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體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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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
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
乃曰：‘皆非良材也。
’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
’朕始悟焉。
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
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猶失之，而況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矽曰：“中書所出诏敕，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
元置中書、門下，本拟相防過誤。
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
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
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顔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
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
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
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違，而緻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
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不以為患。
後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
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也。
”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矽曰：“近代君臣治國，多劣于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
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複非經術之士。
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治緻太平。
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
”太宗深然其言。
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
诏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
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谏诤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寝默。
”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複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
”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
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于物。
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于理。
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
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于事穩便，方可奏行。
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
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若诏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
病人覺愈，彌須将護，若有觸犯，必至殒命。
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
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
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輩，既義均一體。
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隐。
傥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
”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敝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于滅亡。
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
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甯，便不存意。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
”魏征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
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深履薄，國家曆數，自然靈長。
臣又聞古語雲：‘君，舟也；人，水也。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雲：‘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逄，漢誅晁錯，未嘗不廢書歎息。
公等但能正詞直谏，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顔忤旨，妄有誅責。
朕比來臨朝斷決，亦有乖于律令者。
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
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
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
公等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朕為公等思龍逄、晁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哉！” 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魏征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緻化。
”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
然則亂後易教，猶饑人易食也。
”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
大亂之後，将求緻化，甯可造次而望
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
乃曰：‘皆非良材也。
’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
’朕始悟焉。
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
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猶失之，而況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矽曰：“中書所出诏敕，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
元置中書、門下，本拟相防過誤。
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
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
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顔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
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
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
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違，而緻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
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不以為患。
後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
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也。
”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矽曰：“近代君臣治國，多劣于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
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複非經術之士。
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治緻太平。
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
”太宗深然其言。
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
诏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
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谏诤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寝默。
”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複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
”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
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于物。
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于理。
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
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于事穩便，方可奏行。
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
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若诏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
病人覺愈，彌須将護，若有觸犯，必至殒命。
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
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
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輩，既義均一體。
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隐。
傥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
”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敝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于滅亡。
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
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甯，便不存意。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
”魏征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
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深履薄，國家曆數，自然靈長。
臣又聞古語雲：‘君，舟也；人，水也。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雲：‘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逄，漢誅晁錯，未嘗不廢書歎息。
公等但能正詞直谏，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顔忤旨，妄有誅責。
朕比來臨朝斷決，亦有乖于律令者。
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
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
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
公等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朕為公等思龍逄、晁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哉！” 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魏征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緻化。
”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
然則亂後易教，猶饑人易食也。
”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
大亂之後，将求緻化，甯可造次而望