他的一樣重要，也許這些情況與下述事實有關，即：一般而論，藝術家比科學家更不幸福些。
我認為，必須承認以下事實：在西方國家，許多知識階層中的年輕人，由于發現沒有合适的職業适合自己的才能，從而越來越感到不幸，然而，這種情況并不見于東方國家。
現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年輕人大概都不如蘇聯的知識青年們那麼幸福，蘇聯的年輕人要去建立一個嶄新的世界，因而相應地具有一種熱誠的信仰，老年人有的被處死了，有的被餓死了，有的被放逐了，有的被清除了，這樣，他們便不能強迫年輕人在要麼行兇為惡，要麼無所事事之間作出唯一的選擇，就象在所有的西方國家裡一樣。
對有教養的西方人來說，蘇聯青年的信仰也許是無情的，可是對于信仰，他們除此之外還能提出什麼異議呢？這些青年人确實在建立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個符合人們意願的世界，這世界一旦建成，它幾乎毫無疑問将使普通的蘇聯人比起革命前來要幸福得多。
這一世界，也許并不适合于有文化的西方知識分子居住，但他們也并不非得去那裡生活才行。
因而，無論從哪一個實際的角度來判斷，蘇聯青年的信仰是持之有據的，除了基于理論的種什批評之外，對這一信仰進行的譴責——說它是非人道主義的——實在是毫無道理。
在印度、中國和日本，外部的政治環境擾亂了青年知識分子的幸福，但不存在像西方國家那樣的内部障礙。
許多活動對于年輕人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如果這種活動能夠取得成功，那麼青年人便會感到幸福。
他們覺得自己在國家以及民族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有着日思夜盼的目标——雖說這種目标的實現面臨着重重困難，但并不是無法實現的；而西方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表現出玩世不恭的态度，這種态度乃是安逸和軟弱的揉合物，軟弱使人感到一切忙碌勞作都是不值得的，安逸則使這一痛苦的感受變得可以容忍。
在整個東方；大學生們能希望對公衆輿論有很大的影響，而這在西方都是不可能的。
不過，東方大學生發财的機會比西方大學生要少得多。
正因為既不軟弱又不安逸，他才成為一個改革家或革命者，而不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人，改革家或革命者的幸福有賴于公共事業，哪怕在面臨死神的時候，他或許比那些玩世不恭的人享受的幸福還多，還實在。
我記得有一個年輕的中國人，他來我校作客，并打算回去在反動勢力的區域内建立一所與我校相似的學校。
雖然這樣做的結果也許會是他的腦袋落地，但他是那般平靜和幸福，以至于我也不得不暗自稱羨。
然而，我并不是主張，隻有這些平凡的幸福才是可能的。
實際上，隻有少數人才能擁有它們，因為它們需要一種極不尋常的能力和廣博的興趣。
并不是隻有傑出的科學家才能從自己的工作中獲得樂趣，也并不是隻有大政治家才能從其鼓吹的事業中獲得愉悅。
工作的樂趣對所有具備特殊才能的人都是敞開的，隻要
在這一點上，他比藝術家幸運。
當公衆不能理解一幅畫或一首詩歌時，他們的結論往往是：這是一幅糟糕的畫或這是一首糟糕的詩。
當他們不能理解相對論時，他們都下結論說（這倒在理），他們受的教育不夠。
結果便是：愛因斯坦受到景仰，而畫家卻在閣樓中饑腸鍵限，愛因斯坦是幸福的，而畫家則是不幸福的。
以一貫的我行我素來對抗公衆的懷疑态度，在這種生活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除非他們能自己關在一個排外的小圈子内，忘記外面的冷漠世界。
而科學家，由于除了同事，其他的人都器重自己，因而不需要小圈子。
相反，藝術家則處于要麼選擇被人鄙視，要麼做卑鄙無賴的人的痛苦不堪的處境之中。
如果這位藝術家具有驚人的才華，那麼他必定會招緻非此即彼的厄運：如果他施展了自己的才華，結局便是前者；如果他深藏不露，結局便是後者。
當然事情并非永遠如此。
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時期，那時優秀的藝術家們，甚至在他們年紀尚輕時，便為人們所尊重。
于勒二世①雖說可能對米開朗基羅是不公平的，但他從不貶低米開朗基羅的繪畫才能。
現代的百萬富翁，他可以給才華耗盡的老藝術家萬貫錢财，但他絕不會認為，藝術家所從事的活動，與他的一樣重要，也許這些情況與下述事實有關，即：一般而論，藝術家比科學家更不幸福些。
我認為，必須承認以下事實：在西方國家，許多知識階層中的年輕人，由于發現沒有合适的職業适合自己的才能，從而越來越感到不幸，然而，這種情況并不見于東方國家。
現在，世界其它地方的年輕人大概都不如蘇聯的知識青年們那麼幸福，蘇聯的年輕人要去建立一個嶄新的世界，因而相應地具有一種熱誠的信仰，老年人有的被處死了，有的被餓死了，有的被放逐了，有的被清除了，這樣，他們便不能強迫年輕人在要麼行兇為惡，要麼無所事事之間作出唯一的選擇，就象在所有的西方國家裡一樣。
對有教養的西方人來說，蘇聯青年的信仰也許是無情的，可是對于信仰，他們除此之外還能提出什麼異議呢？這些青年人确實在建立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個符合人們意願的世界，這世界一旦建成，它幾乎毫無疑問将使普通的蘇聯人比起革命前來要幸福得多。
這一世界，也許并不适合于有文化的西方知識分子居住，但他們也并不非得去那裡生活才行。
因而，無論從哪一個實際的角度來判斷，蘇聯青年的信仰是持之有據的，除了基于理論的種什批評之外，對這一信仰進行的譴責——說它是非人道主義的——實在是毫無道理。
在印度、中國和日本，外部的政治環境擾亂了青年知識分子的幸福，但不存在像西方國家那樣的内部障礙。
許多活動對于年輕人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如果這種活動能夠取得成功，那麼青年人便會感到幸福。
他們覺得自己在國家以及民族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有着日思夜盼的目标——雖說這種目标的實現面臨着重重困難，但并不是無法實現的；而西方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表現出玩世不恭的态度，這種态度乃是安逸和軟弱的揉合物，軟弱使人感到一切忙碌勞作都是不值得的，安逸則使這一痛苦的感受變得可以容忍。
在整個東方；大學生們能希望對公衆輿論有很大的影響，而這在西方都是不可能的。
不過，東方大學生發财的機會比西方大學生要少得多。
正因為既不軟弱又不安逸，他才成為一個改革家或革命者，而不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人，改革家或革命者的幸福有賴于公共事業，哪怕在面臨死神的時候，他或許比那些玩世不恭的人享受的幸福還多，還實在。
我記得有一個年輕的中國人，他來我校作客，并打算回去在反動勢力的區域内建立一所與我校相似的學校。
雖然這樣做的結果也許會是他的腦袋落地，但他是那般平靜和幸福，以至于我也不得不暗自稱羨。
然而，我并不是主張，隻有這些平凡的幸福才是可能的。
實際上，隻有少數人才能擁有它們，因為它們需要一種極不尋常的能力和廣博的興趣。
并不是隻有傑出的科學家才能從自己的工作中獲得樂趣，也并不是隻有大政治家才能從其鼓吹的事業中獲得愉悅。
工作的樂趣對所有具備特殊才能的人都是敞開的，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